伴随均由习近平牵头的中央全面深化改革领导小组与国家安全委员会、中央网络安全和信息化领导小组三个超级机构的接连成立，执掌大权的各大机构被横向整合，颇具中国特色的“集体领导制”渐趋式微，外界对“中共重回集权老路”的争论再度甚嚣尘上。近日，经常向中国政府提供建议的中国人民大学国际关系教授时殷弘通过西方媒体平台，暗批习集权化。与此同时，也有另一位中国学者以“皇帝”作为代称。
在被问及习近平的领导风格时，时殷弘表示，对于中国，习近平做出决策的基础是，他对“中国强大的国力与军力”的解读。“权力集中在一个人手中，就意味着外交政策会由他的战略性格和政治信条决定，” 习近平认识到奥巴马只是一个跛脚鸭总统，这也促使他更倾向于在南海和东海议题上“推进、再推进”，时殷弘补充道。在由七名中国共产党最高领导人组成的政治局常委会中，习近平的地位最高，而且其他成员似乎并不插手外交政策，时殷弘透露。几乎可以肯定，习近平会听取军方的建议，但“决定由他来做”。
与此同时，另一位中国学者形容，习近平像是常委会里的“皇帝”，手下有“六个助手”。习近平的领导风格与前任胡锦涛形成了鲜明的对比。上述学者透露，后者会与常委们共同做出决策。不像习近平，胡锦涛与中国军方的关系颇为疏远。
围绕外界关于习近平集权的讨论，此前指出，习近平集权并非一种目的，而是“非常时期的一种非常化手段”。被指收权的三大机构颇具“临时性”特征，再者，时过境迁，中共现早已不具备毛时代党临政上的大环境。而在中国固有利益集团盘根交错的当下，中国需要一个强权式人物来与其抗衡力推改革。因此，对于习时代的中国重回毛时代的专权定论自不必顾虑重重，而对于习在新型的领导模式下杜绝部门主义或可乐观其成。
集体领导制度是邓小平1982年为扭转毛泽东时代专权而设的党内高层分权模式。延至胡锦涛时代，“集体领导”演变成“九龙治水”，九位政治局常委各行其是，且权力大责任小，弊端处处。各常委为政一方，中央难以调度管控，且各机构之间“互不往来”，合作受阻，效率低下，机构重叠，人员冗杂。其中最显著例证，是前政治局常委周永康主管政法系统，统辖公、检、法和情报系统，掌管“维稳”经费甚至超过国防经费，却越维越不稳，民怨沸腾。虽漏洞百出，问题多多，但政法系统却成为周永康的独立王国，“针插不进，水泼不进”，坊间甚至一度传闻周永康监听政治局常委的丑闻。
有鉴于此，习近平借助集权树立自己的权威以实现自己政治抱负便具有某种必然性。一方面“集体领导”弊病丛生，导致各方势力各自为战，必须借助顶层强力手段破除条块化的权力格局；另一方面中共启动全面深化改革，习近平亟需进行“权力集中”，强化第一领袖权威，确立自己的改革权威，并且摒弃“党政分开”的主张，强化党在集权过程中的绝对领导地位，唯此才能统一中央号令的绝对权威，以足够的政治动能推动中国完成一场系统化的全面改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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