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高铁外交”疾进暗含政治风险

中国国务院总理李克强近期几次外访无一例外甘当中国制造的超级推销员，其中更是“卖力”推销中国高铁，“高铁外交”也继“熊猫外交”、“乒乓外交”之后，成为新时代中国外交的美谈。

不过，中国虽然高调力推“高铁外交”，但实际效果却并不如意。据陆媒澎湃新闻网报道，北京交通大学教授赵坚透露，现在的中国高铁还没有一个订单，甚至未来也不会有订单。

中国工程院院士王梦恕介绍说，“现在中国高铁方面正在和很多国家谈，比如墨西哥、中亚、北欧、南欧的一些国家，非洲也有很多国家有需求。各国都想靠铁路带动各自国家的发展，这其中主要目的是为了资源的开发，我们刚好能做这一点，以物换路是个思路。”不过，在一些铁路专家看来，中国高铁虽然已经拥有技术和成本上的优势，但是走出去并不是那么容易。因为高铁出口是一个系统工程，能够购买的不是个人或者企业，而是政府决策，更容易受到当地人口、经济、环境等因素的影响。

中国高铁“无奈走出去”

报道援引中国北车集团内部人士的话称，中国高铁之所以这两年开始酝酿走出去，和其特点密不可分。高铁目前代表了中国高端装备制造业的最高水平，就像美国的波音飞机、欧洲的空中客车一样。目前，其他的很多国家有这个需求，但是世界上能够独立研制高铁装备并且提供成套技术乃至服务的寥寥无几。

不过，中国高铁在短时间内急需走出去更多还是出于自身产能现状的考虑。虽然建造时间不到10年，但是眼下，无论是通车里程，还是产品生产规模，中国均是世界第一的高铁大国。截至2013年，中国已经完成了约10,000公里里程的高速铁路网建设。中国现有高铁网已远远超过其他任何国家，且比整个欧盟的高铁网还要大。

赵坚认为，其他国家没有一个像中国这样建了这么多高铁，有这么强大的动车组的生产能力。现在这种能力已经过剩了，并且中国高铁建设相比以前已经降下来了。能力过剩就考虑到可以出口，这是产业上的因素。而且，中国高铁从性价比上讲是有竞争力的，客观上，出口也有竞争优势。”

世界银行近期发布的一份题为《中国高速铁路：建设成本分析》的报告称，中国的高铁建设成本大约为其他国家的三分之二，而票价仅为其他国家的四分之一到五分之一。

该报告还称，中国之所以具有较低的单位成本，原因不仅在于劳动力成本较低。另一个关键原因是，相关施工单位在机械化施工及制造过程中，开发了很多具有竞争优势的本地资源（土建工程、桥梁、隧道、动车组等）。此外，庞大的业务量以及在众多项目上摊还项目设备的资金成本，也有助于降低单位成本。

北京交通大学副教授李红昌认为，中国高铁目前已经建立了自己的系统优势，这也是核心竞争力所在。比如动车组，具有成本和价格优势；铁路施工中，中铁工、中铁建具有管理和技术优势；铁路钢轨、配件等，具有成本优势；铁路规划设计，也有自己的优势。北京交通大学教授纪嘉伦表示，中国的高铁已经形成一个系列，设备、工程、线路、桥梁隧道、知识产权、动车组、工程建设、管理都已经成型。比如，中国南车、中国北车生产出的380型动车组系列产品已经得到美国认证。中国北车集团相关人士则强调了其动车组耐高寒的特性，称“北车的技术具备世界一流水平”。

高铁外交疾进暗含政治风险

虽说优势多多，但中国高铁目前并没有大踏步走出国门。

纪嘉伦表示，现在中国的高铁出口目标客户主要在欧洲，比如英国、罗马尼亚等国家。美国和俄罗斯也在准备修高铁，但是否采用中国技术他们还正在酝酿，需要一个过程。

“中国将在非洲设立高铁研究中心，它们很需要发展高铁网，但具体需要什么样的高铁网，怎么建高铁网，这些还需要具体落实。这个中心其实也是一种对产品和技术的宣传。”纪嘉伦说。

中国北车集团相关人士则透露，严格意义上讲，中国的高铁出口目前还没有实质性的订单。“我们追踪的是全球市场。和汽车产业生产一款车在全球进行销售不同，高铁产业是订单产业，必须先拿到订单，然后根据客户需求，设计研制适合客户需要的轨道交通产品，然后进行试验、验证，有时目标市场还需要通过认证和标准的准入，比较复杂；目前还在积极洽谈当中。”

该人士认为，现在全球对高铁的需求还在发掘和培育中，未来在国外市场上，中高端产品空间还是比较大的，如地铁、城市轨道车辆、一些新型机车、重载货车等，中国在这些方面还是有比较大的竞争优势的。

不过，在赵坚看来，中国高铁要取得订单，面临的问题还很多。“从政府角度来说，建设高铁成本上都是要政府补贴的，比如日本东京到大阪的高速列车路线，开始几年也是亏损的。从市场方面来说，高铁只适用于人口密度非常高非常大的地区。比如东京到大阪，差不多日本60%到70%的人口聚集在500公里的区域，哪个国家都没有这种集聚的条件。所以很多国家市场也根本不支持高铁，谁经营谁亏损，政府又不补贴，就没法建。”赵坚说。

此外，赵坚表示：“技术上，欧洲国家要保护市场，不会让你去。其他国家，东南亚、非洲铁路都修不起别说是高铁了，所以根本就没有市场。其它国家都有议会约束，也不会为了政绩工程去修高铁。”

李红昌则认为，中国高铁走出去，最大的风险是政治风险，泰国就是例证。其次是法律风险，法律对土地、劳动用工等的差异。第三是市场风险，如果用BOT（建设-经营-转让）的方式，那么投资就具有多重不确定性。公开资料显示，2013年10月11日，在曼谷发表的《中泰关系发展远景规划》中称，中方有意参与廊开至帕栖高速铁路系统项目建设，以泰国农产品抵偿部分项目费用。泰方欢迎中方意向。不过2014年初，泰国政局突变。1月15日，泰国商业部暂停了向中国出口100万吨大米的计划。2014年3月，泰国宪法法院判决已获国会通过的一项2.2万亿泰铢基础设施建设项目违宪，这意味着该项目的核心部分高铁项目也将随之暂停。

赵坚还有一个看法----高铁是客运，现在其他国家更需要的可能是货运。这也将影响订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