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新权威主义代表学者萧功秦在以《从邓小平到习近平：中国改革再出发》为主题发表演讲中称，邓小平开启中国的新权威主义道路；而习近平新政则可以理解为改革开放以来第二波新权威主义，是新权威主义的2.0版本。萧功秦认为，邓小平新权威主义的核心内容，一是坚持共产党的执政地位不受挑战，二是在政治秩序稳定的条件下，通过改革开放来发展生产力。他认为，中国在改革中所形成的开明的新威权体制，有强大的社会功效，是一种举国性的社会动员体制，能够在转型中起到杠杆作用。
新权威主义虽然带来经济起飞，但萧功秦也指出这一体制的最大弱点是与政府主导者相关的一些部门、单位、企业、利益团体在改革转型中的获利机会更大，并且利益固化，导致贫富分化、国富民穷、国企病、三公消费膨胀与朋党式的腐败等，正是在这种情况下，在上世纪90年代逐渐被边缘化的“新文革”思潮与激进西化的的“茉莉花”思潮，又开始进入政治活跃期。
在此基础上，便可以理解习近平上台后提出的一系列措施，比如整顿官风、严厉反腐、整顿网络环境等，强调意识形态的领导权、管理权与话语权，萧功秦认为这些都可以理解为，是用新权威主义的铁腕，抑制并防范政治参与爆炸造成的“薄壳效应”，从而为进一步进行大幅度的全面改革，创造政治上的稳定环境，
如何把习近平的新政内容综合起来加以理解？如果说，邓小平是中国改革开放以来的第一波新权威主义，是新权威主义的1.0版本，那么，习近平新政，可以理解为改革开放以来第二波新权威主义，是新权威主义的2.0版本。1.0版本和2.0版本的区别何在？概括地说，第一波新权威主义，是用政府这只看得见的手，去启动市场经济改革，而第二波新权威主义，是用政府这只手，去完善市场经济的改革，使市场经济起到决定性作用，克服前一阶段改革所面对的矛盾，即政府主导改革造成的近水楼台效应与利益垄断及利益固化。
正是在这个意义上，中国现阶段的改革目标，是要从半开放的官僚市场经济向全面的成熟市场经济的方向转变，也就是李克强所说的把错装在政府身上的手换成市场的手。第二波改革的基本目标，是从以国家为本位的半现代国家，向以社会为本位的现代国家转型，是从强国家弱社会结构，逐渐转变成国家与社会之间的均衡结构。最终目标是实现小政府大社会，并使国家进入更加具有现代治理水平的体制。
这两个版本都是新权威主义，因为都是要坚持党的执政地位，力求避免传统集权国家在现代化过程中往往容易陷入的政治参与的井喷和连锁效应的陷阱，都是要通过大幅改革，来实现中国的全面现代化，其最终目标，是在条件成熟时，实现向中国特色的民主体制的软着陆。从长远来说，萧功秦对中国的未来抱有谨慎的乐观。他认为，在较短的三年五年内，随着改革60条的逐步落实，长期积累下来的中国社会不满情绪与焦虑情绪将会逐渐化解和稀释。如果改革进展顺利，从中期即到8年时间来看，原先受激进主义或极端主义思潮影响的人们，将会逐渐向温和的中道理性方向靠拢，而坚持极端思潮的人们将会失去在社会上的影响力而走向边缘化。
从更长远的视角来看，十到十五年时间里，随着极端主义的社会心态基础的逐渐消失，随着中等收入人群数量的增加，中国将成为橄榄型结构的中产阶级社会，在那种问题下，中道理性将有可能成为社会共识的基础。萧功秦认为，民主的真正基础是以温和与中道为基础的社会共识。社会上这种共识度越大，民主实施的可能性就越大，民主化的质量就越高，民主的有效性也会越大。正是在这个意义上，如果中道理性的社会共识的发展趋势越来越强大，那么，中国民主化时代就会水到渠成地到来。当然，这是指比较顺利的发展大趋势而言。
新权威主义是目前中国发展的一个阶段，最终目标还是走向更开放、更民主、更自由的社会主义民主体制，这一过程可能需要相当长的时间，需要不断的经济发展和社会变化。习近平说，“改革是由问题倒逼而产生，又在不断解决问题中而深化……改革永无止境”，萧功秦认为从这些话中，可以看到中国现在的体制对环境挑战的适应能力与发展弹性，中国的未来是大有希望的，只要具备足够的耐心。
“行百里路者半九十”，中国以后要走的路会更加艰巨，但是未来前景也应该是越来越好。在这一过程中，一方面应该进一步解放思想，另一方面当政者应该尊重群众的首创精神，在中道理性、共识的基础上逐渐发展社会组织，让社会组织起到良好的推动作用。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的未来发展目标是实现国家治理的现代化，而国家治理现代化需要的一个前提就是社会自治程度的提升。新权威主义者应该作为发展社会组织的一个园丁，让社会组织与国家之间、国家与社会之间达到一个新的均衡状态，使原来的“强国家、弱社会”体制逐渐变成“强国家、强社会”的均衡体制。到那时，中国的民主才可能真正得以落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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