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官方媒体日前报道称，新疆和田、喀什、阿克苏等重点地区公安机关组织力量对“在网上传播暴恐音视频、宣传煽动‘圣战’人员”等“四类”人员进行梳理排查，并抓捕了一批犯罪嫌疑人。而在近期一系列涉疆暴恐袭击事件中，众多熟悉现代传播手段的80、90后成员，通过互联网和多媒体卡等载体观看暴恐音视频，传播宗教极端思想，学习“制爆方法”和“体能训练方式”，借助QQ群、短信、微信以及非法讲经点等交流制爆经验，宣扬“圣战”思想，密谋袭击目标等，对中国社会管控能力提出挑战，迫使当局更新社会管理思路和手段，将触角延伸至网络社会。分析人士认为，应对当前急遽演变的现实与虚拟世界的挑战，中共必须随之提升执政能力和手段的“第五个现代化”所涵盖的信息化水平，并将虚拟世界本身纳入类现实世界的法制管理之下，进而服务于国家发展大战略。
稍早前，对应美国宣布起诉5名中国解放军窃取商业机密，中国政府5月20日公布了中国国家互联网应急中心的最新数据，称135台位于美国的主机承载了563个针对我国境内网站的钓鱼页面，造成网络欺诈侵害事件约1.4万次，主要是仿冒网站，诈骗个人位置信息、个人数据信息、口令密码信息等。此类行为既有商业窃密，也有网络欺诈，致使中国网民蒙受巨大损失。
然而，实质上何止美国对中国的伤害，中国国内网络社会的快速发展便充斥了类似阴谋与欺诈，尤其是在商业领域的跑马圈地。比如早年的3721上网助手（之后的雅虎助手）曾被列为强制用户安装的十大流氓软件之首，它与当下仍存在的中文助手（由中国国家互联网信息中心开发）都曾以所谓的通用网址注册诱骗中小企业，非法搜集电脑用户信息等行为遭到警告。但中文助手因为商业利益驱使始终我行我素，中国国家互联网信息中心（China Internet Network Information Center，简称CNNIC）甚至被批评打着官方的旗号，混淆该软件与中文域名之区别，被央视曝光对.cn域名管理不善，致使色情网站可以轻而易举地更换域名。
网络虚拟世界被列为继海、陆、空、太空之后的第五大空间，它既是对现实社会的挑战也是延伸。目前，网络科技手段在中国经历多年的突飞猛进，现实世界与虚拟世界结成紧密而牢不可分的渗透。但是长久以来，网络世界几乎游离在政府监控之外，不管是国家公共内容还是公民个人信息传播的可控制性都是极其脆弱的。它越来越表现出对法律法规和伦理道德造成冲击，尤其是在网络信息传播活动中长期存在的造谣、敲诈、水军等行为也严重扰乱网络安全秩序，甚至被冠以网络黑社会、网络打手之名。有文章称，当身份的隐蔽性、符码化与技术的便捷迅速、无孔不入结合在一起之后，首当其冲的必然是安全问题。在移动终端普及之后，网络安全问题影响范围进一步扩大。在中国互联网史规模最大的3Q大战中，360和腾讯均被曝雇佣大量水军互相攻击谩骂。中共官方高层也曾多次公开表示整治网络水军。中国的传统治理手段正在遭遇网络信息化的挑战，要求当局必须清理整顿。这实际上包含两层含义：其一网络作为现实世界的工具性意义。作为一项科技手段，它深刻地改变社会生活生产乃至社会关系结构，也将改变并强化对社会的管理方式方法。比如建立全国联网的公民个人信息、官员个人房产信息库以及网络舆情大数据分析、鼓励网络实名举报投诉等等。其二，网络世界也是具有特定性质的独立地位，即作为现实世界延伸意义上的虚拟世界，同样是当局的执政管理的对象之一。网络虚拟世界是对现实世界组织形态的模仿与拓展，发生在虚拟世界的商业经营行为、意见表达行为，情感交流行为，社会组织动员行为等都是虚拟世界的存在内容，中共一旦在保护自由、限制权力、打击违法犯罪显示缺位，将同样会造成难以预料的后果，比如上文所提及的宣传恐怖暴力袭击的内容传播。
去年11月，中共十八届三中全会后习近平曾抛出“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在当时的评论中称其为“第五个现代化”，并尝试解释说，前者主要指赖以完成国家治理的组织体系和制度体系设计，在思维和精神上要有现代属性；而后者便可以从认识论和方法论层面进行细分，要求执政者不仅要建立现代思维，还要有现代的、与时俱进的手段和措施。
在现实社会治理中，被较多采用的，以分割为主的区域性或分段式治理方式不太适合网络的整体互通性和高度流动性；与现实社会相比，网络也缺乏稳定性和封闭性，发展变化过于迅速，使一些固有的治理模式和手段很容易失去作用。维护网络安全，需要以网络本身为基础，与网络发展相适应，探索创新治理方式和治理手段。
公开宣布即将推行网络安全审查，事实上作为一种安全战略步骤，预示着中国社会管理对虚拟世界的大举介入，也是对网络虚拟世界秩序的整合和对执政手段的“更新换代”。自中共十八大后，中共实际上便在对网络虚拟世界上进行了有步骤的动作。2013年的中共网络高官鲁炜提出的“七个底线”，可谓是官方网络管理方式由“堵”到“疏”的信号，明确了基本的法律、道德与国家利益底线，相信这是基于习近平提出的“做好网上舆论工作的时代指引“的开放思路。
随后，今年2月份，习近平亲自执掌网络安全与信息化小组，总理李克强以及主管宣传与意识形态的常委刘云山担任副组长。这一号称与同期成立的深改委与国安委并驾齐驱的三大超级顶层机构，被视为配合国家第五个现代化的战略步骤。其目的即在于推动影响未来发展的信息化深度革命，促进信息科技不断融入到人们的生产、生活当中。这样的最高配置，显然并不是单单为了网络舆论的管理，最为核心的目的就如习近平公开所讲的，没有网络安全就没有国家安全，必须要把中国从网络大国建设成为网络强国。此外，王岐山在反腐风暴初始，便打开大门欢迎网络举报；而习近平则在公开场合屡屡表现出对微信等网络传播手段的关注；李克强深夜逛淘宝网的故事更为外界所惊讶……所以说，网安小组的职能并非仅仅是指信息产业、网络通讯方面，而是一个更为宏观的议题，涵盖着商业、文化、教育、网络安全甚至国防外交等各个方面，而网络安全审查也绝非仅仅危害性信息，还包括科技设备、商业运营、国家机密和公民个人信息等各个领域的安全。其相当部分意义在于推动第五个现代化的实践，因应世界信息化局势的演变，拓展社会管理的手段、管控社会危机的能力。
当然，也应该看到，近期中国政府关于提升网络安全的动作不断，政府采购明确要求所有计算机类产品不允许安装Windows 8操作系统；中国政府随后正式宣布将推出网络安全审查制度，主要审查关系国家安全和公共利益的系统使用的重要信息技术产品和服务，产品的安全性和可控性将成为审查重点。
此举被认为是中国政府为国家的网络安全而采取的针对以美国为首的外来信息产品的“攘外”行动，但是在“攘外”的同时，面对国内日益严峻的互联网乱象，民众和企业对国内互联网技术发展与管理的信心不足，都必须提升网络经营环境的软实力，通过严厉打击网络诈骗、虚假创新等影响互联网市场健康的恶意行为来净化网络环境。“安内”毕竟也关系到中国能否真正实现信息现代化和社会管理现代化的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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