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时间6月5日8时左右，山东潍坊常务副市长陈白峰在其住地附近自缢身亡。官方消息称该官员有多年“抑郁症”病史，且“自杀原因正在进一步调查中”。观察可发现，近两年来中国媒体有关官员自杀的报道日渐增多。官员为何会频频自杀？官方给出的解释是：大多数官员长期心理压力较大、存在抑郁等倾向，此外，一些人因疾病困扰而选择轻生。但与官方说辞截然相反的观点却在民间舆论场甚嚣尘上，民间普遍更愿意相信多数官员轻生是在反腐压力下的“畏罪自杀”。
官员非正常死亡超四成系自杀
在陈白峰自杀之前的4月9日，浙江奉化倒塌楼所属的街道干部何高波，被发现自缢身亡。而此前一天，国家信访局副局长、59岁的徐业安，在办公室内自杀离世。2014年4月的另一起官员自杀事件是重庆的“打黑英雄”周渝，他在一家宾馆内死亡，后被警方认定为自杀。
此外，2013年年底，江苏南通房管局原局长陈西在家中自杀身亡，陕西省汉中市卫生局干部张琪也在家中自杀身亡。据陆媒《法制晚报》报道，陈西生前曾因严重违纪被当地政府通报，干部张琪则被指曾挪用红十字会千万公款。
这一系列事件发生后，官员的非正常死亡成了中国民众关注的焦点。据中国大陆媒体不完全统计，2013年1月1日至2014年4月10日期间，共有54名各级官员非正常死亡，其中23人是自杀，占总人数的42.6%。其中官方公布的信息中，认定因为自杀死亡的超过四成。
官员自杀被“阴谋论”
关于官员为何会频频自杀，官方给出的解释是：大多数官员长期心理压力较大、存在抑郁等倾向，此外，一些人因疾病困扰而选择轻生。据统计，在2013年年初到2014年4月自杀的23名官员中，至少8名官员事后被警方认定患有抑郁症或存在抑郁倾向。此外，在一些分析中，工作压力过大、仕途不顺、情绪问题，也是导致官员自杀的主要原因。
但与官方解释不同的是，大多数民众，甚至一些媒体更倾向于相信这些官员在反腐压力下的“畏罪自杀”。十八大以来，中共开展了声势浩大的反腐行动，仅2013年一年中国就有18.2万名官员因腐败受到惩处，毫无疑问，反腐行动已给太多中国官员带来了巨大压力。一直以来，中共官场的特殊生态和对死亡官员的处理方式都让一些涉事官员有了“畏罪自杀”的土壤。根据大陆法律，当事人一旦死亡，其可能承担的法律责任即终止。对一些涉嫌腐败的官员来说，这其实是一种“制度机会”，不仅可以避免被调查，还可保住贪污受贿所得；另一种情况则是“牺牲小我”，以避免全军覆灭，而利益链条上的其他成员通常会照顾“牺牲者的妻小”。官员为何“该死”？
民众面对官员自杀，多半是一种惯性思维，认为其自杀是因为贪污腐败或是“败露了、露出了马脚”，或者是为了“保护”更重要的人。但事实究竟是否如此呢？根据中国大陆媒体的报道，在近两年来自杀的官员中，死前曾被“调查”或“即将被查”的官员数量微乎其微，大部分自杀官员在死前并无明显违法违纪情况。而反倒是因压力而导致的抑郁自杀，占有相当的比例。遗憾的是，舆论对官员的非正常死亡，时常更关注 “抑郁”的说法是否真实，对于自杀者本身所面临的心理压力及破解之道等则轻描淡写。
作为社会的政治精英，官员面对种种压力本属正常。
舆论对官员群体的不满、中央加大反腐力度约束官员等也是官员必须也必然要承受的压力，不想承担压力，不愿为民做事，不应为官。除此之外，社会转型期的各种矛盾和冲突，改革的诉求，也是官员需要承受的压力。相比于反腐败的刚性压力，这种压力有时候表现得并不明显。
求宽容不如重建官员评价系统
官员自杀频繁上演，在民间舆论的“阴谋论”之下，一些官媒开始呼吁舆论“对官员自杀事件多些宽容”。中共共青团官媒《中国青年报》6日发表的一篇评论认为：社会矛盾的加剧、深入改革的难度、舆论的逐步开放，都使得他们（官员）压力重重。不做事无人知晓、天下太平，一旦做事，甚至做错了事，就可能成为众矢之的。客观而言，有担当想做事的官员们所面临的种种压力，绝不比任何一个群体小。如果我们鼓励改革创新，鼓励不墨守成规，如果我们关注转型期的社会环境、生存状态，为什么不能对“有所为”的官员们承受的压力多一些理解？
不过，这样的声音看似理性，实则也有一定的主观性。须知，民众对自杀官员的“误解”一方面来源于长期以来官员贪腐堕落的既定印象，另一方面却来源于官方对自杀官员的事后处理机制。每每有官员自杀的新闻爆出，官方的回应无一不是“有多年抑郁症病史”，且“自杀原因正在进一步调查中”。更重要的是，“调查”之后就再无说法。这样的处理方式显然很难消除民众的猜疑。
因此，面对越来越多的官员自杀事件，解决之道还需要双管齐下。一方面官方需要改进危机公关方式，在处理官员自杀的新闻时不但要及时回应，更应该公开透明，尽量消除公众对此类事件的高敏感度。更重要的一方面则是要重建官员评价体系：理想的官员选拔体系应该是“任人唯贤”，但在现实中，也有庸官、坏官、贪官，贪腐的存在，制造了官民之间的对立，也加剧了舆论对官员群体的不满。而这种不满又会导致官场“庸官”的增加，因为一部分人认为，只要不贪不腐，少做事、不做事，也可仕途平安。相比之下，想干事、愿意干事的官员，则面临更大的压力。面对当前的官场生态，想重塑吏治必须在官员的选拔、考核制度上进行更为深入有效的改革，进而在遏制贪腐、打击庸官懒政的同时，鼓励和支持官员们多做事，敢于试错，破旧立新。不仅如此，这套体系还应该包括在官员死后对其有一套公正客观的评价，这也符合中国官场“盖棺定论”的传统。尤其是对于那些自杀的官员来说，一份客观的评价不但有助于公众了解真相，也能在一定程度上缓解因猜测或中伤对在职官员造成的压力，为想做事的官员营造公正、良性的舆论氛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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