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分析师预计中国经济增速将放缓至1990年以来最慢水平之际，国内的经济管理部门已对当下执行的政策产生分歧。来自银监会和发改委的官员呼吁降息，称迄今为止采取的宽松措施不足以帮助提振经济。但央行的官员却打消了这种念头，认为加息会恶化债务和房地产风险，取而代之的是再次“定向降准”。观察人士称，两个月内，央行第二次对金融机构存款准备金率进行“定向下调”，这实际上是对中央“微刺激”政策的延续，也预示着降息和全面降准等强刺激政策短期内不会出台。
中国最高层经济部门正就如何在不过度增加债务的前提下刺激增长而争论不休，在此过程中，中国央行的政策话语权日渐上升。
中国央行6月9日宣布对金融机构存款准备金率进行“定向下调”。对符合审慎经营要求且“三农”和小微企业贷款达到一定比例的商业银行（不含2014年4月25日已下调过准备金率的机构），央行将人民币存款准备金率下调0.5个百分点。不过，央行并未对包括中国最大几家银行在内的金融机构普遍下调存款准备金率。上月末，中国国务院承诺对部分银行业金融机构将适当降低准备金率，但没有透露更多细节。今年4月，中国央行曾下调县域农村商业银行和县域农村合作银行的存款准备金率。
今年以来中国的经济增速一直在放缓，政府试图寻找途径确保经济关键领域能够获得充足的信贷。2014年第一季度，中国的GDP增长7.4%，创18个月新低，远低于2010年的两位数增长；6月5日，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将2015年中国经济增长预期下调至7%；中国总理李克强6月5日约见8省份的一把手谈应对经济下滑。在这样的背景下，使中国采取刺激经济的诱惑是巨大的。来自中国银监会和发改委的官员呼吁降息增加信贷，称央行迄今为止采取的宽松措施还不足以帮助提振经济。不久前，李克强视察了内蒙古，期间能源、纺织和其他行业的企业纷纷抱怨难以获得融资。
而且，祸不单行，欧洲央行6月5日突然决定的“负利率”，令中国难以独善其身。分析人士认为，如果不采取应对举措，最终结果必然是资本再度大规模流入，人民币再度升值，央行外汇储备快速上升。从利差角度来看，中国央行首先应该保持市场利率在较低的水平上，与海外几乎为零的隔夜利率相比，中国的隔夜利率平均水平维持在2.5-3%左右，这对于套利资金来说将具有极大吸引力，同时，中国宏观经济的状况也允许市场利率水平仍有下行的空间。此外，中国央行甚至应该考虑降低存贷款基准利率来指引市场的预期。不过，至少到目前为止，中国政府笃定了要实施“定向微刺激”，通过一些“迷你”调控有针对性的化解风险。中国政府网5月10日登载的新华社报道引述习近平的话称，中国经济发展的基本面没有改变，仍处于重要战略机遇期。习近平还强调，中国要从当前经济发展的阶段性特征出发，适应新常态，保持战略上的平常心态。“新常态”意味着近期不会有大规模刺激。李克强近日选择的8个省份代表了当前中国经济攻坚、转型和增长的地区样本，这说明政府仍试图有针对地应对当前经济风险，而避免出台大规模刺激政策。
中国中央政府一直在避采取较大规模的刺激政策，避免再度使用为缓解2008年金融危机而进行的大规模支出行为，因为相关措施导致了对生产效率低下项目的过度投资，并造成了钢铁和水泥等行业生产力过剩的问题，并最终给银行系统带来了坏账。
主要的国际机构对习李当前坚持的政策导向给予肯定。IMF和世界银行对中国经济诊断后一致认为，尽管经济出现放缓，但中国应当坚持改革的意志，呼吁中国不要因增长放缓而令改革让步。IMF副总裁戴维?利普顿说：“脆弱性在攀升，应优先限制。”他要求中国在经济增长没有显著低于今年确定的7.5%目标情况下避免刺激经济。
相比其他机构，央行作为货币政策的最主要制定和实施部门一直处于压力之下，外界希望央行可以宣布全面的降准措施。目前大多数银行的存款准备金率为20%。到目前为止，央行一直在灵活运用其不断增强的政治影响力，并抵御住了上述压力。央行更偏好使用针对经济中特定领域的工具。
而且，中国央行回绝了各界要求降息的呼声，理由是匆忙提供新信贷可能增加已经不断膨胀的债务规模，并让资金流向房地产市场。房地产市场目前正在应对住房供应过剩的问题，这一情况正在拖累经济增长，并存在引发贷款违约的风险。
在中国，央行并非独立机构；它只是最高决策机构的众多声音之一。中国上一届政府中，总理温家宝常常忽视央行行长周小川的建议，尤其是在应对2008和2009年全球金融危机时，央行出于通胀和坏账上升顾虑而提出的限制刺激性开支的建议。随着中国各方对于四万亿的“反思”不断加大，周小川也视乎掌握了更大的权力。他是少数过了65岁的退休年龄仍在职的决策者之一，现任中共中央总书记、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还任命他在一个负责经济改革的新委员会任职。
针对央行独立性提高这一传闻，外界分析认为，中国央行的角色无疑发生了改变，从接受其他政府机构命令，转向由中国央行为宏观经济政策和改革议程设定基调。过去很长一段时间，中国央行在争斗中经常输给商务部以及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商务部和发改委管理着众多有影响力的大型国有企业。除了加强话语权之外，央行在人民币国际化过程中也获得了更多的权力，包括允许设立民营银行以及扩大人民币每日交易区间、银行存款保险制度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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