5月13日的工潮骚乱已经暂告一段落，越南公安部门紧急出动，已抓捕千余涉案人员。在这场以反中为开始，却以工潮骚动为结束的事件中。台企与当地劳工的纠纷固然值得注意。但越共“可控民主”、“大胆社会主义”构建过程中的功利与现实也是不容忽视的，越南改革派和反体制人士的行动开始动摇越共基础，越南当局“民族独立就是民主”的模糊定位让惯于玩弄“可控民主”的河内当局陷入落败困境。
5月13日后，越南南方发生骚乱，数万民众游行期间洗劫了当地工业地带
目前，骚乱已席卷了湄公河三角洲工业地带，越南当局大为紧张，在最初的混乱后，越方军警紧急出动，以每天收押数百人的速度抓捕参与打砸抢烧的暴民。尽管越南当局为此前针对西沙的示威行动大开绿灯，但面对骚乱波及数百台企的恶果，越南总理不仅在15日专门出面加以指责，更对18日的“大游行”严加管束，只准抗议人士于指定区域发表诉求。
越方指出，越南民众“掀起反对中国钻井平台的声潮”，“表达爱国热情”是完全正当的，但当“打砸企业工厂以及外商工厂、妨害公务”等行为出现后，这就成了“影响社会公共秩序稳定和正常生产生活，违反党和国家的对外政策”的非法行动，惯于驭众的越共也开始面临“螳螂捕蝉，黄雀在后”的局面，其“可控民主”的意图也已落空。
弱王政治 越南自乱阵脚
越共自身的组织结构有着强烈的“弱王政治”的特征。此前，越共即以总书记、国家主席、总理的“三驾马车”结构而著称。越共“十大”以来，国会的作用得到了加强，逐渐甩掉“橡皮图章”的帽子，国会主席也成为拥有实权的人物，越南权力构架变为“四驾马车”。近年来，越南“祖国阵线”的地位和作用竟也明显得到提升，这一类似中国“政协”的组织吸收了大量社会上“有活力”的组织和个人参与，伴随着2013年7月越南副总理出任该组织中央委员会主席，河内的主席台前已经有“四驾半马车”并驾齐驱，越共互相制衡的集体领导体制也由此变得人多嘴杂。对于越南的这一状况，越南学者指出，越共不像中共那样每代领导都有核心，总书记也不担任国家主席，其原因无非是当代并无一位领导人“德才兼备”可与该国“国父”胡志明相比。在当前的和平时代，越南领导人的能力只能以“智慧”来决定。因此，各级领导在各自周围就聚集了一批智囊，越南知识分子因此表现尤其活跃，一种寻求“多元化”的思潮也由此从智囊团队波及到高层领导人，这种“大胆社会主义”也多少显出了些暴虎冯河的愚勇。此前，《纽约时报》就指出，一名胡志明市出身的越共老党员与总理顾问竟公开发声“谴责政府”，自称“不再信奉共产主义”，批评当局专政“暴政”的专著也大行其道。
事实上，越南虽然国名中有“社会主义”四字，但越方的隐忍善变及其功利和现实已经使其与初衷颇有距离。越南的“民主”概念更与国际标准大异其趣。越南社科院资深学者莫堂指出，越南的民主概念与西方不同：西方认为分散社会权力才是民主，越南则认为要集中力量搞建设才是民主。
胡志明也称“民主是发展的支柱”。为此，越南当局才团结各种力量、成立各种社会组织，只为“集中力量搞建设”。
河内认为，只要“赞成民族独立和国家主权，什么组织都可以成立”，“民族独立”已然成了是各社会组织的最高目标，任何国家如“破坏越南的民族独立”，则各方都要反对。从这点看去，“民族独立”已经成了越南民主的唯一标准，只要满足这一标准，任何组织都可以在越南合理存在下去。
为求独立而求同存异的方针是小国为寻求生存而选择的合理手段，但越共在具体操作上已显得不加畛域，这一体现莫过于在南方的社会主义改造并未彻底展开之际，越共已无条件的欢迎包括美国越侨在内的海外越南团体回国活动，胡志明市等原南越核心区域的离心倾向和“百花齐放”的局面也便在情理之中。当越共引导民意，尝试化民怨民愤为“民主”时，玩火自焚的可能性即已存在。
河内当局也并非无能之辈，越共认为自己在民主建设期间颇有“偏离社会主义方向”的失误，在意识形态上的混乱也容易带来“和平演变”的结果，这些也都属于越共的“四大危机”，他们于意识形态上的威胁其实是极为敏感的，早在2011年时，河内就对当时爆发的南海反中游行示威大为警惕，越通社也曾为此发表社论，强调事态正在发生变化。越共当局从2011年开始更专门抓捕大批以“批评中国”著称的博主和反体制活动人士。北京与越南共同计划的“两廊一圈”方案自2004年以来却基本未受阻碍。
黄雀在后 河内暗潮汹涌
但是，由于2008年后的经济大范围衰退，加之越南企业在2013年更遭遇惨重亏损，数额达206兆3,310亿越南盾之巨（约合10亿美元），河内正面对日益增长的民怨。当越南当局试图在经济与民生间取得平衡时，越共在领导人的更新换代之际也出现分裂，这一冲突在享有绝对威望的武元甲大将逝世后已被彻底推上台前。更显得火药味十足。以往各派人士在“武功贯国史，文德贯人心”的“文哥”武元甲面前还不敢轻易撕破脸皮，但“文哥”已死，越共各派也便没了忌惮。高层矛盾、经济矛盾和社会思想的混乱已经预示了越共控制力的减弱。当下，越共党内两派针锋相对，一派是传统势力，希望延续越南的社会主义指导原则和越共的统治，这一派以国会主席阮富仲等人为代表，另一派则呼吁体制多元化，并接纳资本主义理念，现任总理阮晋勇与其中很多人关系相当密切。两人早在2012年就因国企贪污及银行管理不善发生过激烈冲突，曾被视为“经济沙皇”的阮晋勇几乎要被逼向阮富仲摊牌，越共党媒《人民报》也曾借“笔误”发难，称“如果总理做错事，一样要接受党的处分”。
在经济分析人士担心越南在7月可能爆发经济危机之际，阮晋勇政府借南海危机引导民意，让大众不至于对经济失败注目过多的可能性就已呈现。此前，利用民族主义思潮借南海说事在越南已成体系，越南政界及其智库幕僚对此自是清楚。尽管其中存在部分反体制因素，但越共自恃已经在城市对其管制多年，因此便在媒体等领域提前展开大规模行动，自5月7日以来就先行报道中越海上交锋。5月11日的示威更有类似意味。越共仍以为自己可以轻易掌控民众行动。
危机中的越南当局显然已经显得力不从心，越共在该国反体制人士面前已然陷入了一种黄雀在后的局面，越南经济部门高官就强调，此案“背后有一些挑动的坏势力”，很多工人更遭到蒙蔽。越方向台湾当局解释时也称有“不肖份子潜入，带头冲进外商工厂，打砸抢烧厂房”。本以为对此尽在掌握的当局在流亡南越党人面前很快落了下风，他们不得不承认“政府应变不及”。在河内尚不能彻底收拾南方的民变之际，又有异见人士计划在5月18日准备大游行，其诉求更明确的落在了“南海”上，越方对此不得不继续对类似“民意”严加打压，强令示威不得越界。越军警更将“强势介入”，防止活动人士串连。
1986年由阮文灵主导学习中国的“革新开放”以来，越共在21世纪终于进入了由传统社会进入现代社会的转型期。350万越共党员正遭遇质问，有声音认为他们似乎难以代表9,000万越南国民的意志。越南政治行为的功利性也让河内的“民主化”进程充满波折。很显然，进入改革深水区的越南政府仍希望利用传统手段转移危机，以便更好的维持当下体制。可是，越南反体制人士自1976年后“勿忘在莒”的心态无疑让河内心存不安。越南转型期高层、经济和社会思想的混乱更造成了一种暗潮汹涌的危局。中南半岛的动荡也已于南海的一侧逐渐辐射开来。这一危笃现状对于试图打造“睦邻外交”，重构国际关系管理体系的北京习近平当局而言，更已显得不可不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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