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月27日下午3时55分，中纪委发布消息称，中共广东省委常委、广州市委书记万庆良涉嫌严重违纪违法，目前正接受组织调查。这是中共十八大之后广东首位落马的省部级官员，同时也是又一个主政一方的“一把手”落马。据陆媒《第一财经日报》消息称，中共十八大之后至少有23个地市以上的一把手或者曾长期担任地市以上一把手的高官“落马”，地方“一把手”成为中共腐败高危群体。
23名“一把手”落马
据报道提供的数据，这23名中共落马官员中，有1名是副国级，1名是正部级，15名是副部级，6位是正厅级。有7名官员落马时担任市委书记职务，其中3名是省委常委。
其中，第一个落马的书记是雷政富。2012年11月23日，因网上爆出不雅视频，重庆市委研究决定，免去其北碚区区委书记职务，并对其立案调查。
第一个落马的省部级官员则是时任中共四川省委副书记李春城。2012年12月6日，中纪委网站公布，四川省委副书记李春城涉嫌严重违纪，正接受组织调查。李春城也是十八大后首个落马的中共中央候补委员，在担任省委副书记前曾长期担任成都市委书记职务。
最轰动、级别最大的落马书记是苏荣。6月14日，中共中央纪委监察部网站发布消息，第十二届全国政协副主席苏荣涉嫌严重违纪违法，正接受组织调查，成为中共十八大后首个落马的副国级官员。66岁的苏荣曾先后担任过中共青海、甘肃和江西三省的省委书记。
有些官员落马时担任的是省委副书记、副省长或者省人大常委会副主任、省政协副主席或者其他职位，但其涉案时间主要是担任地市一把手期间。例如湖北省原副省长郭有明，其涉案主要在担任宜昌市委书记期间。安徽省原副省长倪发科，涉案也主要与担任六安市委书记期间的事情有关。江西省人大常委会副主任陈安众落马，主要与担任萍乡市委书记期间的腐败问题有关。
拍板制成为腐败温床
有媒体曾对“一把手”的贪腐现象曾做过归纳和概括，具体提炼为三个“一”：财务审批上一支笔--许多贪腐官员都是独揽财务审批大权的一支笔；选人用人上一人定--这是腐败分子买官卖官的典型特征；权力运行上一把抓--有些贪腐的一把手对权力、特别是对人财物等实权十分眷恋，不讲分工，把实权全部抓在手中。而近年来，中共许多因严重违纪违法而落马的领导干部、特别是高级领导干部，他们几乎有一个共同的特点：要么当时是“一把手”；要么曾经是“一把手”。据中共中央纪委研究室数据显示，在所有受纪律处分的中共党政机关县处级以上干部中，“一把手”比例占总数1/3以上，厅局级以上干部中“一把手”比例更高。
中共尝试“一把手”限权
制约住“一把手”的人事物拍板权，就能从很大程度上跳出“一人化”领导的魔咒，贪污腐败的“老虎”自然减少。为此，中共多地多部门曾尝试一把手限权举措。
2014年2月，中国山西省出台《关于党政主要领导不直接分管部分工作的若干规定(试行)》，党政主要领导不直接分管下列工作：干部人事工作；财务工作；工程建设项目；行政审批；物资采购。
2014年1月19日，安徽省委书记宣布将实行“一把手”不直接分管人、财、物、项目等具体事务制度和“末位表态制”。
2014年1月16日，中共国家海洋局党组成员、纪委书记吕滨在全国海洋工作会议上提出：党政“一把手”不直接分管“人、财、物”。
2013年6月，云南省出台《权力公开透明运行规定》，其中明确，主要领导不直接分管人事、财务、物资采购和工程招标等制度，在重大项目决策、重要干部任免、重要项目安排和大额度资金使用等事项研究时须末位表态。
2012年，重庆市各区也曾就“一把手”分权进行分头尝试。
2012年，吉林省在推广尝试该制度时，还在人、财、物、工程招标4项权力之外，规定“一把手”不直接分管行政审批，要求将集中于“一把手”的权力分解到班子成员共同行使。
2010年，广东省发文提出，党政正职不直接分管人事、财务等重要部门工作。
同在2010年，中共辽宁省纪委、省委组织部出台党政主要领导不直接分管人事、财务、物资采购和工程项目的暂行规定，要求明确分别由一名副职领导干部分管上述几项工作。暂行规定要求，党政主要领导要带头执行集体领导与个人分工负责相结合的制度，自觉维护集体领导，发挥领导班子中其他成员的作用，凡属“三重一大”事项，都要按照“集体领导、民主集中、个别酝酿、会议决定”的原则，由党政领导班子集体讨论作出决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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