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港乱炖

最近几年，北京餐馆中出现了一道颇有市场占有率的菜肴----乱炖。也就是将名目繁多的菜种和肉类放在一起，调整好火候加以烹制。当抽象化了的“乱炖”出现在作为东方明珠的香港时，不管是港人还是北京，都有点吃不消。

何为抽象化了的香港“乱炖”？将视线锁定于香港七一大游行，便可心领神会，一目了然。因为在“一国两制”白皮书和公投的阴霾中到来的香港回归17周年纪念日，注定不会平静。香港各界举行多场庆祝活动，少数激进反对派则不出意外地组织大游行。由于此前刚刚组织了非法的“政改公投”，自诩得到民意筹码的反对派把游行人数视作继续对抗的“子弹”，故而事前即鼓吹期望游行规模突破2003年的50万人记录，掀起一场香港回归以来“最强烈的政治飓风”。此番游行的政治意义不言自明，即公投票数是筹码，游行人数是子弹，必须双弹齐飞，“和平占中”才可强力落实。

香港七一游行现场

反对派一边手握着被归纳为抽象数字的“筹码”，一边为“子弹”的杀伤力倾注全力。于是人们看到，游行人数这一原本可以量化的数字，各方说法却差异巨大。香港警方至1日晚7时30分的统计结果显示，由维园出发的游行人数为9.2万人。“民阵”称，有51万人参加游行，比2003年的七一游行还多1万人，是历来最多。港大民意研究计划估计，游行人数在15.4万至17.2万之间。从最高的51万人次，到最低的9.2万人次，难免不令人唏嘘个中水分。何况在游行前，反对派就喊出了期待值，即超过2003年的50万人记录，故而“民阵”给出的51万统计结果，可谓打稳了擦边球，如若再高，恐怕连自己都很难说服自己了。

唯物辩证法讲量变产生质变，但是口头堆砌起来的“量”终究难以为继，更遑论更进一步的“质变”。至少从现场来看，参与者并非全为政改而来，而是一个“大杂烩”、一锅“乱炖”，只为借七一游行刷存在感的群体不乏其人。比如有人要求2017年香港举行“真普选”；也有来自香港新界东北的居民反对港府拨款开发东北的计划，这些人带来很多香蕉叶，呼吁“保卫绿色家园”；还有带了彩虹旗的同性恋团体，呼吁反对歧视；还有要求进一步推行小班教学的教育团体，有要求设立动物警察的爱护动物团体，甚至还有扯起雪山狮子旗的“藏独”组织。此外，台湾、澳门的一些社运人士和激进团体也出现在游行中。

毋庸置疑，七一游行已然成为香港新的“抗议性政治传统”，虽然核心组织者是反对派，但实际参与者以及他们的诉求都越来越多元化。故而七一这一敏感时间点至少承担着两重政治任务。一是对香港回归的庆祝和纪念，二是提供集中表达民意不满的机会和舞台。中央党校香港问题专家赵磊即对游行者进行了明确的切割，因为无论是几万还是几十万人，不能把游行者看做一个整体，一部分人是对民主程序感兴趣，也有一个部分人是被裹胁的，还有很多人对经济利益感兴趣，另外有一些人是别有用心的，希望香港“出事”，大陆“出事”。

切割清楚，于中共而言显然是利大于弊，因为只消以子之矛攻子之盾即可。

《环球时报》社评《对“七一大游行”这类抗议，不要太当回事》，也大抵循着切割思路展开。比如把香港乱哄哄的七一游行研究清楚，区分开激进反对派要求什么，普通市民又在想些什么，不可避免的抗议尽可能适应，其中的违法行为鼓励依法处置。同时需要厘清，坚持《基本法》的原则与呼应普通市民的大量诉求并不矛盾，照顾香港普通市民的情绪不应以增加内地与香港民众的隔阂甚至对立为代价。

稍早前被梁振英点名批评的胡锡进，这一次言论阵地站稳中央立场不同，香港本地媒体则更忧虑的是大游行之于香港的影响。《明报》和《南华早报》借对现场的还原揭露少数激进团体将对抗行动升级的图谋。《成报》则担忧“乱炖”之后的“乱局”，因为虽然示威者宣称“和平而非暴力”，但北京、香港政府、工商界、甚至市民还是担心瘫痪中环的噩梦会降临，毕竟前车之鉴无远弗届，诚如反对新界东北发展计划示威所见，一些暴力、滋事分子只要混杂其中，主办方根本无力控制场面，只能眼巴巴看着对打现象。比照与各色担忧，《文汇报》更为直接地表达了己方立场，抨击激进团体预演“占中”是公然挑战法治，漠视社会福祉。按照新界社团联会秘书长陈勇的说法，“学民思潮”不断将“争取民主”的口号挂在嘴边，但言行完全演绎“最劣质”的民主行为。当学界方案进入“全民投票”名单时，他们以为胜券在握，可以挟持投票结果，任意妄为；现在输了，便立即发难，急忙出来“占中”。“这种输打赢要、唯我独尊的态度，令人担心。一手毁坏民主列车的，就是这班人。”

“暴民政治破坏核心价值”，亲共《大公报》以此为题，试图对香港进行一次彻底的“体检”。香港长期以来给人的印象，一是“繁荣稳定”，二是“太平盛世”。最近几年，香港社会日见政治化，内斗不止，内耗不息。而且，反对派之中，出现了更多的激进分子，甚至是狂热分子，令反对派的反政府活动，包括示威、游行等，发生了愈来愈多的暴力行为，导致香港渐渐形成一种“暴民政治”的风气，摧毁了太平盛世，破坏了繁荣稳定。

可见的暴力之外，还有一种停留在语言上的暴力更值得警惕。前者所以能付诸实施，很可能是拜后者形成的舆论环境所赐。陈云和他的《香港城邦论》，就是其中的典型。暴政、道德崩坏、公义摧折、地狱鬼国……类似戾气毕现的暴力语言在陈云新著《香港城邦论》中俯拾即是。作为文化评论人，陈云笔下描摹出的中共及其子民，俨然成了十恶不赦的共匪贼民。诡异的是，从头至尾挥舞着语言暴力大棒的“旁门邪说”，却不仅收获了香港书奖，还接连数月蝉联畅销书排行榜前列。很难想象，长期受这类充斥着语言暴力书籍的影响和煽动，香港七一大游行可以真正“和平而非暴力”。

“乱炖”过后，香港向何处去？发现问题永远是解决问题的第一步。问题包括：香港在今天的乱局中如何才能维系优良的法治传统？如何才能在全球化经济中找到香港的立足点？如何才能让香港经济重振上世纪七八十年代的雄风？在春秋研究院研究员寒竹看来，内地早已成为香港内部矛盾的替罪羊。所谓的“港陆矛盾”在本质上是香港社会内部矛盾的一种歪曲性转移。近十几年来，香港经济在全球化浪潮中日益边缘化，香港大资本对社会的垄断越来越强，社会贫富悬殊的问题日趋严重，社会公平正严重缺失。这些香港的内部矛盾并非内地引起，但一些海外政治势力和香港政客却祸水东引，把香港社会内部的矛盾歪曲为内地与香港的矛盾，试图把中央政府，甚至把普通内地人当做香港社会问题的制造者，由此来煽动普通香港民众对内地的不满。这是当前香港社会乱象的总根源。

退一步讲，如果走上街头的香港民众愿意，完全可以将视角锁定在习近平带领下的中共如何庆祝七一这一天。

于香港而言，七一意味着回归，意味着表达己方诉求；于北京而言，则意味着中国共产党93岁生日。按照惯例和传统，过生日是要敲锣打鼓、摇旗放炮的，但是习不仅打破常规送出了一份“厚”礼，还着力于让这个生日过得更饱满实在。时代在变，中共在变，香港也在变。中共要接受香港之变，同样地，香港也要卸下刻板成见看到中共之变。惟其如此，才可能取得双赢。一方面，香港站在民主的前线，应该做好榜样，而不是将大陆民主现状和未来贬斥得一文不值的同时，还不惜将香港民主的顽疾归罪于大陆。另一方面，香港与中国并不能分开处理。虽然大陆的确存在诸多尚待根治的顽疾，但将香港与中国割裂开来的大前提是不成立的，那么在此基础上作出的任何论断，即便以不可置疑的语气和汹汹暴力来衬托，也是很难服众的。

至于形成激烈对撞势态的北京和香港激进派，不妨平心静气地坐下来共享这一锅“乱炖”。前者在承认香港作为开放城市的多元和自由的基础上，不需要对香港之“乱”紧张兮兮，香港民主运动不仅不会危害主权统一，反而恰恰是主权统一的最强大力量。北京大学法学院教授张千帆的批驳不无道理，中央一些部门思维僵化保守，视民主为洪水猛兽，把香港民众的民主热情解读为“国际敌对势力”煽动策划的结果，甚至把香港视为“反共基地”，非要把香港民主进程“管”起来，进而导致部分港民诉诸“公投”乃至“占中”等公民抗命行动。照这种思路管下去，非把香港“管”丢了不可，更不用说对台湾的负面“示范”效应。于激进派而言，也应当接受民意诉求之多元，避免将任何问题都上纲上线到政治高度，从而将己方陷于“反共”职业斗士的窘境中不能自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