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共十八大后，数轮反击西方宪政、普世价值的意识形态攻防战轮番上演。而今，掌管中共官员考核、任命的中组部亦加入到攻防战的队伍当中。日前，中组部发文对官员的党性采取了更趋严格的要求，告诫各级官员要防止在西方宪政民主、普世价值、公民社会等舆论的鼓噪下迷失方向。中组部文件罕见涉及西方价值，把意识形态问题作为官员党性的重要监督方面，并将意识形态攻防战延伸至中共党内。
中组部20日下发的《关于在干部教育培训中加强理想信念和道德品行教育的通知中》，对中共各级干部提出“两个防止”的要求，防止在西方宪政民主、普世价值、公民社会等言论的鼓噪下迷失方向，防止在封建迷信和宗教的影响下失去自我。以往中组部对官员保持党性的要求多是从正面进行督促，比如加强马克思主义教育，学习总书记讲话等。类似“两个防止”之类的“底线要求”很少出现，而这一要求旋即成为外界的关注重点。
此次，中组部发布的文件在没有联合中宣部的情况下提到宪政民主、普世价值等意识形态方面的工作，并要求各级党校、干部学院要把理想信念和道德品行教育作为必修内容，或许意味着意识形态能力是中共党员保持党性的必备能力。另外，中组部要求党内的培训班要进行党性分析并撰写报告的举措，被外界视为继德、能、勤、绩、廉之后，党性或将作为党员干部晋升的重要标准。
事实上，中共官员为保官升官，从事迷信活动者并非少数。不久之前，遭到中共双开的四川省委原副书记李春城曾滥用职权进行迷信活动，媒体披露李曾选用所谓的大师大摆道场重，耗费巨资和收受资金搬迁祖坟等事情。如此来讲，中组部提出的官员要防止在封建迷信中迷失自我的要求，可以算是有现实所指。不过，提及西方价值观却很罕见，中组部发出的“防止成为西方价值应声虫”的声音甫一落定，便成为各大媒体、门户网站的标题。
每逢涉及普世价值便振奋的舆论场，这次同样涉入并形成了清晰的支持和质疑的两方阵营。左派学者司马南发文将西方普世价值与官员贪腐联系到一起，“重新强调共产主义、强调马克思主义，这种内容的通知好多年没有了，就是因为这些内容都没有了，所以贪官污吏遍地，且不以为耻反以为荣”。没有理想信念，老虎是打不完的，贪官是抓不尽的，社会是没有希望的。之后又补发评论称，放弃共产主义理想就不是共产党，没有道德操守就不配执政。
随后，《环球时报》刊发中国人民大学陈先奎教授的文章，称赞中组部的通知是中共拒腐防变从反腐败的肢体之患，进入了深入内心的思想道德建设的新阶段。并且认为，中国的现代化进程令部分人落入西方价值观念的陷阱，极少数人甚至成为违法乱纪、贪赃枉法的腐败分子。文章的最后老生常谈的强调，西方价值实践有局限，不可能也不应该照抄照搬到全世界，而且资本劣根性压抑和背离了人类文明的公有精神和绝大多数人所追求的公平正义。对于普世价值这样具有争议性的话题，不会缺少质疑的声音。中国法律史学会执行会长范忠信连发两条微博，称中组部的担忧属于杞人忧天。先是用“三妻四妾、封妻荫子、厚黑血酬、愚民制民、功名利禄”五个形容词将很多官员归类为封建专制的应声虫，紧接着进行设问，西方价值是什么？是法院可对任何组织个人行使审判权的价值，是受贿一瓶红酒的部长就要引咎辞职的价值，是人民一人一票可赶政府下台的价值，是媒体随时披露任何事无需宣传部把关的价值。最后揶揄中共的公务员若成为西方价值的应声虫，是中国之福。
实质上，无论是支持还是质疑，双方声音汇聚的主要焦点是西方价值和部分官员的腐化堕落之间的关系。不同的是，争论变成了“先有鸡还是先有蛋”的悖论。支持方认为是西方的价值观导致腐败分子的产生，质疑者认为腐败官员的行径不适合做西方价值的应声虫。当然，无论如何的波涛汹涌舆论场提供的仅仅是各方意见领袖的态度。
中共过往的意识形态攻防战中，起牵头作用的通常是中宣部，主要参与力量集中在中共喉舌和学者层面，攻防战的任务很大程度上是针对党外的知识分子阶层，例如之前中纪委批评社科院意识形态问题的“四宗罪”。此次中组部的一纸通知，规范各级官员的意识形态底线，将攻防战的范围扩大到中共党内内部。这一举措是现实所致还是未雨绸缪，与国安委强调的“政治安全”有无关系，都在吸引着分析人士的后续关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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