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港的出路到底在哪里？

如果说最近还有什么事情的重要性足以与世界杯一比高下，我想最有可能的事情是香港“占中公投”。所有的大陆主流媒体要么强硬表态，要么干脆保持沉默，一边气势汹汹，一边置若罔闻，使得影响整个香港的大事情在大陆变得十分诡异。可是，无论是从“占中”的设想来看，还是从破75万的“占中公投”人数来看，香港“占中公投”无疑是最近的时政新闻中的重中之重。对香港愈来愈紧张的局势，不单单是香港本地人开始担心，所有关心时政的人都会担心香港的出路到底在哪里。

一、“占中”本身的争议

自从“占中”提出之后，各种争议纷至沓来。大陆官媒一直认为“占中”是非法的，乃至抨击占中发起人接受国外敌对势力的财政资助。即使在香港，以特首梁振英为代表的香港特区政府和香港建制派势力同样反对“占中”，认为这是为了犯法而犯法的行为。表面看起来，“占中”确实没有法理性基础，确实是该被批判的，因为中环是香港的心脏，一旦被占领，影响非常大。可是，问题似乎没有这么简单。香港向来是一个重视法治的地区，律师在香港法律界扮演重要角色，堪称香港法治的一大支柱。但是，资深大律师李柱铭不仅非常支持“占中”，而且愿意成为第一被告。况且，“占中”发起人，即占中三子，本身便是大学教授和牧师。他们这些人，能说不懂法律吗？肯定是懂的，可是为什么还要耗费大量精力、顶住风险去推动“占中”呢？

客观地讲，“占中”不仅不能说是国外敌对势力在支持，而且还不能简单说是不对的。大陆官媒，但凡遇到大规模群体性事件，总是喜欢扣上国外敌对势力的别有用心。这样一种文革式的阴谋论，不仅丝毫无益于问题的解决，还会导致问题的恶化，遮蔽自己的眼睛。如果国外的财政资助真有这么大威力，相信作为全球第一大的外汇储藏大国的中国早就可以暗中控制所谓的帝国主义国家，还用得上等到他们来搞些财政资助。事实上，越是透明民主的国家或者地区，其政治活动的资金来源越是公开透明。相反，越是落后专制的国家，其政治活动的资金来源越是不清不楚。例如，日本是严厉禁止政治家接受外国资金，而在上世纪二三十年代，作为反对派的中共倒是一直接受苏联的援助。退一步说，即使接受财政资助，未必便是错的，因为要看资金是用来干什么的。如果财政资助是用来促进社会进步，维护人权和正义，那么这种财政资助是令人称赞的，堪称国际人道主义关怀。因此，官媒的不分是非的抨击，不仅不能指出要害，相反还把自己的主子给骂了一顿，须知中共早期的活动资金大多来自苏联。再者，官媒和特区政府指责“占中”是非法的，是为了犯法而犯法。可是，不能忽视的是，不合乎法律不代表是错的。一件事情是对是错，既有法律这个维度，更有道德正当性的维度。比如，在纳粹时期，违反纳粹政府的规定，固然不合法，但是却是符合正义的，乃至值得称赞的。一般来说，道德正当性的维度是高于法律的，因为法律经常受制于一定的政治历史背景，存在某些不完善的地方。当然，这里不是鼓励人们违法，而是说不能一棍子打死，不能一想到不合法就是错误的，至少香港的“占中”是有一定道德正当性的。“占中”的提出，其实是为了向中央政府和特区政府施加压力，表达普选诉求。正常情况下，没有人愿意公开表达抗议，更没有人愿意冒着风险占领中环。他们之所以敢这么做，很多程度上是出于对中央政府和特区政府的不信任，在合法途径难以看到效果的时候，只能采取这种看起来更为激烈的手段。“占中”的设计者是香港专业人士，对香港中产阶层有代表性。他们试图在“一切表达意见的手段都做完无效”的情况下以“最轻微的犯法”形式作最后的呼喊。

换言之，只要中央政府拿出诚意，只要特区政府拿出符合民意的普选方案，“占中”一定能够避免。

值得注意的是，“占中”虽然是“最轻微的犯法”，但是不论多轻微，都为“违法暴力行为”开启大门，让合法的抗争转向非法化，使激进势力有机可乘，破坏香港的法制。而且占中被激进势力劫持的现象已经出现，设计者开始对设计项目失控的征兆也发生了。不过话又说回来，指出“占中”的危害不代表就可以夸大“占中”的危害，无限上纲上线，扣帽子打棍子，吓自己也吓别人，把香港这一锅粥不当饭，不惜因为个别激进分子而将700多万港人“玩死”。

“占中”固然存在危险，应该尽量予以避免，但是“占中”却不同于过往的政治运动。从“占中”的出炉到之后的占中发起人的种种表态和宣言，均是比较克制、理性和符合正义的。很多人被“占“字吓怕了，但是“占中”只是所有妥协都不能达成后的最后选择，并不是一开始就要占中。而且“占中”要占的是三条车道中的一条，然后不做任何反抗，让警察带走，而不是要瘫痪中环。“占中”有个非常不错的设计，募集一万人签下“誓约”，支持非暴力占中。如果最后真的不得不走上街头，40岁以上的人要走在前面，结束后这一万人要负起责任，一起走到警察局去投案，听从警方的处理。这是一个负责任的设计，背后足以反映“占中”发起人的担当和为下代负责的情怀。根据占中发起人的设想，他们不是反对现有制度的行动，更不是反对“一国两制”和支持所谓“港独”的行动，而是一场让爱与和平占领中环的请愿行动。

可是，政治运动不是说走就走的旅行，更不是说到就能做到的君子诺言。“占中”的设想固然令人称赞，占中三子的表态更是令人心潮澎湃，激起许多人内心久违的道德勇气，但是“占中”仍然有可能误入歧途，不单单给香港社会带来破坏，更有可能最终以暴力收场，离最初的设想愈来愈远。按照设想，“占中”不仅不会堵塞主要交通干道，而且还有现成经验借鉴。比如，香港在2003年有50万人参与七一游行，以及2005年世界贸易组织部长级会议举行期间遇上韩国农民示威，均未导致难以控制的紧张局面。可是，本次不同于以往，既是因为中环是香港的心脏，又是因为“占中”是港人争取普选的最后手段，夹杂着对中央政府的不信任，肯定容易被各种势力利用，乃至剑走偏锋。更不可预料的是，任何一场人数众多的政治运动都很难像最初设想的那样理性，因为置入集体中的个体难免陷入狂热和极端情绪之中，逐渐丧失独立意识。古往今来的政治运动，往往设想特别好，一旦付诸实际，却难免出现各种各样的问题。在香港这样一块面积十分有限的小地方，倘若政治运动趋向集体无意识，声音一个比一个高，越是激进的主张越受到欢迎，其后果难以想象。况且，一旦“占中”引发危机，无疑给那些顽固强硬的势力落下把柄，从而给镇压“占中”提供一个借口。“占中”若被镇压，后果更是无法估量，香港的繁荣和自由将严重受损。可以这样说，“占中”本身虽然具有某种道德正当性，且设想非常好，但是一旦付诸实施，很容易导致更复杂的问题，使得整个运动有可能滑向民粹，导致激进势力占据上风，从而违背最初的追求，酿成不可弥补的悲剧。这不是杞人忧天，而是确实有可能引发危机，无论是“占中”发起人和组织者，还是中央政府和特区政府，都应该抱着解决问题的心态加以解决，从而继续保持香港的繁荣和自由。

二、香港问题的命脉

如前所述，“占中”将会是一件影响甚大的事情。正是因为事态的重要，所以非常有必要抓住香港问题的命脉。

而在回答这个问题之前，必须先得弄清楚港人何以走到今天这一步。香港回归17年以来，中央政府与香港的关系从未像今天这么紧张。与英国治下的香港不同，今日的香港已经高度政治化，再也不是单纯的金融中心那么简单。今天在香港所出现的种种，绝对不是突然产生的，背后肯定有一系列原因。

香港与大陆之间存在制度和文化观念上的巨大反差。本来在“一国两制”的框架下，这种反差得以解决，各行其是，互不妨碍。可是，渐渐地，人们发现矛盾依旧是存在的，而且愈演愈烈。从原因上来看，至少有四种原因。第一，治港官员的失误和自大。香港回归之前和回归初期，治港官员是很谨慎的，尊重香港居民的意愿，非常支持香港的发展。香港回归是中国近现代史上的一件大事，上至国家领导人，下至普通百姓，乃至国际社会，都是非常重视的。为了保证香港顺利回归，治港官员非常谨慎，把香港回归当作一件特大政治任务来做。香港回归初期，那批富有经验的治港官员还在，同时为了向世人证明回归之后的香港是繁荣和平的，所以依旧非常尊重香港居民的意愿。但是随着香港回归早已成为既成事实，老一批官员的退休，新上任的官员既没有经验，又受到中国国力大幅提高的鼓舞，开始变得自大，不再像以前那样谨慎克制，转而变得强硬，乃至忽视曾经的承诺，从而加大中央政府与港人的矛盾。

第二，分而治之的政策适得其反。自古以来，专制政府无不把分而治之的政策视之为统治法宝。今日的中共很好地继承分而治之的政策，不仅用到国内的统治上面，而且还扩散到香港。香港回归以来，由于两岸的制度差距，中央政府对于香港的政治势力是拉拢一批，排挤一批。但凡是亲共的，中央政府一律给予优待，而不管对方是否真诚的。至于那些泛民主派，由于经常批判大陆的民主状况和要求在香港推行更进一步的民主，往往遭到中央政府的排挤。如今，亲共的建制派逐渐沦为既得利益群体，而某些遭到中央政府排挤的政治力量逐渐产生离心的趋向，甚至走向港独。大多数民主派，在港英政府时期，一直是追求民主、主张“民主回归中国”的重要力量，为世人所尊重。香港回归之后，他们又是“一国两制”在香港实行的积极推动者。可是，“六四”的血腥场面给他们留下不可磨灭的记忆，加剧他们的担心，加速他们对于香港普选、港人治港的诉求。面对他们的诉求，中央政府不仅没有积极回应，相反还把他们当作不和谐的力量来排挤，无疑在加剧本来便已存在的矛盾，从而将香港最重要的民主力量和“一国两制”的积极践行者推向自己的反面。第三，不当的治港政策。不管是CEPA，还是自由行，受益的都是香港商人群体，加剧香港社会的贫富分化。中央政府本心是想向世人证明香港回归是成功的，但是却无意中好心办坏事，误以为治理好香港在于财团，以至于引发不少普通港人的不满，把本属于香港内部的矛盾，上升为港人和中央政府的矛盾。某种程度上讲，香港的问题不单单是政治问题，而是经济民生问题，况且政治问题很大程度上是经济问题的衍生品。正是因为不当的治港政策，使得香港利益分化，政界商界精英获利非常大，而普通人的生活改善不大，不满感随之加深。

第四，大陆社会的糟糕现状和腐败官员在香港的挥霍。台湾作家柏杨在《丑陋的中国人》里面曾提到，回归之前的香港因为担心大陆的糟糕现状而产生一股移民潮。中英政府妥协下的“一国两制”虽然可以保障港人的制度不变，却无法保障回归之后的香港人无数次目睹大陆的腐败、贪污、侵犯人权、社会不公的现象。回归之后，香港与大陆的往来非常密切，同是一家人，你来我往，对于彼此的了解更加深入。大陆的腐败，社会的不公，各种陋习，无不给香港人留下十分糟糕的印象。

同时，许多大陆的贪官一边在大陆塑造为人民服务的假象，一边在香港尽情挥霍，游刃于香港的政界与商界，影响甚坏。

随着香港和大陆之间的矛盾加剧，香港人对于中央政府的不信任感变得越来越明显。因为不信任，因为怀疑中央政府的2017年特首普选承诺，占中三子才计划发动“占中”运动来向中央政府施加压力。本来占中三子刚开始对于“占中”所能发动起来的公投人数并不自信，甚至担心最终以失败收场。可是，中央政府白皮书的发表，声称对香港拥有全面管治权，又加上官媒的轮番攻击，导致许多香港人开始由不信任变为担忧，害怕现有的自由和民主将会进一步萎缩，于是不得不奋起抗争。中央政府和官媒的火上浇油，在很大程度上使得参与人数可能不乐观的“占中公投”投票人数远远超出最初的想象。在这个过程中，无论是中央政府，还是特区政府，均多次声称公投是无效的，不具有任何法律效力。相反的是，这么多人不顾中央政府和特区政府的表态，去做一件政府不承认乃至反对的事情，这足以说明很多港人的不满和抗争决心。尽管投票人数可能存在夸大和水分，但是这仍然不能阻挡汹汹的民意。面对港人如此大的阵势，中央政府确实应该反思多年以来的治港政策。正如白皮书所谈到的，自香港回归以来，中央政府对于香港的援助和支持，无论是从力度上来看，还是从规模上讲，都是非常大的。可是，中央这么大的支持，不仅未能赢得港人的好感，相反还不断加剧港人的不信任感，这只能说明中央却有必要改进治港政策。三、香港的出路

那么，现在的香港该怎么办呢？对于中央政府而言，一旦让步，担心民主派会得寸进尺，做进一步要求。对于许多香港人来说，害怕不争取，担心香港的自由空间被不断压缩。换言之，中央政府与香港之间严重缺乏政治互信，你有你的顾虑，我有我的担忧。可是，为什么它们之间缺乏互信？香港固然有香港自身的原因，甚至存在借政改来宣泄港内问题的可能，但是中央政府掌握主动权，理应承担更多责任，唯有这样才能有助于问题的解决。

中央政府应该积极回应港人的诉求，拿出符合民意的政改方案。香港是全世界有名的金融中心，任何风吹草动，都会引来外界的关注。假若中央政府选择压制的手段，对于港人的诉求置若罔闻，不仅会助长可能会带来严重后果的“占中”，迫使局势愈发紧张，而且十分不利于中国的国际形象，有损于中国的和平崛起。香港所发生的一切，台湾都看在眼里。如果中央政府态度强硬，未能真正履行当初的承诺，再想用“一国两制”来统一台湾，便变得困难重重。当然，中央政府有自身的担忧，害怕香港脱离主权控制，可是这种担忧是多余的。港人大多是务实的，比起激进的街头政治和分裂，稳定的政治环境更能吸引他们。香港的繁荣是离不开大陆，因为资源丰富、市场潜力无限的大陆会给香港带来更多机遇。再者，香港政改的重要推动者泛民主派本来就一直是主张“民主回归中国”的，是真正爱国爱港的，只不过因为追求民主而成为所谓的中央政府眼中的反对派。因此，只要中央政府积极推动香港政改，给港人一个交代，保持政治中立，真正做到港人治港，相信大多数港人是会支持中央政府的。况且，除了个别人以外，绝大多数港人是务实的，能够保持理性，不会走向中央政府所担心的分离主义。所以，中央政府不能再像过去那样一刀切，思维简单化，绝对不能因为个别人而对绝大多数港人产生误判，从而因小失大。

政改是今日香港问题的总汇聚点，甚至可以称之为香港市民的文化图腾。中央政府只有尊重港人的意愿，利用好政改这个平台，香港问题才能得以解决。

而且在推动政改的过程中，中央政府应该按照港人所熟悉的法律语言进行。与此同时，中央政府有必要检讨多年以来的治港政策，既要治港官员保持谨慎，学会尊重港人的合理诉求，又要避免沿用多年的分而治之政策，不要让某些港人走向分离主义，更要公平对待香港市民，不能让香港发展的好处大多归商人，而是减少贫富差距，遏制那些自私自利的既得利益群体，确保每个港人都能从香港的繁荣中获得理所应当的好处。港英政府时期的香港，大多数时候是一个非政治化的金融中心。可是，回归之后的香港，尤其是近些年以来，愈来愈泛政治化。事实上，香港的泛政治化是中央政府在发挥推波助澜的作用。香港已经回归17年，本来就是中国人，根本没什么好担心的，可是某些治港官员仍然习惯于将港人当作外人，要求港人一遍又一遍地承认自己是中国人。而且一旦香港遇到什么问题，他们不是把责任推到外部势力的身上，便是指向所谓的港英余孽头上。更有甚者，无视“一国两制”的国策，把香港朝向左的方向拉，这样只会进一步加剧香港的泛政治化。对于这一点，中央政府需要反思，不能再动辄把香港问题上升到政治的高度，而是转而支持香港的经济民主问题的更好解决。对于港人，尤其是“占中”的发起人和组织者，同样要保持理性，学会克制和妥协。民主是一项长期循序渐进的过程，绝不是一口气建立起来的。一口气建立起来的民主，漏洞百出。对于中央政府的无理控制，确实有必要抗争。但是对于中央政府的诚意，港人应该善意回应。无论是香港局势的和缓，还是香港政改的顺利进行，肯定是中央政府与港人相互协作和良性互动的结果。对于香港的局势，港人有必要对民粹、街头政治保持谨慎，可以努力争取普选，但更要防止陷入集体无意识之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