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港特首梁振英或许无能，但他有一句话却说的非常正确，他说，世界在变，国家在发展，外围环境瞬息万变，而且愈来愈复杂，香港不应对新的挑战视而不见，要有所警惕、有所作为，要为香港重新定位，要在新形势下，认清香港的功能和角色，界定香港在国家和全球发展中的作用。
政治意识觉醒变强
香港人的性格标签很多“精明强干、冷静坚韧、脚踏实地”。 香港是个移民城市地狭人多，竞争的激烈程度难以想象。被迫忙于奔波生计，港人常常自嘲为“经济动物”，对于政治，往往刻意淡漠，惟恐避而不及。
随着1997年香港回归，为港人带来了新的“政治机会”和“参政空间”，“一国两制”“港人治港”“高度自治”被有意识的无数次强调，香港的特殊地位不言而喻。中央政府为了突出回归后的香港比在英国人手上更有活力，鼓励港人参政，在这种环境下港人的政治意识觉醒变强，这也是适应时代发展的转变。
在港人政治意识高涨的当下，中央政府突然发布《“一国两制”在香港特别行政区的实践》白皮书，当中重申了中央对香港有“全面管治权”，强调了“一国两制”中“一国”的重要性。香港人认知中的特殊地位似乎在白皮书中变得很普通，丑小鸭变成白天鹅会成为一个童话，但一只白天鹅变成了丑小鸭就没那么幸福了，因此香港合理的不满与反叛都可以理解。
北京发表的这份白皮书将本就紧张的两地关系又推到一个高峰，香港回归17年香港与内地的关系不仅没有越来越密切，反倒日渐疏远，“中港矛盾”一词从没有这样引人注意过。
人为因素加剧中港矛盾
谈到“中港矛盾”，人们会列举出许多，包括近日的旺角内地小童便溺事件和港人集资在报纸上刊登“反蝗”广告；城大学生因使用粤语还是普通话产生矛盾；内地生车祸身亡，数千港人点赞；港人集资登报反对大学滥收内地生……
但事实上，“中港矛盾”的火苗早在2011年就已在香港校园中冒起。2011年10月，香港城市大学的宿舍洗手盆中出现一堆食物残渣，有港生认定是内地生所为，在“民主墙”上贴出“大陆狗”字样谴责，“民主墙”上于是掀起两地学生的骂战，成为报道焦点；这是中港矛盾第一次被暴露在媒体的放大镜中。港人与内地人和中央的对抗，其实夹杂着对港府的不满、对生活现状的无奈。一方面是中国内地一二线城市、甚至三线的城市发展程度都日新月异，另一方面是香港优势一点一点消退，过去鹤立鸡群的优势日渐弭平，内心的失落感自然诱发出对内地的不满。
但如果仔细分析，这些原本属于港府的责任在某些人为的操作下，就变成了对中央和内地人的不满，就拿房价来说，台湾也批评大陆人炒高当地房价，但实际上是台湾本土企业家不看好台湾投资环境，为稳妥起见，将自己赚到的钱投到房市中。有能力到香港买房的内地人只是少数，对房价高涨影响十分有限。归根结底造成香港和台湾房价高涨的原因都出在内部和内地人关系不大，只不过被有些有心人士利用罢了。
港人究竟追求什么？
实事求是的讲，除了个别人之外，多数港人对自己的血脉传承从没有自我贬低，也不会自我否定，所否定的就是大陆"不民主"、"腐败"，比较普遍的心态是"爱国爱港，但未必爱党"。
1997年至今，香港人对祖国的认同感已经不是什么问题，甚至民间的爱国分子，比大陆还要激进，保钓就是最好的例子。
香港回归后，与内地的交往不断增多，当中有些文化摩擦无可避免。作为社会的观察者和监督者的媒体更应该履行好自己的职责，但是香港媒体有些过度消费自己的“言论自由”，不仅对具体问题添油加醋，还经常拔高一些具体摩擦的性质，烘托对立。
网络也一直是反中的重要媒介，有分析指香港网络中有两大政治分歧巨大的派系----“本土派”与“大中华派”，本土派更希望尽量割裂与内地的关系，被认为对内地人相对较不友好，当中又分为自治、恋殖和港独等派别；大中华派则与之相反。
本土派中并非如一般人所以为的，都是香港的低收入阶层，事实上中产人士占据了很大一部分。一些中产阶级香港人认为，快乐的关键是“选举权”和更大的“独立于”北京。但这种希望可能既不现实，也是错位的。而且，“即便得到更多民主和主权，香港人现在抱怨的----高房价、排长队等----也不会消失”。
香港人究竟想要什么，或许自己也说不清楚。但已经摆在眼前的事实是，通过激进民主派，宣传已久的占领中环和七一游行，不仅没有解决什么确实的问题，反倒令中央不断的放狠话，不断的警告提醒香港人它在香港有无可争议的“管治权”，这样看来，当年温和民主派和中央坐在谈判桌旁为香港人挣来2017年举行普选才是真正为民所想的好方法，如今激进民主派闯议场、骂议员，瘫痪议会，街头游行抗议的方式真是值得商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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