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务院在香港回归17周年前夕发表首份《“一国两制”在香港特别行政区的实践白皮书》（以下简称《白皮书》），引起人们的广泛关注。香港社会对此反应不一，虽然特区政府表示欢迎，一些建制派也试图为这份文件解画，但不少港人内心仍对“中央对香港拥有全面管治权”、“特区政府没有剩余权力”以及“‘一国’与‘两制’并非等量齐观”这样的表述感到不安，担心中共已故领袖邓小平当年提出的“一国两制”构想会否只剩下一副空壳。但《白皮书》发表的其实突显出中央治港走向清晰透明化，这对熟悉法治的香港民众而言实则利大于弊。
对于这份《白皮书》，有熟悉中港政情的分析人士指出，中央选择在此时发表颇具深意。一方面，《白皮书》的内容完全没有跳出《基本法》的框架，显示出北京并不真的打算从整体上改变对港的积极政策，未来仍然会以推动香港持续的政治体制改革为主轴，民众大可不必过度忧虑；但另一方面，在目前香港社会乱象已经到达临界点的情况下，《白皮书》的出台其实也是为了以正视听，亮出契约警告香港不同的政治势力，香港所拥有的一切权力都是中央所赋予的，港人不能因为“老板”有时候不出声，对直接治港权力“备而不用”，就忘记了他的真实身份。
白皮书（White Paper）是政府就某一重要政策或议题而正式发表的官方报告书。中国政府一贯以白皮书的形式公布重要政策，另外也会用白皮书来叙述国家在个别范畴的发展概况。据统计，自1991年以来，中央共发布了88个白皮书，而此次有关“一国两制”方针的白皮书则是香港回归近17年来的首份，因此倍受各界重视。而对于这份历时一年撰写完成的文件，港媒普遍将分析的重点集中在“全面管治权”、“剩余权力”、“外部势力干预”这些敏感字眼上，他们认为这是中央处理香港事务的分水岭，对港政策由过去的宽松变为收紧，意味着北京决心深度涉足香港的政治发展进程，开始全面掌控香港事务，有评论甚至直言从《白皮书》中看不到任何积极因素，负面因素则罄竹难书，情况令人担心。媒体的言辞中充斥着怨气和委屈，一时间中央“没收”两制的声音不绝于耳，香港社会人心惶惶。然而，现实情况是否真的如此悲观呢？从总体上看，“一国两制”方针依旧是成功的，因为它保障了香港的繁荣稳定和持续发展，中央也一直在力所能及的范围内全面支持香港，这点毋庸置疑，任何人都应该实事求是地去理解。实际上，中央此次只是明确地向香港社会点出自己对港拥有的权利而已。虽然在文字表述上较以往更加清晰，给人以重拳出击的感觉，但如果逐条阅读就会发现《白皮书》中其实并没有任何新的提法出现，一切都没有跳出《基本法》的框架。诸如“香港没有剩余权力”、“香港高度自治权不是固有的”这样的观点前人大常委会委员长早在2007年时就已经表述过。而这也完全符合现在中央领导层“依法治港”的理念。与其说北京对香港的政策方针有变，倒不如说是港人对“一国两制”概念的理解一直存在着偏差和片面性，这本《白皮书》的发表旨在达到正本清源之效。长期以来，香港舆论总是习惯于强调香港自身的独特性，对中央的“关心”感到多余，认为只要香港留在中国版图之内，外交、防务交给中央负责就是“一国”的全部内容了，剩下的都应该集中体现“两制”。这种舆论氛围的根源是港人对“香港全面内地化”的恐惧，也体现出香港城市发展定位的迷失。因此，我们发现港人在与内地愈发频密的交流中，经常试图将自己的个性凌驾于国家整体的共性之上，内地应学会尊重香港社会制度上的差异似乎是理所当然，也成为了唯一的讨论重点，但这显然并非是中央提出当年“一国两制”构想的初衷，如此片面地理解“一国两制”也注定无法突出香港的优势。
正如《白皮书》中所阐述的，中国作为一个单一制政体的国家，香港特别行政区的高度自治权并非与生俱来的，它的所有权力都来自中央是不争的事实，这不单是《基本法》的法律基础，而且也是香港问题的政治基础，根本毋须讨论。但在香港如今的政治大环境下，很多港人却总是喜欢引用英美普通法中的剩余权力概念作为“挡箭牌”，认为“法无禁止则可为”，将中央未授予也未明文禁止的一些权力视为特区政府可以行使的权力，这种看法无疑是一个巨大的误区。《基本法》并不是普通法，它本身就是一部带有授权性质的法律。中央对港所拥有的权力可以理解为一种“保留性的本源权力”，这些权力可能永远不会运用，但不能够因此否定他具有最后的话事权。在实践《基本法》的过程中，“法无禁止则可为”实则应该是“法无授权则禁止”。
我们看到一些香港市民不适应目前的社会现状，却将不少社会矛盾的责任都转嫁到中共的头上，责难中央过度干预香港事务。殊不知香港当下面对的最大问题来源于自身内部，这些问题与香港的回归、政治经济体制以及中港交流其实并没有太大关系。如果想解决这些矛盾，港人首先要意识到问题的性质，否则根本无法启动改革的讨论与实施，而让民众明白这一点是香港政治人物的基本责任和义务，北京对此也深为期盼。可惜，这样的事实并没有获得香港大多数从政者的接受，无论是民主派还是建制派，“鸵鸟政策”显然是大家面对挑战时最习惯使用的手法。
主流民主派一厢情愿地以为北京是自己“讲数”的对象，多喊就有机会多得。结果多年来空喊的政治口号一个也没有实现，内里反而被激进势力逐渐掏空，激进派的迅速冒起令到泛民如今走向了严峻的分叉路口；而建制派则一直凭借假传圣旨享受政治分赃，占尽便宜，却无法交出一个和谐稳定的香港，政客嘴脸尽显。在这种情况下，中央选择撇除“代理人”，亲自发布详尽的官方文件直接“纠偏”，虽然看似在意料之外，实际上又是在情理之中的，并不代表中央对港政策会大幅收紧，港人对此大可不必过度解读。但同时香港社会也亟需意识到，此次《白皮书》的发表同现在香港出现管治脱轨，社会离心力空前强大有紧密关联。特别是香港回归后中港矛盾的日趋激化，香港与内地之间愈发离心离德，加上一些港人对内地政府和民众的极端表现，都让中央对港格外担忧。正是出自这种深深的忧虑，北京这次决心以硬碰硬，打破部分香港政客不切实际的幻想，对香港问题一锤定音。既然清楚无论做什么都不能让激进民主派“臣服”，那么索性将对手推向极端。正所谓“欲使人灭亡，必先使其疯狂”，中央此举也是为了让以中产阶级为代表的主流民众看清激进派的本质，促使温和民主派的支持者彻底与其切割。事实上，根据《明报》最新的一项调查，有高达57%的港人不抗拒在“一人一票”的选举制度下，特首候选人中没有泛民的代表，这一近乎打击性的数据也预示着民主派的转型势在必行。只有不再纠结于空虚的政治口号，才能更有效地在议会中扮演监察政府的角色，重新赢回港人的信任。
当然，必须承认的是，《白皮书》的发表确实也带来了一些衍生性的问题，有时过于突出“法”的地位，而疏忽“情”的作用，会让人产生生硬的感觉。此次《白皮书》埋下了一个突出隐患，那就是让中共日后想要在台湾推行“一国两制”相当困难。经此一役，必定会有很多台湾人心中认定香港是负面样板，抗拒明天的台湾变成今天的香港。对于港台地区政治力量与北京之间存在的对立感，中共应该清楚意识到问题的性质，“一国两制”的执行涉及大是大非，需要上升到中华民族复兴的层次去检视，但这却一直是在中国深化改革进程中所遗漏的一大盲点。
对于北京来讲，在执行“一国两制”政策的过程中，最佳的做法是保持“多手齐抓”，法与情两者不能偏废。一方面应该像这次的白皮书一样向民众清晰展示自己的权力；但另一方面，中共也应该耐心透过政治说教和借助现实政策激发港台两地民众的理性认知，帮助化解目前的矛盾。这种柔性的政策并不表示对社会上极端分子的姑息养奸，相反，如何在面对这种极端主义的时候，做到既合法又合理地应对才是中共所面临的最大挑战，也唯有如此才能帮助中央从更高层次上认识“一国两制”的试验，而这明显是目前北京处理港台事务中所欠缺的一环。
评论 (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