就在贪官们的情妇们华丽丽完成“正能量”变身反腐娘子军之时，贪官们的原配们却堪当了贪官们的“贪内助”。“二奶们”因为利益不合故而将贪官曝光在中纪委反腐的大刀之下，原配则因为“利益共同体”，谨慎防范着官员“后院”失火。
贪腐手铐：贪官一半 妻子一半
山东省供销社原党组书记、主任矫智仁面对法庭时就说，“我戴的手铐有我的一半，也有我妻子的一半。”相关统计证明，官员被“枕边人”拖下水的腐败案件中举不胜举，“枕边风”、“儿女情长”已成为干部腐化堕落的催化剂。
从香港《成报》梳理各种腐败案件中发现，“贪内助”在官员的贪污腐败中扮演着多重角色。比如扮演“经纪人”，利用丈夫手中权力与当事人谈判，谋求钱财；或充当“批发商”，“出售”公共资源进行权力寻租，形成家族式的“产业利益链”；又或甘做“马前卒”，丈夫唱白脸妻子唱黑脸，背后收受各种贿赂；也有的热衷“二人转”，丈夫掌权、妻子用权，公共权力成为谋私的“摇钱树”，不断插手各种事务；更有甚者，做起“收银员”，紧随丈夫左右，一个谈事一个收钱。
从近年查处的腐败案件中，往往可以看到“贪内助”活跃的身影，薄熙来、文强、张国华等的腐败堕落，与其妻子的暗合支援、推波助澜密不可分，这背后正隐藏着中国特色腐败的“玄机”。在现有政策的约束下，一些握着大权的领导钻空子、打擦边球，通过别样的运作手段为配偶、子女从业提供特殊关照，产生了以权力为核心，夫妻式、家族式违法违纪现象。而这种贪腐“全家总动员”的腐败特色背后，大多都少不了官员“枕边人”的“推波助澜”。
显然，官员“枕边人”俨然已成为腐败恶果的催化剂。“枕边人”利用亲属关系，影响官员的行为，这种“家属干政”不断损毁政府公信力，这在“情妇反腐”中就可见一斑。近年来，中共逐渐重视“枕边风”廉洁，结合当下反腐行动，把反腐大火烧到官员家的“后院”，内外结合，将党风和家风廉政建设一起抓，深化反腐败斗争。
不过，“枕边风”教育不是最近才提出的，早在十年前，整治“枕边风”已出现，但每次皆是昙花一现，收效甚微。内地反腐专家认为，家庭对于预防和抵制腐败具有不可替代的作用。领导干部的夫人们，如果能当好贤内助，吹好“枕边风”，发挥家庭反腐倡廉作用，对于领导干部的廉洁自律无疑会产生积极影响。然而，反腐败的现实却一再向民众重复夫妻联手贪腐的事实。因此，有分析人士指，此次对官员夫人们的廉政教育，其成效还需考验。后宫不干政 做好双向纪委
早在君主至上的时代，就讲求“后宫不干政”。时至现代社会的今天，作为家庭的一员，也应只是做好生活的贤内助就好，不参与工作，由于是贪腐这样违法乱纪的事情，甚至还要发挥自己“枕边人”的角色，做好自身以及家人的“纪委书记”，吹好“枕边廉政风”。中共一贯的整风思路认为，官员的家风关乎其作风和政风。近两年，在中共十八大后坚决反腐的推动下，“枕边风”廉洁廉政再被提及，多个省份纷纷加入“枕边风”教育的行动中，宣导领导夫人当廉内助，吹好“枕边廉政风”。
湖北十堰市纪委近日就邀请40余名市直单位“一把手”夫人参加家庭助廉座谈会，宣导她们吹好“枕边风”，及时“扯扯袖子、咬咬耳朵”，当好“抓早”“抓小”的家庭“纪委书记”。座谈会上放出了反腐宣传片，片中的男人们身陷囹圄，据说在场的夫人们声泪俱下，立志要在枕边规劝丈夫行为端正，拒斥腐败。
山东莒南县900名副科级以上的官员夫人们不仅表明了做“廉内助”的态度，今年5月初还签下了“清廉家书”，立誓要整肃家风。最绝的要算浙江永康，2004年的时候，当地就专门聘请了15名“一把手”的妻子做监督员。监督员的职责是需随时向组织汇报老公们8小时工作外的社交圈与生活圈情报。
内地反腐专家认为，让“枕边人”参与预防腐败，的确对官员、夫人们起到了一定震慑作用。北京大学廉政建设研究中心副主任庄德水说，一些官员家人法纪意识差，很容易受到腐败冲击，对官员配偶进行廉政培训，具有现实意义，巩固官员干部廉政的后防线，可以警醒官员跑偏，坚定廉政决心。
坊间分析人士指出，家庭“纪委书记”反腐败，靠的只是道德上的自觉，而反腐败只靠道德上的自觉是不够的，还必须从法律和制度上营造监督与制约的环境，这样才能药到病除。而就目前来看，很多规章制度还不够完善，往往都是头痛医头，脚痛医脚，缺乏系统性和全面性，这样的结果会导致有机可乘、有空子所钻，监管使不上劲。因此，完善制度是当务之急，必须削减官员手中不必要的权力，约束官员正当的权力，把官员特别是“一把手”的权力关进笼子，建立一套覆盖至官员私人生活领域的监管机制，只有内外相辅，“枕边风”才能吹得强劲，吹出成效。
不过，家风本就需要文化积累。中国家风之古风经历了文化断裂，缺失了诚信廉耻的传承，所以要让以夫人为主体的家庭助廉起作用，不如让全国的少男少女都沉潜接受反腐教育，让反腐败的价值观得以沉淀在每个家庭的家风传承中，而不是让笑贫不笑娼这样的功利文化左右家庭。如果家庭的反腐败观念得以形成，不管官员找甚后样的夫人，夫人们都会试图规劝夫君为公为国。裸官单选题：家人或归留
除了官员严于律己和家人“认清角色”外，中共也采取了一系列的措施，特别是对“裸官”的规定。
家人问题是“裸官”之所以为“裸官”的一个因素，经中巡组点名批评后，广东着手调查省内“裸官”问题，并强治“裸官”现象。广东要求，“裸官”不但不能提拔，在重要岗位上的也要调整。方案是，经过甄别、确认属于应当调整岗位的干部，要么把家人迁回来，要么接受组织调整，两样只能选择一样，不能兼得。于是许多官员开始做自己和家人的思想工作。东莞一位镇党委书记反复做妻子工作，但妻子还是不愿意回来，只能由组织调整岗位。
有评论人士指，“裸官”不一定是贪官或作风有问题，但把家人移居到外面去了，怎么让人相信不是“身在曹营心在汉”呢？事实已经证明，“裸官”较一般官员更容易成为贪官。妻儿国外高昂的生活成本是促使“裸官”贪腐的硬性需求，为了维持家人海外的安逸生活，仅仅依靠“裸官”微薄的薪水是远远不够的，这就倒逼着其想“办法”解决，权力寻租往往变成了绝佳的选择。同时，“裸官”将财产转移到国外，即使遭到查处也没有被抄得倾家荡产，最终“牺牲我一个，幸福一家人”。缺少来自家庭廉政因素的影响，“裸官”腐败起来必定更加肆无忌惮。
因此，治疗“裸官”病必定是一个二选一的选择题。但当下内地舆论场中有一种“权利论”，即移民（居）是公民的权利，也是官员家属的权利。该观点认为，不能因为家里有人从政，就剥夺了家属移民（居）的权利。这种观点貌似有道理，其实只是一种空谈而已。因为，官员手中掌握着大小不等的公权力，正如其隐私权在一定程度上受限一样，所谓的家属移民（居）“权利论”也需要受到限制。约束“裸官”并非剥夺家属的相关权利，而是提供了一种选择权：你要A，就不能要B。
官员廉洁作风的培养不能缺少家庭这一环节，官员的身份也决定他们应该有更多的献身精神。“裸官”调整后，官员与他们的家人何去何从？选择权终究是在他们自己手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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