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色进行曲

对中国官方重要智库----中国社会科学院（以下简称“社科院”）而言，恐怕再有没有比向中央表明忠心更为迫切的事情了。从小处着眼，有中央巡视组高官的点名批评；从大处来看，又是习近平打响的这场没有硝烟的意识形态战役之所需。所以，社科院堪比被架在空中“裸展”的典型，为挽回颜面不得不一边清点队伍中的害群之马一边向中央呈明一片赤胆忠心。

曾几何时，社科院还是意识形态保卫战的核心力量。在宪政口水战、毛泽东形象的维护等大大小小的激烈交锋中，以李慎明、李婕、王伟光、金仁为核心构成的社科院都保持着政治正确。于宪政，刊发于最高党报且轰动一时的倒宪三部曲，正是出自社科院世界社会主义研究中心特邀研究员马钟成之手；于毛泽东，社科院誓死捍卫的决绝姿态贯穿始终，故而动员院长、副院长等密集发声。甚至于连同国防大学推出的上下两集内部宣传片《较量无声》的制作班底名录中，社科院的名字亦赫然在列。可以毫不夸张地说，红色进行曲轰隆而至，在社科院上空响彻云霄。

可就是这样一个红色大本营，却遭遇了近年来最为严峻的一场意识形态危机。6月10日，中央纪委驻社科院纪检组组长张英伟公开炮轰社科院存在四大问题：其一，穿上学术的隐身衣，制造烟幕；其二，利用互联网炮制跨国界的歪理；第三，每逢敏感时期，进行不法的勾连活动；其四，接受境外势力点对点渗透。基于此，坐立难安的王伟光急需正视听，证明社科院为打好这场意识形态保卫战事无巨细，从一而终。比如成立马克思主义学院、构筑马克思主义坚强阵地、把政治纪律作为首要考核因素、严格实行政治责任考核一票否决制、动员所有可能的力量对错误思潮进行辨析和批驳……此外，在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整改工作中，社科院还制定了《关于加强院属单位领导班子建设的若干规定》，明确提出把领导干部政治素质和行为表现、意识形态工作情况，作为考察领导干部的重要内容。还有两个毫无商量余地的“一律”----凡方向不正、品行不端、作风不好的，一律不予任用；凡出现政治违纪问题、不适宜担任现职的，一律予以免职。学术无禁区。当局为儆效尤将社科院钉在了十字架上，即便平日里不满于社科院炮制学术垃圾、无底线护主的自由民主派，也采取矮子里边选将军的逻辑，将矛头对准了钳制学术自由、大搞舆论一律的中共一方。喊得响亮者有茅于轼、贺卫方，此两人均曾多次出现在右派黑名单中，且同时被《较量无声》点名。茅于轼反向追问：为什么有了银行，有了银监会，证监会等等？都是学的西方。更不要说火车、飞机、计算机，哪样不是西方渗透？一个学术机构更应该兼容并蓄，有自由思想，这才有创造力。贺卫方则针对四大问题连发三条微博各个击破，“辨别是否学术隐身衣依赖学术功力，张并非学人，如何判断出？”“什么叫做跨国界歪理？某些人利用互联网跨国界地宣扬极左思潮，否定改革开放，为文革张目，公然否定中央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难道张组长指的是这类歪理么？”

虽然类似的右派反诘在每次的思潮交锋中都颇为抢眼，但是却无不在红色进行曲的枷锁中爬摸滚打。或者可以说，反驳得再有理有据、再歇斯底里、再感天化人，也逃不开整个时代的几大关键词，比如毛时代的红色、敌人、万岁、高音喇叭、英雄、标语，“变异”后仍存在于当下中国。

在毛时代，所谓红色，就是保持执政党永不变色，它的名字叫红，现在是将来也一定要是。高音喇叭则一边散播着毛泽东圣谕般的气息，一边聚集着民众不假思索的顶礼膜拜。至于标语，一场新的运动，往往经由标语的更换而来：“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就是好！”“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批林批孔，斗私批修！”“反击右倾翻案风！”它是一场运动的结束，也是另一场运动的开始。“变异”后，红色依然如旧，高音喇叭成了各方兼能心领神会的红头文件或讲话，标语虽无形却胜有形。有了“红色”作为大前提，有了“高音喇叭”和“标语”助力，意识形态进行曲自然弥漫于各个角落，言者有罪，闻着足诫。

且看红色进行曲如何响彻华夏大地。首先是刚刚成立不久的国安委动员各级党政在5月到7月底在华境外非政府组织（NGO）进行彻查，意在防范境外势力渗透。彼时，《中国社会科学报》发表应时应景专访文章，来自中国人民公安大学的王存奎教授对着“高音喇叭”喊话，虽言词犀利程度不如同门的“华夏”在《环球时报》的嘶吼，却也将境外势力渗透渠道进行总括，比如项目合作、学术交流、学者访问、推广所谓“公民意识”教育、扶贫助学、“维权”救助等。其次，对作为第四权力媒体的动作，虽然也带有浓烈的意识形态色彩，因为有众媒体提取出的“境外”这一核心关键词，但是与防范境外势力渗透还是有所不同。比如广电总局新近印发的《新闻从业人员职务行为信息管理办法》中明确规定，禁止新闻从业人员以任何形式为境外媒体撰稿，或者担任境外媒体的“特约记者”、“特约通讯员”、“特约撰稿人”或专栏作者等。然而，一个大前提却被集体忽略，《办法》的出台，为的是“加强新闻从业人员职务行为信息的管理，规范新闻传播秩序”，而不是进行所谓的反渗透。而且其中所称新闻从业人员职务行为信息，是在从事采访、参加会议、听取传达、阅读文件等职务活动中，获取的各类信息、素材以及所采制的新闻作品，其中包含国家秘密、商业秘密、未公开披露的信息等。显然地，居庙堂之高的广电总局未能吸取“禁止记者进行批评性报道”的经验教训，犯了同样的错误，即给外界留下了误读、歪解的广阔空间。或者可以说，这也是《办法》不严谨必然需要付出的代价。最后，还有网传中宣部关于下架所有境外SNS类应用的通知，被看做是从源头上掐断渗透。但此通知的真实性和终极目标之所在，还有待进一步观察。

马力全开，只为打好意识形态保卫战，也是为红色进行曲能一直传唱下去。然当下响彻华夏的红色进行曲，真的是习近平愿意听到的吗？按照《求是》此前透露出的习近平意识形态工作三步走战略，红色进行曲变调亦或是脱轨的可能性很大。因为习近平希望的是，搞好政治吸纳而不是简单粗暴式的打压。既然是团结、引导和政治吸纳，那么掌握知识分子的新特点就必不可少。比如规模不断扩大、构成复杂多元、自我意识个体意识强化、利益诉求和政治诉求交织，被当局划归到需要改造队列中的群体，即是利益诉求和政治诉求交织的“产物”。按照各个击破的原则，知识分子是中共必须团结的社会群体，是首要的群体，甚至比资本家更重要。简单说，资本家是经济利益群体，而中共是最大的“资本家”，且控制了绝大部分的经济资源（税务和资本体系），所以只要“大资本家”继续当家，资本家就会很好管。但知识分子是思想聚集体，即便言论不自由，思想的市场是畅通无阻的。知识分子没有东西被政府掌握，他们的社会影响力强大，随便一条微博、一个不同观点，都可以引发舆论震荡，所以他们应该是党外最为关键的政治群体。如果一味以境外渗透为由，遏制学术自由和新闻自由，或将引发更为剧烈的反弹，带来的政治层面的破坏性恐怕是当局不能承受之重。

对习近平而言，能够最大限度地将知识分子、理论界和学者拉拢过来，能否真正读懂他们并为自己所用，将最大变量转化为最大政治后盾力量，自然是皆大欢喜。更长远来看，不断开放对党外的舆论力量，也有助于在党内宣传力量乏力之时成为“候补”力量跟上。意识形态虽然是一场没有硝烟的战争，但却极有可能催生出一场充满硝烟的战争。思想市场的开放乃大势所趋，如何做好平衡，取得双赢，对时下因反腐赢得身前身后名的习近平来说，这是一项远比打老虎、拍苍蝇更为艰难的任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