继2011年2月香港北星出版社出版了程光先生的《心灵的对话----邱会作与儿子谈文化大革命》之后，4月份又推出了该书的姊妹篇----《历史的回顾----邱会作与儿子谈革命经历和若干历史问题》。在这部以问答方式针对中共党史上若干重大历史问题讨论的口述历史中，邱会作将其亲身经历事件娓娓道来，向人们展示了许多鲜为人知的历史情节。此书共489页，从邱会作早年参加革命谈起，直至1966年文化大革命爆发前夕，是人们进一步了解中共历史、中共重要历史人物以及深刻认识中共本身的重要历史见证。
邱会作在公审现场
作家丁凯文认为此书内容丰富，史料详实，可读性很强。读罢此书，感慨良多，并撰文《中共历史的见证----读程光<历史的回顾----邱会作与儿子谈革命经历和若干历史问题>》与读者分享。邱会作在回忆录中谈及文革期间林彪对周恩来大力支持，否定了邓小平钦定的《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中周、林二人的斗争关系。除此之外，邱会作更是罕见披露罗瑞卿事件中鲜为人知的内情。一、革命也会革到自己的头上----苏区的肃反
凡经历过文化大革命的人大都记得毛泽东的一句名言：“革命无罪，造反有理”。究其本意，大约是指只要是在“革命”的口号下，在“革命”名义的驱使下，任何行为都是合理的，“革命”的对象不仅针对敌人，同样也可针对自己的同事。上个世纪的六十年代这一“革命”达到了巅峰，致使数亿中国人卷入这场毫无来由的“革命”运动之中。然而，人们也许有所不知的是，这一“革命”行动早在上个世纪的三十年代就在中共自己的领域范围内大搞特搞，杀人无数，中共在革敌人的命的同时，也毫不留情地革着自己人的命。邱会作的回忆给我们留下了珍贵的史料。
关于这段历史，邱会作说：“我们部队的肃反就是抓‘AB团’，运动在1930年12月发生的‘富田事件’时达到了高潮。在那次事件前后，红军和苏维埃政权内部错杀了一大批无辜的人。……当时主要的矛头是对准干部，特别是领兵的干部。运动开始，八连政委就被抓走了，没几天，我们的二排长也不见了，不久又有几个班长没了，说他们都是‘AB团’，被抓走杀了。”“处决人的场地离我们的住地有十里路远，每天都有打成‘AB团’的人被绑到那去执行死刑。”“有一次我到上级机关去送信，回来的路上又看到别的部队杀‘AB团’。为了不让那些人死刑前喊叫，事先用小树棍横在他们嘴里，用绳子绑住，行刑的方法比我们那天在河滩上见到的更残酷。为了节约子弹，执行人把要杀的人绑起后推倒在地，用大石头砸“犯人”的头，砸得脑浆四溅……”（程光《历史的回顾－邱会作与儿子谈革命经历和若干历史问题》，香港北星出版社，2011年4月版，页19－21，以下简称《回顾》）
中共不仅在下级指战员中大杀特杀所谓的“AB团”，而且还杀了许多高级指挥员。邱会作的堂兄也不能幸免。邱会作的远房堂兄邱会培，1925年就参加了共产党，1926年任江苏南通最早的党的书记，曾领导过工人运动在1927年回兴国闹革命，搞起了一支近两千人马的队伍，亦曾迎接毛泽东、朱德下了井冈山。他当时是兴国革命的领袖人物，也被当成“AB团”杀了。中共不仅杀了邱会培，甚至连他的妻子和未成年的儿子、女儿也一起杀了。（《回顾》，页21）
中共的这段历史可谓极为惨痛，中共不仅杀了许多中下级的指挥员，更使红军元气大伤，国民党办不到的事情，反而是共产党自己办了。如果说中共抓“AB团”的初衷还是针对国民党对中共的渗透，防止敌人从内部对中共的破坏，但其后来的所作所为只能说是滥杀无辜，走火入魔，把中国历史上几千年来的封建皇权制度下最糟粕的“连坐”、“株九族”一类恶习搞到中共党内，有些甚至是公报私仇。由此贻害无穷。当然，邱会作当时并不太清楚“富田事件”的来龙去脉。其实那就是毛泽东一手发动的大规模的清查AB团运动，以酷刑逼供等手段罗织罪名，滥杀无辜，终于引发了富田事变。事变之后，他在王明的支持下，对党内、军内的异己分子进行了更大规模的清洗。可事后毛泽东为了掩盖这段历史，将这笔滥杀无辜的帐全部算到了王明的头上。此后，毛泽东党内斗争的手段日臻化境，炉火纯青，及至六十年代发动的文革这一疯狂“革命”，也就不足为奇了。
二、毛泽东、张国焘的分裂和叶剑英
叶剑英是毛泽东文革当中相当倚重的军内代表人物，文革初期叶剑英在打倒罗瑞卿事件中出了大力，虽然在“二月逆流”之后靠边站，但是林彪事件后重掌军队大权，惟在毛泽东去世前又解除了叶剑英的军权。但毛死后叶剑英成为粉碎“四人帮”的关键人物。叶剑英之所以屡受毛泽东的重用，这与长征途中毛泽东与张国焘的斗争中所起的所用分不开。由于中共在第五次反围剿的战斗中失利，中央红军不得不在1934年开始了“长征”，而在1935年6月在四川西北的懋功的两河口与张国焘率领的红四方面军会合时，毛泽东与张国焘就红军向何处去问题上发生了激烈的冲突，导致了红军的分裂。这一结果对中共后来历史的走向产生了深远的影响。邱会作作为一个亲身见证者对此有详实的描述。
有关毛张分裂最关键的问题是，到底有没有张国焘要武力解决中央的“草地密电”。最早提出有张国焘要“危害中央”的“密电”一说来自毛泽东。毛泽东在1937年3月延安的政治局扩大会议上说，“张国焘在分裂红军问题上做出了最大的污点和罪恶。左路军和右路军的时候，叶剑英把秘密的命令偷来给我们看，我们便不得不单独北上了。因为这电报上说：‘南下，彻底开展党内斗争。’当时如果稍微不慎重，那么会打起来的。”然而这一说法长期以来不为红四方面军的指战员所认同，日后更受到史学研究者们的质疑。
对于当时的情景，邱会作对此回忆说：“1935年9月9日，叶剑英参谋长匆匆地从司令部那边到我们这儿来了，没多久，各位中央领导人被叫到毛主席那里，像是开会议事。我想一定是有什么情况，因为我们到这儿休整后很少有把所有领导人都叫去的。下午两点多的时候，通讯员急忙跑来叫我到林伯渠司令员那开紧急会议。我跑步赶到时，曾希圣（军委二局局长）、李富春、叶季壮（先遣工作团正副团长）、军委机关的肖向荣、孙开楚等人和我几乎同时到达。我见林伯渠心事重重地呆坐着在那儿。会议开始后林伯渠说，左路军到了阿坝，中央要他们迅速来和我们会合，一起北上。张国焘说没有粮食，河水大涨不能徒涉。他还电令徐向前、陈昌浩停止北上，准备南下，态度非常强硬。中央刚才开了会，认为徐、陈会执行张国焘的命令。我们走为上计，行动要快。只要我们向林彪的一军团靠拢了就主动了。具体行动方案是：1、中央决定立即北上，四方面军的四军、三十军如不愿意走，我们就和红一军团、三军团北上；2、行动前绝对保密，对外说是明天上山打粮，先不告诉红四方面军的人，让他们先跟着走。过了水磨房之后（那儿驻有红三十军部队和红军大学），再向他们宣布我们的行动，走留听从其便；3、对四方面军不愿走的人不准强迫、打骂；4、我们现在就秘密做准备，凌晨三时准时出发。”“我返回后立即召集三科开会，布置任务，分头去收帐篷、绑行李、装担子、备马、做饭，紧张的样子我历历在目，完全是受到威胁要立刻离去的紧急措施。有人发现这是大搬家的样子，对明天‘上山打粮’怀疑，在瞎猜乱问。我制止了，要大家坚决执行命令。准备之中，曾希圣找我商量，说他的通信部门要晚些时候才能收电话线，要我配合他。我问时间这么紧迫，为何如此拖拉。他说，是为了晚上行前要给叶参谋长打个电话，叫他过来一起走。……后来叶剑英对我说过，那天他回去就向徐向前、陈昌浩汇报了中央纵队明天‘上山打粮’的布置，他想到右路军只有一份由川北通向甘肃南部的地图，在指挥部作战参谋吕冀熙那里。他派吕冀熙出去办点事，把地图偷偷拿到手。晚上，叶剑英接到曾希圣的电话，向徐向前、陈昌浩说，要去察看通讯设备的故障，脱身了。”（《回顾》，页80－82）
从邱会作这段回忆来看，叶剑英当时确实来到毛泽东处报告了张国焘的意向，即“停止北上，准备南下”，且“态度非常强硬”。由此引发了毛泽东等人的紧张，随即采取断然措施，先行离开，尽快脱离张国焘所指挥的部队。但是如果说张国焘当时打算采取措施“武力解决”中央，显然也并非事实。日后众多的党史专家和学者们反复论证毛泽东对张国焘的指责并非事实求是，而是歪曲、夸大了事件的严重性，更为张国焘戴上了“分裂中央”的大帽子，日后很多红四方军的指挥员受到不公正的待遇。有学者就此指出：“毛泽东的‘密电’之说，尽管缺乏事实根据，但是，它为张国焘的分裂行径定了性，纾解了人们在长征中因红军分裂产生的困惑，其目的还是为了清算张国焘的错误，肃清不利的消极政治影响，维护团结和统一，维护中央领导集体权威，以便迎接摆在党和人民军队面前的更为复杂和艰巨的新任务，这在当时无疑有着重大的现实意义。这也就免不了其中的一部分人群将要面临委屈和不公平，同时也一定程度上牺牲了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夏宇立《长征“密电”问题的来龙去脉》，《炎黄春秋》2011年第1期）邱会作对这一问题的认识则更有启发性。邱说：“人们过去常把怨恨记在叶剑英偷出来的那个‘密电’上了，争辩它的有无，其实人们的怨恨应该记在日后整人的错误政策上。如果没有因为张国焘而过分地整了一批红四方面军的干部，如果更多考虑当时的客观历史条件，在半个世纪以后，人们对那个‘密电’的有或无，就不会这么‘较真’了。现在我担心的是，在人为的‘路线斗争’和宗派观念的驱使下，会把历史上真实的东西扭曲，埋没了。”（《回顾》，页89）
由于叶剑英的这一“功劳”，毛泽东日后念念不忘，将叶剑英依为自己军内的心腹，称叶剑英“吕端大事不糊涂”。即使叶剑英在文革中卷入“二月逆流”，被毛泽东下令“靠边站”，但是在九大上仍然保留了叶剑英的政治局委员一职，而其他老帅们则继续被毛泽东冷落。1970年8月的庐山会议后，叶剑英被毛泽东委派专门负责收集陈伯达早年的资料，为彻底打倒陈伯达做好各种准备，而叶剑英也确实不负毛望，为陈伯达罗织了许多莫须有的罪名。林彪事件后，叶剑英出掌军委办公会议，为毛掌管军队事宜。从这一点来看，叶剑英自有其历史上与毛泽东的渊源。然而，历史的诡异却是，叶剑英这个毛泽东的心腹却是日后粉碎“四人帮”的主要人物。由此也可看出，毛泽东的倒行逆施，终于导致众叛亲离，最后只剩下毛一个孤家寡人以及妻子江青和那几个文革极左派。毛泽东一死，那些人立即被一网打尽，一朝覆亡。
三、林彪与周恩来的关系
国内官方在谈论林彪与周恩来的关系问题上，一概以邓小平钦定的《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为蓝本，将周恩来与林彪的关系定为于“斗争”。该《决议》说：“他（周恩来）同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的破坏进行了各种形式的斗争。”由此，周林之间的关系的“斗争说”成为国内学界的主流看法。笔者曾撰文讨论这一问题（丁凯文《周恩来与林彪文革作用之比较研究》，宋永毅主编《文化大革命：历史真相和集体记忆》上册，田园书屋出版，2007年3月版）。笔者认为，文革期间周恩来与林彪的关系恰恰时最融洽、最配合的时期，而这不仅源于他们早期的革命经历，更源于林彪自1959年接管军队后对周恩来领导的国务院工作的支持相关。而邱会作的回忆给我们提供了最佳的例证。
1959年林彪接替彭德怀出任国防部长时正逢三年大饥荒，国民经济遭受了前所未有的困难局面。林彪作为军队的主要领导人以自己的方式对周恩来领导的国务院予以最大的支持。邱会作接任解放军总后勤部部长时，发现彭德怀时期军队结余了七十亿元军费。当年的七十亿元可是一个天文数字。邱会作当即向林彪作了汇报，林彪随后找邱会作谈了一次话。林彪说：“当前国家困难，应当把各方面的财力集中起来渡过难关，我考虑结余军费全部交给国务院。”邱会作向军委常委会作了汇报，常委们一致同意林彪的建议。邱会作代表军委将军费上交一事向毛泽东作了报告。毛很快就予以批准，并批示说“全党都来顾全大局，就能战胜困难。”（《回顾》，页372－373）当邱会作把总后财务部的支票送交国务院财政部时，周恩来却压了下来，迟迟下不了决心。邱会作了解周恩来的难处，表示愿意帮周恩来想个办法处理好这件事。周恩来后来单独与邱会作谈了此事。周表示说：“彭德怀管事的时候，整天发我的脾气，把国务院指责得毫无是处。抗美援朝战争时，我花了那么大的精力支援前线，他竟然说朝鲜打仗‘靠的是两个麻子’。现在军队由林总管，完全不一样了。国家遇见了这么大的灾荒，在大家都很艰难的时刻，林总主动把节余军费送上我的门来，支持国务院和我的工作。这种顾全大局的精神令人感动！我这个当总理的，没把军队的事情办好，反而要把军队节省的钱收回来？于心不忍啊！”最后邱会作汇报了林彪的坚决态度，并出了个主意，建议财政部先把这笔钱收下，也不叫上缴，也不叫收回，按照银行条例转换为军队的存款。军队永远不提取，不收利息，实际上是送给国务院了。周恩来连称是个好办法（《回顾》，页373－374）当时财政部总也提不出一个合适的方法接收这笔款项，没想到邱会作一下子就为周恩来解决了难题。
据邱会作回忆，在林彪的指示下，军队对国务院的支持还很多。比如，粮食部和商业部决定在全国实行粮票布票制度。总后军需部害怕麻烦，主张军队干部不实行粮票制，实行特殊供应。邱不同意这样做，邱认为国家对军队已经很照顾了，军队干部供应的布多了好几尺（发的军衣不包括在内），粮食定量也高。但军队有人还要求有更多一些特殊照顾，一些重要领导也持这样的观点。但是，林彪支持了邱，林让邱对周恩来说，军队和地方一样，实行布票粮票制度。林彪还对军委办公会交代，现在把节余费用全部交出去了，以后花钱也要节省。一些不急于换装的装备，能暂时减缓更新的暂缓；已经研究成功的新产品，不到一定时机，暂不大批生产，把钱省下来让国家搞经济建设。（《回顾》，页374）
此外，林彪还建议解放军重提“拥政爱民”的口号，解放军积极参加社会主义建设，支持地方政府的工作，由此涌现了许多英雄人物，如人们耳熟能详的雷锋、王杰、欧阳海、刘英俊等。
国内官方多年以来的宣传，似乎林彪除了处心积虑吹捧毛泽东外，其他一无是处。而周恩来作为党和国家主要领导人与林彪之间也只能是“斗争”的关系。殊不知周恩来与林彪长期以来都是和睦、合作的，林彪掌管军队后更是对周恩来的工作给予了最大的支持，文革期间亦不例外。邱会作的回忆给了我们一个最佳的说明。四、毛泽东的乌托邦理想----“五七指示”的来龙去脉
笔者文革期间还在上小学时就对毛泽东“五七指示”其中的一段背诵如流，“学生也是这样，以学为主，兼学别样，即不但学文，也要学工、学农、学军，也要批判资产阶级。学制要缩短，教育要革命，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统治我们学校的现象，再也不能继续下去了。”当时虽然并不太理解这些话的深刻含义，但是学校每年都要参加学工、学农劳动，并请解放军来校给学生作军训。小学、中学和大学都进驻了工宣队、军宣队，工人阶级和解放军成为各个领域的领导者。所有这一切起源于这个“五七指示”。
“五七指示”源于邱会作写给中央军委和林彪的一份工作报告，邱会作向军委汇报了全军农副业生产的概况，用一些生动典型的事例表达了邱本人对军队从事生产劳动的想法和请示。林彪看后觉得不错，转呈毛泽东。毛看后给林彪写了长信，抒发了毛本人心目中的理想国和宏伟蓝图。毛的主要思想是：“军队应该是一个大学校”，“这个大学校，学政治、学军事、学文化。又能从事农副业生产。又能办一些中小工厂，生产自己需要的若干产品和与国家等价交换的产品。又能从事群众工作，参加工厂农村的社教四清运动；四清完了，随时都有群众工作可做，使军民永远打成一片。又要随时参加批判资产阶级的文化革命斗争。这样，军学、军农、军工、军民这几项都可以兼起来。但要调配适当，要有主有从，农、工、民三项，一个部队只能兼一项或两项，不能同时都兼起来。这样，几百万军队所起的作用就是很大的了。同样，工人也是这样，以工为主，也要兼学军事、政治、文化。也要搞四清，也要参加批判资产阶级。在有条件的地方，也要从事农副业生产，例如大庆油田那样。农民以农为主（包括林、牧、副、渔），也要兼学军事、政治、文化，在有条件的时候也要由集体办些小工厂，也要批判资产阶级。学生也是这样，以学为主，兼学别样，即不但学文，也要学工、学农、学军，也要批判资产阶级。学制要缩短，教育要革命，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统治我们学校的现象，再也不能继续下去了。商业、服务行业、党政机关工作人员，凡有条件的，也要这样做。”
通过邱会作汇报的军队从事农副业生产，毛泽东看到了他心目中的理想国度，一个乌托邦式的共产主义“太平天国”。从此，“五七指示”成为全中国的座右铭，各机关单位纷纷成立“五七干校”，广大人民群众都要走“五七指示的道路”。而其最核心的内容则是各行各业都要与军队相结合，要批判资产阶级，要将中国变成一个“毛泽东思想大学校”。确如王年一教授所言：“毛泽东在《五七指示》里，勾勒出他所向往、憧憬的社会。这是怎样一个社会呢？这是以阶级斗争为纲、限制和逐步消灭分工、限制和逐步消灭商品经济、在分配上大体平均的社会，是自给自足或半自给自足、小而全、封闭式的社会。毛泽东的构想，大体上是军事共产主义的模式。”（王年一《大动乱的年代》，河南人民出版社，2005年版，页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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