半人多高的玉米地，从村口蔓延到路的尽头。路边墙上的土坯，已经被阳光晒得泛白。墙外，杂草、玉米秆和道路交错的地方，8岁的晓辉生命最后时刻就曾躺在这里，奄奄一息。
晓辉生前使用的书桌
晓辉的父亲张千在自家门前
这是河北蔚县柏树乡永宁寨村。6月28日下午，在村委会门前的广场上，附近3个村的11个孩子轮番对晓辉进行殴打。最终，已经昏迷的晓辉被抬到路边，丢进杂草丛中，孩子们一哄而散。
晓辉在天津打工的父亲张千得知消息后，第二天一早就赶回了村里，与重伤的儿子一起度过了父子相守的最后两天两夜。
晓辉却再也没能睁开眼睛。张千想为儿子讨个公道，但他很快就听说，那11个孩子，最小的只有9岁，最大的也还有两个月才满14周岁。按照刑法规定，这些孩子均不需要承担刑事责任。
“我的儿子才是最小的，为啥刑法保护他们，不保护我的儿子？” 这位鬓角迅速染上灰白的父亲，咬牙切齿地说。
他不明白，那群跟他儿子差不多大的孩子，为什么会如此“残忍地”、儿戏般就夺走一个同龄人的生命。
65元钱要了回来，东东的母亲劈手给了自己的孩子几巴掌，东东就此跟这个告密的小子“结下了梁子”领头的孩子叫做东东，今年11岁，在所有孩子中，只有他跟晓辉是“一个村儿的”。
东东家在村西，晓辉家在村东。从西向东走，沿着坑坑洼洼的柏油路，5分钟后向左一拐，脚下踏着的，便是混杂着羊粪蛋的泥土。
东东和晓辉家所在的柏树村一共只有200多户人家，几乎都认识彼此。大部分青壮年村民“都在外面打工”，近一点的在县城，远一点的就在天津、北京、包头，留在村里的几乎都是老人和孩子。将近一天里，除了偶尔开过去的小面包车突突的声音，整个村子安静得能听到附近山上的鸟鸣。
这个个头儿不到1.6米的五年级男孩儿，在村民和同学的描述中，就像《机器猫》里总是欺负别人的大胖一样，“或许还更壮实一点儿”。几个和他经常玩在一起的孩子，都管他叫“大哥”，他也常常请同学去他家的小卖部吃东西，“所以好多同学都听他的话”。
“他确实有点淘气，但从来没听说打过架，这件事真让人意外。”班主任任老师说。
整个小学，五年级的学生只有47人，一个班。校舍建在村口，五年级的教室，是最把边儿的一间，从教室前门出来朝右一拐，跳下一个3米多高的小土坡，就是一大片树林，在教室门前远远能眺望到通往县城的山路。
东东的成绩不算好，在班级末十名里头，任老师曾因为东东经常不完成作业，专程去东东家里进行家访。出了校门斜走几步，不远处，就是东东家的小卖部。
“去了好像也没啥用，他后来还是不怎么交作业，成绩也还是那样。”任老师有点无奈地说，她紧接着补充，“他家里也不怎么管他的学习。”
平时课间在教室门口跳跳绳、踢毽子的东东，在离开学校之后究竟还有什么其他的娱乐，任老师并不知道。
东东的家长之前也不知道。实际上，他们的儿子会时常向比他年龄小的孩子们要钱。就在悲剧发生前不久，东东要晓辉把准备买饭卡的65元钱给自己“上供”。晓辉把钱交了出去，但很快又跑到东东家的小卖部，向东东的母亲“告状”。
65元钱要了回来，东东的母亲劈手给了自己的孩子几巴掌。自那之后，东东就跟“告密”的晓辉“结下了梁子”。
6月28日上午10点半，一直趴在屋里写作业的晓辉，跟姥爷要了1元钱，说笔芯不出水，要出去买根笔芯。等姥爷洗完碗，发现院子里的自行车不见了，这才知道“孩子又出去耍了”。姥爷没有想到，晓辉再也没能回家。这个乡有20几个村，但每年只有三四个学生能考上大学。
“上完初中，成绩好的就上高中，不好的就混社会呗。”据一名当地干部说，近些年来，“年轻人的习气不如以前了”。许多十几岁、二十来岁的年轻人，不上学了，不好好种地，也不好好打工，而是“让家里养着”。
而那些“家里没大人”的孩子，“长期没人管，平时就在外面乱跑，被环境带坏了”，一个村民试图总结悲剧发生的原因。
但这些似乎都无法解释那个下午发生的事情。
东东、军军，还有其他晓辉能叫上名字或叫不出名字的孩子，就在永宁寨村委会前的空地，对着年龄最小的晓辉，你一拳，我一脚，有路过的村民看见，晓辉的头发被拽起来，头狠狠磕在地上。
最后，孩子们抬着晓辉，往村委会后面的玉米地去了。
打人的孩子们家里都已经大门紧锁，东东家的小卖部关了门，据说东东被送到了亲戚家
最终发现晓辉的地方，需要从玉米地再绕过一堵呈直角的土墙，周围都是树和杂草。晓辉身上盖着一件紫红色的校服，已经陷入昏迷。
两天后，他在医院里死去，死因是“颅脑损伤”。
7月，晓辉的尸体还安置在停尸房。11户人家里，那些在外打工的父母纷纷赶了回来，现在，这些孩子们总算“都不是留守儿童了”。
几个有手机的孩子，手机都被父母收了回去。电话打过去，一个语气紧张的母亲称自己“什么都不知道”。
其中庄窠村和永宁寨村里的那几家，这几天已经大门紧锁，连大人带小孩都不见了。柏树村里，东东家的小卖部也关了门，据说，东东也被送到了亲戚家。
几个孩子的QQ签名，出乎意料地相似，“兄弟在一起”、“兄弟一生一世”、“兄弟们再见了”、“出生入死的兄弟”。他们都没有参加这个学期的期末考试，班主任老师解释说，学校正打算给他们安排补考。
“都是未满14周岁的未成年人，按照法律规定，我们不能把他们控制起来。”刑警大队的队长反复解释着自己的无奈。
“他们能知道自己错了吗？”一位村民皱着眉头嘟囔。当地县委宣传部的领导也感慨，该对这些孩子“加强道德教育和法制教育”。张千觉得，已经“不知道该怎么办了”，他说自己“不懂法律”，弄不明白为啥“打死人不用负责，那几个孩子都好好地回了家，该吃吃，该玩玩”。县政府安排了一名律师免费给他提供法律援助，但这位绝望的父亲，即使是听完律师的解释，也还是不能接受眼前的事实。
他从儿子的田字格作业本上撕下来一页，列下11个孩子及其家长的名字。这张薄薄的纸，脆得好像稍微一用力就能戳破。张千攥着这张名单，坐到了村西口东东家的小卖部门前，但最后还是被其他村民劝了回来。
晓辉的几双鞋，还整整齐齐码在家里的墙根底下，张千只要看一眼就会红了眼眶，但他“不舍得把这些东西收拾起来”。
“爸爸，我也很想爸爸，爸爸您几月几日回家呢？爸爸回家的时候给我买一些吃的，行吗？还有在（再）给我就买一瓶饮料，行吗？”
这是两个月前，晓辉给远在天津的张千发的短信。在那之后，这个不知怎么把手机弄丢了的孩子，再也没机会跟自己的父亲说一句话。
（文中未成年人晓辉、东东、军军均为化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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