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被全球化、高油价、恐怖主义、文明冲突包围的世界，文学创造历史遗忘的那部分。（
拉丁美洲作家在政治生活上的创造力总令人嫉妒。略萨在写作多年小说之后，决定竞选总统，在之前他是一位坚定的自由市场的信仰者，至少有一次，他曾与左派立场小说家马尔克斯在电影院前扭打起来。在一九九零年的秘鲁总统大选时，若不是藤森表示同意他的主张，当选总统可能是略萨。所有在所谓的」文学爆炸」中涌现出的拉美作家在作品中都带有鲜明的政治痕迹，不管他们采用的手法多麽富有想像力、甚至魔幻般的不真实，但他们可能比任何人都更好的理解与分析了这块长期被混乱、无政府、独裁困扰的大陆。阿根廷作家胡利奥•科塔萨尔说：「阅读与写作总是意味着询问和分析事实。」作家往往比政治学家、经济学家更出色地解读了他们所生活的时代，尽管他们主要依靠直觉。
这次，让我们说说卡洛斯•富恩特斯。一九二八年出生於墨西哥城的富恩斯特，十一岁在智利发表第一部小说，三十岁时出版的《最明净的地区》，被誉为现代墨西哥的总结。他认为思考和写作是对自然秩序，甚至所谓的神圣秩序的一种挑战，一九七五至一九七七年时，他任墨西哥驻法国大使，以直言不讳着称：「必须批评议会，因为它还没有组织得像一个真正独立的议会；必须批评政党，因为它们正处於一种深刻的危机中；还必须批评司法的职能。」一直到今天，他从未停止过写作，他的演讲与谈话能力和他的作家身份一样出名，一位本国作家称他是三百六十度的知识分子，一位唯一可以进入二十一世纪的墨西哥知识分子。
在两年前的柏林文学节演讲中，已经七十七岁的老作家谈论塞万提斯、卡夫卡与福克纳，最后谈到了我们时代最热门的话题「历史的终结」与「文明的冲突」。这真是个有趣的命题，塞万提斯对於解决二十一世纪的全球混乱会带来帮助吗？在这个被全球化、高油价、恐怖主义、文明冲突所包围的世界里，文学应该发挥什麽样的作用？
「宗教是教条的。政治是意识形态化的。理性被要求必须是逻辑的。只有文学具有这样的特权----它可以是模棱两可的。」这句话似乎一下子击中了问题的核心。真相从不等於事实，他说道：「文学创造历史遗忘的那部分。」
在现实的世界里，文学可能比任何力量都更为真实、有力。还记得九一一刚刚发生时，是什麽帮助美国人度过了最初的振荡期，他们都在传诵奥登半个世纪前写的诗。在谈到人类社会今天遭遇的恐怖主义、不同信念之间的冲突时，富恩特斯谈到了福克纳与卡夫卡。前者说：「在痛苦与无情感之间，我选择痛苦」，而后者则说：「我不期待胜利，抗争本身并非幸福，除非它是我唯一可做的事……或许有一天我会投降，但不是向抗争本身，而是向抗争所带来的欢愉感。」人们经常忘记，是人类的情感而非理性，缔造了今日的世界，当人们遭遇痛苦、表现欢乐、攻击别人时，缔结和平，人们所依赖的首先是我们在情感上的感知，而非理性的分析。
伟大的文学作品，可能比任何其他人类活动，都更好地教给了我们爱、恨、热情、公正、同情，并催促我们将之转变为行动。一本小说，往往可能变成一次革命的导火索，当「文学爆炸」在美洲发生时，正是这些作家成为了社会道德的衡量标准之一，他们鼓舞了人们寻求自身权利的欲望。在《拉丁美洲的现实与文学》中，科塔萨尔写道：「作家和读者比任何时候都更清楚，文学是一种历史因素，一种社会力量；伟大而美丽的怪诞之处就在於：文学越是文学----如果可以这样说的话----它就越具有历史特点，越能够起作用。」
在政治学家看到不同文明间难以调和的冲突时，富恩特斯却看到趣味无穷的对话与智慧的分享：「在最后一个字说完之前，我们怎麽能说历史已经终结？」
作者：许知远，二零零零年毕业於北京大学，现为《生活》杂志的联合出版人，也是《金融时报》中文网的专栏作家。他最近的一本书是《那些忧伤的年轻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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