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60后政治明星胡春华主政的“实验田”广东省出台新规，党政内部禁用“老板”“老大”等称呼。党媒《人民日报》继而跟进称，干部队伍出现称呼庸俗化现象，对“同志”的称呼“叫不出口”，难以启齿。分析人士指出，此番官方对官场称呼的注意，并非临时起议，而是与反腐、整风等行动的目标相一致，是中共整党和保持执政团队纯洁性的既定议程。“保持党的纯洁性”由前中共总书记胡锦涛首次提出，与其他很多未行或未竟的治国理念一道，被其继任者习近平所继承、拓展和实施。
“同志”一词本有“志同道合”之意，在中国古代和近代社会中都有其正面意义。执政的国民党与后来的共产党都将“同志”定为内部标准称谓，冀望以此破除保持内部平等和民主，提升凝聚力和战斗力。而此次官方剑指官场内不良称谓，其实不仅是针对党内体制内生态，也可视为是对党内外，甚至是针对整个社会的一种“纯洁性”运动。
“同志”难启齿 曾是国共（中共）标准称谓
此次对体制内部称呼的规整首先出现于胡春华治下的广东省，其省级纪委要求党政机关工作人员之间一律不准使用“老板”“老大”“兄弟”“哥们”等庸俗称呼。这一举措迅速得到中央的认可和推广。第一党媒《人民日报》呼唤已被异化的“同志”之称，但又不无担忧地表示，不仅下级对上级喊同志“叫不出口”，就连上级以下级也时常难以启齿。
“同志”在中国古代指志同道合之人，是朋友之间的敬称。在近代中国，该词与西方泊来的“平等”“民主”等现代理念相契合而被赋予新意，成为革命者之间的标准称谓。孙中山时期的国民党以及后来执政的中共都形成了这一传统。如孙中山死前留下“革命尚未成功，同志仍需努力”的遗言，中共党内对领袖人物毛泽东及普通党员也都以“同志”相称。
时人普遍认为，“同志”一词代表了一种平等和民主意识，是整个等级制度森严的社会向现代化转型的一个细节和缩影。对于党组织来说，这种内部平等显然比传统的权威制更能激发成员的积极性，形成向心力和战斗力。然而时移事易，改革开放后，“同志”在社会话语体系演变中逐渐代指特定群体----同性恋者，其轨迹与“小姐”等字词类似。这种寓义在社会话语体系中成为共识后，也渗透和影响到体制内话语体系。官员之间避讳该词并以其他称谓代替之也就有其合理性了。
《人民日报》文章强调，称呼庸俗化源于一些地方和单位的党内生活民主氛围不强，归根到底是干部队伍作风不正使然。最关键是，如何解决好党内平等问题，如何让称呼去掉背后的等级思想。因此可以认为，此次官方对官场称呼自下而上、先地方探索后中央认可最后全国推广的习惯性操作，其实是中共党建，更准确地说是整风运动的一部分。分析人士指出，摒除官场话语体系中“老板”“哥们”等庸俗称谓，还原“同志”本义，与时下中共正在进行的反腐、整风行动的目标相一致，即“保持党的纯洁性”。也就是说，变革党内称谓其实也是中共高层为达到纯洁性而采取的既定步骤。可以预料，在此次地方探索和党报肯定及推广之后，很快将出台跟进措施。
由内而外 习近平的“纯洁性”社会运动
“纯洁性”相关理论最早由胡锦涛提出，稍后得到官方不遗余力地支持和推广，但是长期的理论酝酿并没有马上转化为具体实践。胡锦涛继任者习近平在上位之前也曾多次响应胡锦涛的“纯洁性”理论，并对其展开了较为全方位的拓展，以致使其成为习近平上台前的“主打品牌”。
习近平在2012年3月中央党校春季学期开学典礼上，在6月28日全国创先争优表彰大会上，先后两次对“纯洁性”作为定义，并划分出政治、思想、组织、作风、理论和制度等方面“保持党的纯洁性”。
作为中共红色后代，成长于中共执政期间的习近平，被认为具有较为明显的理想主义特质，或是说“原教旨主义”情结，钟意于中共红色传统和基因纯洁性也有其必然性和合理性。事实上，习近平执政一年半的整党举措也大体上都没有脱离这些任前规划，甚至可以认为，中共反腐、整风，以及对政治思想理论领域的整顿，很大程度上都来源于其任前对“保持党的纯洁性”的规划。
有分析指出，不论是胡锦涛的“纯洁性”理论，还是任前习近平的继承和拓展，其范围都局限在执政党内部。而在习近平成为中国最高领导人后，被纯洁的外延似乎由党内扩展至党外。2013年4月始的抵制“宪政”和普世价值，网络舆论整肃，反腐延烧商界，扫黄打黑等行动，虽然仍带有一定的政治属性，但更应认为是对体制外社会层面的整顿，或许正是其提出的社会管理的一部分。
必须承认，虽然体制内外存在较明显的边界，但两者共性更大于差异性，其实仍是一个整体。中共高层所反对的腐败和“四风”：形式主义、官僚主义、享乐主义、奢靡之风，在社会中也同样存在；官场等级森严，抱团非法牟利，甚至欺压民间，而后者相应产生了日益强烈的反抗意识和暴戾之气；官员包养情妇成风，民间则嫖娼成性。因此有批判者称，人们不是恨贪官，而是恨贪污的人不是自己。
中共立命为中国各方面的领导者，除了对中共自身，对中国社会和文化的健康和纯洁也都有了责任和义务。据此，中共高层在进行官场整顿的同时，开展一场对社会层面的整顿也具有了某种必然性。其实，早在中共执政之前，当时执政的国民党也曾于1934年至1949年发起一场国民教育运动，虽然缺点明显且争议者众，但对社会发展所起到的正面促进作用仍然不容否认。需要注意的一个问题是，当前中国社会问题的一个重要根源在于政治权力的集中和对其他领域的过多干预，因此才有了十八大确定的行政放权方针。而此次对社会等领域的“纯洁性”行动，其实是遵循和强化了政治权力对其他领域管控的路径，基层执行部门操作的保守粗暴，容易对社会活跃度造成较大的杀伤。执政党对官民两边的整顿都有其必要性，但与易于控制的执政团队不同，对民间社会的操作需要采取更为灵活和柔性的手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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