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新一届政府上台开始，中国城镇化轰轰烈烈地进行了两年，并直面了城镇化进程中的两大拦路虎：僵化的户籍制度和土地改革，也算是城镇化破冰之举动了。
中国城镇化过去走了不少弯路，片面理解成了只是大规模城市扩张，而无视城镇化过程中所需要的经济带动和附加力，导致了中国经济出现了一系列负面效应。比如，产能过剩，环境污染，以及由此带来的社会问题等等。鉴于此，中国国家总理李克强去年伊始就提出了以人为本的城镇化发展道路，也算是为中国城镇化正名。
中国城镇化以人为本最重要的是解决农民安身立命问题，也就是最通俗的就业问题。
在城镇化过程中，将产生很多农民工，他们由于城镇化的快速发展，而需求旺盛，甚至出现了供不应求的局面，也出现了农民工工资连番上涨的现象，这在经济学上被解释为刘易斯拐点在中国已显现。
5月12日，国家统计局发布的《2013年全国农民工监测调查报告》(下称《报告》)显示，2013年，1980年及以后出生的新生代农民工超过1.25亿人，占农民工总量的46.6%，其中87%以上的人没有从事过任何农业生产劳动，初次外出平均年龄仅为21.7岁。再考虑到一个人义务教育或高中教育结束时一般为16岁、19岁，意味着这些进城的新生代农民工，除了户籍是农业的以外，基本上和农业毫无关系。这还不是最重要的，更应该引起重视的是，城市里光农民工就有2.67亿，新生代农民工的数量比当年的国企员工还多，而且农民工的主要就业领域是制造业和建筑业，两者吸纳了61.4%的农民工，经济周期所带来的失业人口数量可能远高于当年的国企下岗职工。
在城镇化过程中，中国政府一开始就太过强调城镇化能带来多少投资，多少收益，能拉动多少GDP，而对城镇化过程中由转型升级带来的经济缓冲以及人们心理落差关注相应很少，当然，这也与当前中国特殊国情有关，当前，中国官员考核机制仍未从根本上得到改变，虽然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多次在重要场合提出不以GDP论英雄，但多年来形成的惯性还是让公司化运营的地方政府处于竞争状态，究其因，是因为并没有优于GDP增长数字更能直观反映中国官员的政绩的评价机制。
但严峻的现实让中国官员评价机制不得不面临转型，中国一些地区也在尝试采取用环境污染大小、生态环境保护力度、以及民意满意程度来考核官员政绩，这其实也是倒逼中国经济结构转型。中国经济结构转型不仅带来中国官场整个气候的变化，同时，也需要中国高层对经济结构带来的连带影响也应有充分的认识和心理准备。中国城镇化，其实是受到冲击是最大的，中国经济转型，其中最值得一提的则是中国将由过去粗放型的投资拉动经济转变为集约型以消费拉动经济的模式，在这一转变过程中，大量由农村转移到城市的农民，包括上文提到的城市化过程中所需的农民工的再就业将会受到极大挑战，不仅是上文提到的城市化过程结束后这些人面临着大规模的失业，而更令人担忧的则是，这些人如何适应中国经济转型的大潮，如何不被拍死在沙滩上。城镇化将会使大规模农民进程，有学者建议将这些农民就业多集中在劳动密集型企业，比如工厂以及低端服务业，比如餐饮，这些看起来是可行的，但不要忘了，中国转型升级在发展，以前大规模手工密集型的工业已开始逐步被淘汰，这是历史趋势。也是历史发展潮流，对比以往历史可以发现的，中国上世纪80年代，对一个人的学识要求不是很高，初中毕业甚至小学毕业已经足够了，因为大多数工作都很简单，根本用不着高学历人才，反观现在呢，虽然，还有很多地方不需要高学历人才，但起点都相应提高，高中甚至大专才是应聘的起点，这也不能说是某些企业附庸风雅，而是实实在在的需要受过一定程度教育的人才，而这一情况，让那些进城的农民以及农民工该如何适应才是问题的关键，包括如何真正树立起“十年树木百年树人”的紧迫意识，创办职业技术学校，培训农民工基本技能，并多地实行继续教育等学校，让全民对提高知识有清醒的认识。
因为，中国城镇化过程具有不可逆性，揭开了的盖子不可能原封不动地再次合上，目前，中国各地都有大规模拆迁进程的运动，这不仅造成原汁原味的农村即将消失，也造成农民几千年以来赖以生存以及情感寄托的土地将不再受农民支配，而最终结果将导致，农民进程后，如果不适应城市发展 ，连返回的最后收容地都没有，而这一情感流失将是农民在城镇化过程中最真切的痛。所以，重视失地农民的失业问题不仅仅是经济问题，也是影响民心的社会问题。
另外，美国发展只有一条路，那就是靠技术创新，所以美国拥有世界上最先进的技术，也拥有世界上最多的知识产权，而中国一直利用两条腿走路，一是因为中国和其他国家还有差距，有差距就说明还有发展空间，也就是靠改革，另一方面则依靠的是改变二元经济结构等户籍制度的羁绊。但归根结底，中国还是将要回到技术创新这条路上来。这是历史的趋势，也是历史的必然。
评论 (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