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9年6月3日晚至6月4日清晨，解放军冲进天安门广场，镇压示威者，并朝很多人开枪，确切的死亡人数至今成谜。这篇原名为《我的六四记录》的文章刊发于纵览中国网站，是由美国合众国际社驻北京记者塞维特（Savitt）所写，他将自己的所见所闻详细地记录下来：横行的坦克车、被射杀的人群、满是伤员的医院以及6月4日凌晨葬身街头的尸体……这些细节令我们能够更加全面地了解“六四”当晚发生人间惨剧。（原文为中英对照，本文略去英文部分。）
1989年6月3日，星期六，晚8：00。外边天还亮着。我已经有48小时没合眼了。我感觉自己进入了慢动作状态。我只想躺下来。可我知道我得继续工作。合众国际社（UPI）办公室的电话铃响了。UPI分社社长Schweisberg接起电话大喊：“Savitt，你女朋友的。”Dede和美国大使夫人包柏漪正在哥伦比亚广播公司（CBS）总部，它设在北京西北的学院区香格里拉饭店的10楼，办公室占了整整一层。
“喂！喂！嘿！嘿！”我用中文咕哝着电话问候，想用幽默让心情轻松些。“别开玩笑，”Dede说，“你马上到长安街西头去。部队和坦克已经出动了。他们接到命令要在凌晨前对天安门广场清场。”“X！（粗话）”“谢谢你帮忙，”我补充了一句，挂电话时听见她说“小心点儿”。我抓起相机包和头盔，把砖头大小的手机塞进我爸的旧军装口袋里，平时我穿它是为图个吉利。我喊了一声：“部队出动了。我去西边儿了。”“手机开着，”冲出门时Schweisberg对我说。
我跳上摩托车，踩着了油门，冲出外交公寓。城西头离这里有10公里（6.2英里）。街上没车时，我用15分钟就能骑到。可现在街上全是人。为了阻挡部队进城，他们把水泥隔离墩都挪到了马路中间。汽车是根本开不过去的。其他记者要想到前线去会很艰难。每个路口的大喇叭都在不停地重复着戒严令的紧急通告：“全体市民们，请你们不要上街去，不要到天安门广场去。凡不听劝告的，将无法保证其安全，一切后果完全由自己负责。戒严部队、公安干警和武警部队有权采取一切手段强行处置。”
我转到自行车道，在往天安门方向走去的人群中穿梭。广场上挤满了人。我还真不知道反抗活动可以这么富有节日气氛。人们面带微笑，笑谈着对未来的希望。从他们的目光里，我看到他们下定了决心，要通宵占领这个城市心脏。天安门城楼上高悬的毛主席像在我身旁掠过。离开广场时，街上的人少了下来。我又上了主车道，开始加速。一个个路标被我甩在身后：人大会堂西路、新华门、六部口、西单、民族宫、复兴门、木樨地—这儿有一栋部长楼，共产党总书记的政治秘书鲍彤一家就住在这楼里。我终于到达了公主坟。从这里上三环往南走就是兵营，部队和坦克都驻扎在那儿。
我花了一个多小时才到达公主坟。太阳下山了，天完全黑了下来。环岛草地上坐满了人，他们围成圈。几个人在人群中走来走去搜集信息，猜测政府下一步会采取什么行动。跟广场上的节日气氛不同的是，这群人显得非常紧张。手机震动了。我接起来，是Dede打来的。“你在哪儿？”“公主坟。” “部队和坦克正在往你的方向进发。”“谢啦，”说完我就把电话塞进了口袋。
这次，包柏漪夫人和Dede的情报再次准确无误。我骑上摩托往南走，为了不被发现，我灭了灯。就在这时，隆隆声越来越响。我来到高处，看见一排坦克、装甲车还有几千名端着刺刀冲锋枪的士兵朝我的方向行进。我这辈子都没见过这么吓人的场面。我掉转车头，加速朝路口骑去。“大兵来啦！”我拼命高喊。
我把车藏到矮树丛下。头盔还戴在脑袋上。我用大手帕把嘴和鼻子都捂上，只露出眼睛，没人能看出我是外国人。突然，身穿黑制服、手拿盾牌、带着头盔的防暴警察从四面八方冲进圆形地带。人们跑了起来。我听到木棍打到头盖骨的噗噗声。“法西斯！”“狗！”“畜牲！”旁观的人高喊着。这时，人们开始反击。年轻人把地砖砸碎，朝士兵扔去。
一名防暴士兵被困在铁栏杆上。人们往他身上扔砖头和石头，他倒在了地上。我跑过去想帮他，可他被层层包围，他们快要把他打死了。这时，我清清楚楚地听见机枪声，“啪、啪、啪”一连三发子弹，说明这是半自动步枪。红红绿绿的曳光弹划过夜空，有着一种诡异的美。这不由让我想起美国国歌“星条旗永不落”里的歌词：“烈火熊熊，炮声隆隆。”
突然，我身旁一名男子打着转，倒在了地上。他的背心上一大片红渍。“他们用的是橡皮子弹？”我问身边跑过去的一个男人。“橡皮子弹？！ 别逗了！真枪实弹！”他说的没错。他们都受过军训，对这些武器门儿清。曳光弹从头顶落入人群，周围的人纷纷倒下。高速步枪子弹从耳边呼啸而过，催泪瓦斯弹在身旁爆开来，我倒在地上，眼睛烧灼般疼痛，眼泪直流。我瘫痪地躺在便道上，大口喘着气。几分钟后，我恢复了视力，看到坦克和部队已经向下一个路口木樨地进发了。
晚上10点钟后，我打电话报告第一个确定的死者。子弹的呼啸声大得连我都听不见自己的说话声了。“大卫，”我听见老板的声音，跟他说，“他们在朝人群开枪，一个男的已经死了。”“你怎么知道他死了？”“他的脑浆溅了一地！”电话断了。一个和我年纪相仿的人朝我一瘸一拐地走来。他的大腿中了枪，裤子都被血渗透了。我跟他说我带他去复兴医院，它就在木樨地附近。
我把摩托从矮树丛中拉出，帮他跨上座位。他靠在我身上，我能感觉到他的血渗到我的衣服上。我在自行车道上快速出发。在离我们不到20米的路旁，坦克和部队在行进，朝他们前面的人群射击。如果他们把枪口调到侧面，我们俩肯定会被打死。一路上，自行车和平板车都在运送着伤员。我快速来到医院门口，放下摩托车支架，扶着伤者走了进去。这里的场面让我震惊。
门口的走廊里挤满了被子弹打中的伤员。多数人还在等候治疗。有的挂着点滴，四、五个人的身上覆盖着有血迹的白单子，他们显然已经断气了。“救命！”我大叫起来。一位戴着口罩的护士跑过来，跟我一起把伤者放到地上。“他需要治疗！”我大声喊着。“现在没人。医生全都在给受伤最重的做手术。一下子这么多受伤的，我们对付不过来。”
我受过野外生存训练，知道大面积受伤的人最怕失血。如果不赶紧输血，伤者会因失血过多而死去。这就是眼下正在发生的事情。这家医院血源不足，没办法给这么多人供血。“有多少受伤的？”我问护士。手术室都满了，太平间也满了。这里的死伤人数起码有几十个。我从躺在入口处的那些身体中走出来。血腥的气味和伤口的恶臭令人作呕。我在这儿帮不上忙。应该到外面去报道。
我跑出去，跳上摩托，跟在坦克后面，上了路。在公主坟目睹的大屠杀在木樨地重演。防暴部队想打开一条路，市民们向他们投掷石块、砖头、瓶子、燃烧弹。士兵再次向市民开火，周围的人纷纷倒下，在地上流着血。一群人正在运送一名受伤的女孩。我朝他们喊： “赶快把她送医院，要不她就死了。”长安街一路上，悲惨的场面不断出现。成千上万愤怒的市民涌向街头，自发地集结在每个路口，抗议军队袭击城市。士兵因无法用催泪弹和棍棒驱赶人群，他们就一路开枪，杀出一条路，每个十字路口都有起码几十人倒下。
从复兴门、民族宫、西单，到六部口、新华门和人大会堂西路，令人毛骨悚然的场面一直在持续。一路上，我只能在便道上骑车，离部队远点儿，尽量把眼前发生的一切用相机拍下来。Robert Capa是位有名的新闻摄影师。他曾说过：“照片拍得不好，是因为距离不够近。”
没错。可如果我离得太近，紧张的士兵会朝我开枪的。紧张让我感觉灵敏。我把眼前的一切都铭刻在脑海里。好几次，我都和距离20米以内的士兵对视。好几次，他们都用步枪指着我。可不知为何，他们并未开枪。他们一心一意要到达广场，别的对他们大概没那么重要。
坦克和部队于午夜时分到达广场。他们列成扇形，把占地10英亩的广场包围起来。士兵们排列成行，显然是在等待最后进攻的命令。待警戒线缩小时，成千上万的学生和市民就会被困在广场上。要想加入他们的队伍，这是我最后的机会。我冲到坦克前面，驶入广场东南角的正义路。这是过去的使馆区。我曾在附近住过几年，也常去周围的朋友家串门，对这一带的街道了如指掌。关上车灯，我骑进了漆黑的胡同。把车放在一个过后能找到的阴暗角落后，就在坦克封场之前赶回了广场。
广场上大喇叭里反复播送着紧急通告：“全体市民们：首都今晚发生了严重的反革命暴乱。暴徒们猖狂攻击解放军指战员，抢军火，烧军车，设路障，绑架解放军官兵，妄图颠覆中华人民共和国，推翻社会主义制度……凡在天安门广场的公民和学生，应立即离开，以保证戒严部队执行任务。凡不听劝告的，将无法保证其安全，一切后果完全由自己负责。”我匆忙赶到广场中心的纪念碑。几千名学生和市民还聚集在这里。
周围的人看着我好似看见了鬼。我低头一看，原来自己衣服上都是血。我把大手帕摘下来，他们就更吃惊了，原来还是个老外！“怎么回事儿？”他们问。“怎么回事儿？你们真不知道？他们见人就开枪！”广场的学生们完全不知道广场外边发生的事情。他们从我这里第一次听到这悲惨的消息。他们围拢过来。我把自己目睹的一切跟他们说了一遍。他们开始害怕起来。“他们会对我们开枪吗？”我摇摇头，没吭声。
学生们在纪念碑大理石台阶上又坐下来。看得出，他们很震惊。我也坐了下来，想好好休息一下。“民不畏死，乃何以死惧之！”一个女生哭喊着，向包围广场的坦克和士兵挥舞着拳头。这个挑战的举动给同学们鼓起了勇气。“我刚被医科大学录取。现在死可不是时候！”一名男生开起了玩笑，其他同学也笑了起来。他们的笑声让紧张的情绪有所缓解。
没见过这么让人目眩的灯光。我听见枪声，曳光弹在头顶飞过，天安门附近马路上的战斗仍在继续。
最后，北师大年轻教授刘晓波出来劝说学生，告诉他们不要在广场做无谓的牺牲。经学生允许，他去与戒严部队商谈和解。我们看着他穿过在学生和部队之间的那片无人地带，跟他们谈判。我们担心他会被枪杀、殴打或逮捕。半小时后，他回来了。条件谈成了。
戒严部队允许学生从广场东南角一次性撤出，但留下不走的将不会受到保护。学运组织者在21岁的“总司令”柴玲的带领下，讨论着他们应如何回应戒严部队的和解条件。争论异常激烈。有人主张撤离，活下来继续斗争。其他人则主张在广场占领到底。“妥协一下吧，”
柴玲建议说。“想走的就走，想留的就留。”他们一致同意，并把这一决定告诉刘晓波。刘再把这个信息转到给戒严部队。协议最终达成。部队保证在广场东南角给学生打开一条通道。至此，天安门已被占领近八个星期了。北京的警察早在一个月前就不上班了，首都的犯罪率都下降了。这种类似于纯粹共产主义的东西是我不曾期待会亲眼见过的。可它却以悲剧的形式告终。这感觉就像是理想主义的终结和纯真的死亡。
我们面对多辆坦克和大批士兵，从半夜一直坐到凌晨4点。大灯亮了，一下子照亮了广场，非常刺眼。我从
1989年6月4日，凌晨4：30。学生们手拉手，排成两列纵队，向广场东南角走去。他们围在毛主席纪念堂东边。我走在他们旁边。在学生还没有全部从纪念碑撤出时，部队就开始行动了。他们第一个目标就是矗立在广场前方、面对着毛主席像的民主之神雕塑。坦克向前开进，推倒了雕像，将它碾碎。接下来，坦克驶向立在部队和纪念碑之间的帐篷群。早些时候的景象再次重演。人们在装甲车和士兵前面乱跑，叫喊。枪声时而响起。
留在纪念碑上的学生开始播放“国际歌”，那些大喇叭是学生静坐开始时安装在广场上的。我第一次认真听它的歌词：“这是最后的斗争，团结起来到明天！”坦克把帐篷一个个推倒，从上面碾过去。如果帐篷里有人，肯定被轧死了。坦克驶向纪念碑。士兵朝大喇叭开枪，企图让歌曲停下来。子弹打碎金属，歌声仍继续了几分钟。接下来，喇叭发出嗡嗡声，歌声最终断了。天开始亮了。我跟着学生们离开广场，穿过部队留给我们的通道。坦克和部队紧跟在我们后面。
我们朝西行进，开始步行7.5英里，回到位于海淀的学院区。我们走到第一个十字路口六部口时，向北拐，走在窄窄的街上。部队从长安街转进六部口，走向我们。他们开始放催泪弹，我们都趴在了地上。就在这时，我听到可怕的轰隆隆的坦克声。我们无处躲藏。我赶紧爬到隔离墩旁，躲过了坦克。原地没动的，都被坦克车碾过。我已冒了太多的险。我跑回正义路拿我的摩托，然后加速赶上这些幸存者，继续跟他们步行回校。一名女生累得走不动了。我让她坐上我的摩托。她感激地坐了上来。
我们在我昨晚的来路上往回走，西行的长安街就像战场，马路上有烧焦的坦克、冒烟的军车、铰接式公共汽车只剩下了空壳，尸体横七竖八。整个长安街一片混乱。木樨地的景象是昨晚暴力的结果，就连高干楼前面都有死伤者。面对这悲惨的景象，人们哭着、叫骂着。“流氓政府！”一位男士的话代表了大家此时的情绪。女孩坐在我的车后，轻声地啜泣。
阴沉的天空反射出周围的凄凉景象。这时，一辆冒着烟的军车的油箱突然着火，轰隆一声爆炸了。巨大的爆炸声把我们都吓了一大跳。我们终于走到了北大校门。门口没有站岗的保安，这还是头一遭。学校医务室外面排放着死去的学生。他们是被枪杀的。有的人的身体和脑袋都不见了。十几具尸体放在冰块上。人们在小声议论，有人在哭。女孩连看都没看上一眼，她用我几乎听不见的声音向我道谢后，就回宿舍了。
时间到了下午。我的手机已经没电了。我没法打电话汇报。我决定回办公室去。我骑在环路上。跟市区马路不同的是，这里没有残骸。但坦克和部队在每个立交桥上都设了检查站。他们见我是外国人，挥了挥手让我过去。我回到UPI办公室，跌跌撞撞地进了门。副主任Mark、驻德里的主任Jonathan Landay和本地雇员都正趴在电脑前拼命地写报道。房间里香烟的烟雾缭绕。他们看到我，一个个都跳了起来。
“没你的消息，我们以为你遇上大麻烦了！”大卫说。“今天早上在广场的时候我的手机就没电了。”他们用奇怪的眼光盯着我。我低头一看，原来衣服全撕了，满身是血。“你伤着了吗？”大卫问我。“没有，这都是别人的血。”他们让我坐下来，递给我一杯茶。我一饮而尽。我已经有一天一夜没吃没喝了。可我累得都麻木了。我简单地给他们讲述了我亲眼所见的一切。原来我所见到的在整个首都都发生了。一场大屠杀已在北京发生。
根据中国红十字会统计，死亡者有两千，每个医院的死伤人数都详细列出。部队在黎明前又去了所有医院，禁止清点死伤人数，他们居然还向医护人员开枪。听到这个消息，我一下子哭了起来。但我马上振作起来，继续说下去。我已有72小时没合眼了。“我能睡个觉吗？”我问道。“睡觉去，睡觉去，”大卫说。“这儿的活儿有人干，故事才开始。”我跌跌撞撞地走在过道上，打开公寓门，连血衣都来不及脱，就一头倒在床上，沉沉地睡着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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