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前助理国防部长、前美国国家情报委员会主席约瑟夫·奈7月10在辛迪加项目智库发表文章称，欧洲要助美国亚太再平衡一臂之力。
约瑟夫·奈7月10在题为《旧世界的新角色》（The Old World’s New Roles）的文章中称，中国的崛起唤起了西方的许多问题，有些人甚至在猜想中国是不是正在奋力篡夺欧洲在全球的领导角色。在欧洲，从美国的亚太经济战略转移开始，中国的崛起影响就逐渐深远。70余年来，美国一直把欧洲列为优先级，但欧洲现在却在慢慢失去美国政策制定者眼中的特权地位。
然而，认为大西洋的伙伴关系在逐渐消逝的观点过于极端。美国总统奥巴马把“战略转移”这一词改成了“再平衡”，旨回到过去远离的事物中。这种变化反映了美国在承认中国日益增长的经济地位同时并不否定欧盟的重要性，欧洲仍然是世界上最大经济实体和经济创新的领先源，更不用提维护人权等的重要性。
这里不是在说亚洲的崛起不需要调整。工业革命开始时，亚洲的全球经济份额开始下降，从原来的50%多在1900下降到了20%。到本世纪下半叶，亚洲有望恢复其昔日的经济优势，称为全球产量的50%，也使得亿万人民摆脱贫困。
这种权力的转移，也许是二十一世纪最重要的一次权力转移，当然也意味着严重的风险。历史学家们经常警告说，中国这样的新兴大国的出现必定会产生许多不确定性并进而引发恐惧以及严重的冲突，就像一个世纪前，那些欧洲经历过的一样，例如德国取代英国的工业生产。
上世纪90年代，在克林顿政府考虑如何应对中国日益增长的经济力量之际，一些人建议实施遏制政策。而克林顿却拒绝了这个建议，并称，中国与其邻国之间保持如此良好的关系，所以达成一项反中国联盟几乎不可能，更重要的是，这样的政策将会使与中国在未来也保持敌对。相反，克林顿选择了一个称为“综合保险”的政策，并欢迎中国进入世界贸易组织以及恢复了与日本的安全条约。
如果中国奉行“和平崛起”，那么它的邻居将会围绕它建立强大的经济关系。如果它过于盛气凌人，比如最近在印度边境以及东海南海上的行为，中国的邻国将会为了寻求平衡向美国寻求海上支援。而欧洲在这里要扮演一个什么角色呢？首先，它应监测和抑制敏感货物的出口以避免恶化安全形势对欧洲造成威胁，以加固区域安全以及海上航道安全。
此外，欧洲可以帮助规范环境安全。例如，欧洲能够在加强解释说明联合国海洋法公约上起到重要作用，而不是像中国那样特立独行。一些分析师却认为，中国不是一个像纳粹德国和苏联一样的修正主义国家，想急于推翻现有的国际秩序。破坏国际机构如联合国，WTO，与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是不符合的中国利益的，相反，这些国际机构有助于促进它的崛起。鉴于欧洲在这些机构领先的角色，它可以帮助中国获得它寻求的多边合法性，然而前提是，中国需要负责任并不作出任何过分出格的行为。
虽然中国没有试图颠覆全球秩序，但它正经历着一场深刻的、不稳定的转换。随着国际问题例如如气候变化，恐怖主义的兴起、流行病以及网络犯罪，其带来的快速的技术进步和社会变革，使得权力并不是根据国家或者州来分配，而是被宽范围内的非政府实体。应对这些挑战将国家之
前需要广泛的国际合作，中国、美国和欧洲都发挥着重要的作用。
此外，欧洲和美国已经回绝了中国和俄罗斯要求更多的互联网审查制度。欧洲国家如挪威和德国也乐意以人权的名义采取经济抨击。
谁都无法预测中国政治的发展，不过其他国家的经验表明，当人均收入到达10,000美元时候，往往会出现政变。在公正的被法律法规规范的世界秩序基础下，中国经济利益是否会在更大程度上保护个人的权利仍有待观察。这件事，虽然只有中国才可以决定，但欧洲可以做出一次大胆的预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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