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中国高层李克强和杨洁篪先后在《中希海洋合作论坛》和《世界安全论坛》中就中国的海洋争端发表言论，主张当事国应当尊重历史事实和国际法。也就是说，在海洋争端中，中国希望从历史事实和法理依据的两个维度来阐述主权主张的合理性，并且着重依据历史事实。然而，从周边国家的质疑声中不难发现，作为中国历史事实代表的“九段线”主张，并没有得到普遍认同，反而频频遭受到外界对缺少法理依据的诘问。
自中共十八大提出建设海洋强国的战略，外界对于中国的海洋霸权的质疑声音似乎不曾中止。特别是，中国在南海提出“九段线”主张后，各方关于该主张的合理性与合法性也是难有共识。中国官方为使“九段论”的主张依据能够清晰传达，在今年的香格里拉对话，解放军副总参谋长王冠中，从历史事实和法理依据两个维度进行的系统、直接阐述。
首先，在历史事实上，中国对南海的管理追溯到汉代，强调在2000年的发展过程中，南海都属于中国的管辖，只是二战期间，日本侵占西沙群岛和南沙群岛。而根据1946年签署的《开罗宣言》和《波茨坦公告》，中国收回了相关岛屿的主权，同时表示“九段线”是中国政府在1948年就已经划定和宣布的，并且周边国家并没有对中国的主权、管辖权提出质疑。
其次，在法理依据上，强调《联合国海洋公约》是1994年生效的，不能追溯和重新划分历史上已经形成的各国主权和海域管辖权，同时《公约》承认各国关于海洋和岛礁的历史性权利。并且指出海洋法是庞大的法律体系，《公约》不适合海洋岛礁归属权的调整，有关国家仅仅抓住《公约》说事是说不成的。
众多媒体认为王冠中在香格里拉峰会的讲话，是中方首次全面、系统的关于“九段论”进行直接阐述，是对针对某些国家指责的直接回击。但是也要看到，在王冠中的表述中，还是着重强调中国在南海治理方面的历史事实，对于遭到外界质疑的法理依据，没有实质上的突破。
如果说王冠中的发言是代表中国军方的态度，那么李克强和杨洁篪的讲话则是在表述中国政府的官方立场。李克强在《努力建设和平合作和谐之海》的讲话中表述，中国坚决反对海洋霸权，致力于尊重历史事实和国际法的基础上，通过当事方直接对话谈判解决双边海洋争端和纠纷。杨洁篪则借助另一个平台，强调中国主张东海、南海有关争议，应由直接有关的当事国在尊重历史事实和国际法的基础上，通过友好协商和谈判解决。官方的态度，或许意味着，中国希望在南海的治理历史方面，得到或是加强各方的认同。
然而，与中国在强调自身对南海在漫长历史时期具有管理权不同，国际社会更愿意从法理层面来质疑“九段论”。美国助理国务卿拉塞尔曾在国会听证会上表示，中国根据“九段线”宣示海洋权益与国际法原则不符。美国国务卿克里在今年的亚洲之行，重申这个观点，提出希望中国解释“九段线”的法律基础。与中国在钓鱼岛局势紧张的日本也毫不意外的公开发声，外相岸田文雄表示，中国需要向国际社会拿出“九段论”在国际法上的切实根据。当然，这些公开讲话还仅仅限于言辞上的交锋，菲律宾提交诉讼，诉诸法律的行为，则是对“九段论”在法理层面的实质性行为。今年3月末，菲律宾向联合国海洋法法庭正式提交长达4000多页的诉讼材料，对中国的“九段线”是无效的，中国在“九段线”内的水下设施是非法的等几个方面提出对诉讼。而另一个在南海与中国有冲突的国家，越南似乎也有诉诸法律的可能。
相关国家诉诸法律的行为，意味什么，会有什么后果。
观察人士对此表示，由于中国在批准《联合国海洋法公约》时就选择了不接受强制仲裁，所以中国不会被拖入菲律宾启动的这一仲裁进程。但是，国际法庭这一次很可能会借菲律宾诉讼的机会，明确无误的给出针对“九段线”的法律意见。而这样的结果，即便是最低程度，也将终结中国为“九段线”在《联合国海洋法公约》之内寻求法律地位的所有努力。简而言之，菲律宾诉讼国际法庭所造成的结果，是一个进一步的加强海洋法效力，进一步弱化历史性权利的判决，
如此看来，“九段论”或将会成为中国南海问题的软肋。首先，自提出伊始“九段论”便被视为是中国的单方面的行径，并且被渲染上中国海上霸权的色彩。其次，官方在历史事实上的强调，会令国际社会产生，中国总是喜欢以历史作为拥有领土依据的印象。再次，法律手段是领土争端中得到国际社会普遍认可的方式，中国的历史主张过于独特，难以求得共识。所以，中国需要加强的重点并不是国际社会对中国治理南海历史的认可，而是在法理层面加强“九段论”的支撑。
当然，无论是习近平提出的“新安全观”还是李克强提出的“海洋观”，中国政府一直向外界传达，中国不是霸权国家，并且坚决法对海洋霸权行径。但是中国在争议岛礁及海域问题上独特的历史主张和中国崛起带给周边国家压迫感，极易令中国成为周边国家反对霸权的对象。在这样的背景下，中国需要转变使用历史事实的惯用说辞，让古老的“九段线”在法理层面上赢得普遍共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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