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湾铭传大学公共事务学系教授杨开煌认为，“一国两制”政策，迄今分别运作了17、15年，证实了“一国两制”已经不是当初的一个权宜之计的办法。他称，“一国两制”作为中国新制度，绝不可能立足于单向的忍让，和朝贡式的协助，港、澳地区必需主动积极地，扮演“两制”回馈“一国”的可能性和途径。
第三届“一国两制”理论与实践研讨会5月19日于香港召开。此次活动由中国和平统一促进会主办，在下午的专家论坛上，台湾铭传大学公共事务学系教授杨开煌发表主题演讲称，给予“一国两制”以定位，并进行了评价，探讨了“一国两制”所具备的精神，以及港澳各方需做出的努力。
杨开煌认为，客观而言“一国两制”作为一种“办法”，可以说是“成功”的，迄今为止，甚或是一种“政策”层次来看，“一国两制”政策，迄今分别运作了17、15年，证实了“一国两制”已经不是当初的一个权宜之计的办法，当今港澳的发展，强过回归之前，尤其是澳门的成长速度，超过香港，成就非凡，而且仍将有其生命力；特别是我们把讨论问题的基础，严谨地摆在“一国两制”文本的原意之上：即以承认“一国两制”是以“一国”为起点，在“一国”之内才能“两制”并存的问题，绝不是“两制”并存于“一国”之上，只要不离开此一基础，则作为一项“政策”，无论在香港或澳门都是成功的。
杨开煌表示，“一国两制”的构想，基本上仍是现行国家学说为基础，但是增加了国家理事的难度，因为在“一国一制”的制度下，国家只须执行一套标准，而在“一国两制”制度下，国家针对不同地区必须有不同的管理方式；再则在“一国一制”的制度下，基本上国家要处理好中央与地方以及国家与社会的关系，但在“一国两制”制度下，国家除上述的两套关系之外，还多增加不同制度间的地方与地方，以及不同制度间的社会与社会的关系；三则在不同制度下政府与人民的关系，也是如何“社会公正”的处理问题。所以“一国两制”的精神可能是中共所归纳的“一个中国，两制并存，高度自治，和平谈判”，但是探讨“一国两制”的特色，则包括了：制度包容、制度借鉴、制度公平。
杨开煌指出，“制度包容”当然是指资本主义制度与社会主义制度两种制变，此二者原本是要相互消灭的意识形态，五十年代的苏共曾提出“和平共存”，这是消极的不消灭对方，然而邓小平的“一国两制”则是积极的接纳，而且付于法律的位阶，所以包容对方。“制度借鉴”在中国大陆发展的过程中，我们看到社会主义不断地从资本主义的制度中，借镜在资本主义国家行之有效的办法、政策，来加速自己的发展和进步，将此种向外国取经的作为，不论取经与外完全是以我为主，为我所用的借镜，“一国两制”则是将取经的对象，内移到而一国之中而已，则更具有直接互补性，便利性的作用。“制度公平”公平、正义不是抽象的、空想的顾望，而是依附在历史、文化的脉络之中，换言之，只有在相同、相似的历史、文化的脉络之中，才能以“一国一制”去体现其“公平、正义，“一国两制”的公平、正义正是体认在不同历史、文化的脉络之下的“公平、正义”，有些类似中国传统对边境民族的治理，采取“因俗而治”、“因民而治”的辨法，就是体现其公平、正义。 杨开煌表示，上述的特点也不是突然生发的，而是在中国的行政文化中内生的特点，对行政的运作一向都有“大德不踰矩，小德出入可也”的传统，所以在同一个大方向下，包容差异性是正常的，随着中国政治环境的改变，其政策或制度也必然因势调整，但注重以人为本中国传统行政文化的人本思想，则是不变的原则，至少执政者的主观认知上，这是不变的追求，这就是中国行政文化的大方向。
杨开煌认为，“一国两制”具有十分丰厚的中国行政文化的内涵和传统，它不是一个权宜之计，试验性质的政策，如果北京和港澳之间，可以秉持这样的传统，共同努力，使之成为现代国家新型的治理模式，则有可以成马主权国家解决其境内地方独立，民族不和，教派恶斗等高度分歧问题，和平解决的一种尝试。
杨开煌就港澳在“一国两制”制度化中应有的努力展开了论述：第一在心态上，应该立足于对殖民化时期的反思，以建立港、澳自主性：从哲学的角度来看，没有绝对的“自主性”，换言之，只有相对的自主性，从政治学的角度来，国家具有特定的、自在自为地存在，相对与国家内部的任何法人或自然人都更具有自主性，任何地方政府的自主不会超过国家，更不可能超过国家。这是十分清楚的，我们港、澳回归之后，在“一国两制”的安排，原本就应该拥有较多的自主性，然而由于在中国大陆的统治方式中并没有类似的经验，所以港、澳自主性的内容、范围究竟为何，中央和港、澳之间仍在试探，而港、澳在争取自主性时，必需在心态上先有清楚地国家意识，是在国家意识下追求自己的自主性，有了国家意识才有可能反思英帝国殖民时期，统治手段的非民主性，反思英国殖民教育错误，以及英国对香港剥削和榨取，而港、澳精英在争取自主性如果能时时把对英国殖民统治的压迫藏之于心，把当今国家意识摆在首位，则必然可以争取到合理的自主性。
第二在立场上，应该立足参与中国现代化的立场，逐步去参与内地事务，例如内地的“反腐肃贪”的工作，香港就可以提供很实用的经验，又如在全国援疆，援藏的工作上，港、澳都可以以自己的优势去协助新疆和西藏，当然这里不是要港、澳也去投资当地的基本建设，而是可以利用大学的优势，提供奖助学金给当地少数民族精英学子，到港、澳的大学受教育，以便使之有机会体验外在世界，感受全球化的冲击，才有可能让少数民族精英学子理解全球化的浪潮，从而决定自己民族的发展道路，总之，港、澳地区应该透过参与中国梦的构筑，在“一国两制”的实践过程中，体现自己在中国现代化的存在，突出自己在中国现代化的价值；才能促使“一国两制”作为制度的意义。
总之，“一国两制”作为中国新制度，绝不可能立足于单向的忍让，和朝贡式的协助，港、澳地区必需主动积极地，扮演“两制”回馈“一国”的可能性和途径；“一国两制”作为中国新制度其危机不在2047年之前，而在2047年之后可以存在多久。而2047之后“一国两制”存废的真正因素，就取决于港、澳地区作为资本主义的存在，是如何可以补充社会主义国家的需求。 最后，杨开煌总结称，制度之所以可以成为国家的软实力，是因为它成功地成为解决人类某些问题的规范，甚至深入人心成为人们心中的价值，“一国两制”从提出以来，台湾就理解它是具有解决复杂的、对立的议题的一种有效思考，因而一开始就加以拒绝，而且视为北京的统战之阴谋。是一种策略，然而由于港澳的“一国两制”政策的成功，促使我们思考其成为制度的可能性。它的成功有可能挑战“一国一制”的唯一国家典范的西方普世性，当然是西方国家所不乐见的新生事务，因而利用港、澳，尤其运用香港从中作梗，这是既值得警惕，又是十分平常之事，关键仍在内因。尤其是港、澳精英能否对殖民时代的“政绩”进行反思，反而定现阶段“一国两制”是否成为制度的重要内因。
评论 (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