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共开国元帅贺龙在毛泽东发动文化大革命后不久，即遭厄运：中共官方称林彪和康生诬陷贺龙准备推动“二月兵变”，企图推翻毛泽东，又指国家体委是“贺龙的独立王国”，“混进了大批叛徒、特务和走资派”。结果，贺龙遭红卫兵批斗，受到严重迫害，1969年6月9日病逝于301医院。贺龙在文革之前一段时间和文革初期，曾负责主持军委日常工作。毛泽东对贺龙一直也很信任。究竟是怎样的原因，令贺龙在文革开始短短三年后就撒手人寰。作家温相撰写长文《贺龙事件始末》，通过剖析中共党内盘根错节的政治势力，重现血雨腥风的党内斗争，从多方面分析贺龙文革之死的根源。本文为原文部分摘录。
发生在文化大革命初期的贺龙冤案已经过去了三十多个年头了。然而，内中的一些事件仍旧因为历史的纷繁以致于没有办法理清头绪，特别是最近一段时间以来，少数人在网上叫嚣着给林彪翻案因此使得这段历史变得比较扑朔迷离起来，我在整理一部分党史资料和走访一些当事人之后，觉得有必要把自己亲眼所见、亲身所历的东西写出来告诉大家，借以对澄清这段史实做点微不足道的补充工作。
贺龙和毛泽东的渊源
长征是一次中共党内政治路线的分水岭，也是一次绝大的政治考验。也就是在这次运动中，毛泽东第一次认识了贺龙。
在同张国焘南下分裂做斗争的过程中，任弼时、贺龙都作出了难得的贡献，之于当时的中央与毛泽东来说可谓是厥功甚伟。
贺龙自己曾经在一九六一年回忆说：“开庆祝会师大会，张国焘是红军总政治委员，自然要讲话。在主席台上，我坐在他身旁。他刚刚站起身要讲话，我半开玩笑半认真地给了他一句悄悄话，我说：‘国焘啊，只讲团结，莫讲分裂，不然，小心老子打你的黑枪！’张国焘就没敢讲不利团结的话。其实，我那里会打他的黑枪，他自己心里有鬼么！”
朱德也曾经回忆道：“贺老总对付张国焘很有办法，不争不吵，向他要人要枪要子弹，硬是要过来一个军，尽管人数并不多。张国焘对弼时、贺龙都有些害怕呢！一起北上会合中央，贺老总是有大功的！” （以上两段回忆参见《贺龙传》，当代中国出版社出版）另外，根据权延赤在一九九六年五月采访薛明老人的笔录中我们还可以知道，贺龙对于毛泽东早在那个时候就表现出了不同一般的忠心耿耿，薛明说：“贺龙同志就把枪掏出来，摆在桌子上问大家：‘谁要是反对毛大帅谁就给我蹲下。’当然，没有人蹲下。这个话以后传到了毛主席的耳朵中，可能是弼时同志或者向应同志说的。”（引自权延赤《1996年5月28日采访薛明、贺鹏飞笔录》第15页）张国焘之所以后来就范，除了来自共产国际的压力以及南下策略的失败以外，就是二方面军任弼时、关向应、贺龙等人的联合抵制，特别是任、关、贺同他的斗争，较之前几种外力来的更为直接，从而使张国焘不得不收敛起自立中央的想法。
毛泽东适时在党内的威望远没有后来那样如日中天，贺龙的这些表态无异于雪中送炭，毛泽东内心的感触也是可想而知的。在延安时期，毛泽东曾经亲自对林伯渠、陈正人嘱咐过：“你们要关心一下贺龙同志的生活。”以后，陈正人做媒，把薛明介绍给了贺龙，组建了贺龙一生最后也是最完美的家庭。而贺龙对于毛泽东的生活也是最为关注的，在毛泽东转战陕北期间，贺龙赶赴一九四七年的河西会议之前还让警卫员把仅剩下的一斤水果糖带上，警卫员不解，因为这斤水果糖贺龙自己一直没有舍得吃，贺龙就说：“毛主席离开延安，整天和敌人周旋，生活一定很艰苦。
你把这包水果糖带上，送给主席。” （参见《贺龙传》，当代中国出版社出版）这些虽说是生活上的小事，却如实的反映了毛泽东和贺龙当时的同志、战友之间的深厚感情。
除了以上的这些事情之外，贺龙对于毛泽东的政治主张一向是严格服从，而且有的时候几乎到了盲从的地步。毛泽东自己曾经说过：“我在原则问题上从来是寸步不让的。”也正是因为贺龙在政治上的紧跟才进一步的取得了毛泽东的逐渐信任。
延安整风期间，王实味、丁玲等人先后写出了讥讽党内作风的文章，首先发现这种倾向的就是贺龙和王震，贺龙在干部群众大会上公开点名批评丁玲的错误观点，还骂了娘。为了配合延安的审干，贺龙在一二零师内部做了具体部署以致于扩大化，这点贺龙以后也发现了，并做了纠偏工作。
一九五四年，毛泽东、周恩来为了解决编制问题找到贺龙，请他挂帅，这种事一般说来都是得罪人的差使，但是，贺龙说：“主席点将了，我就是再苦再难也要上。”没有丝毫的犹豫就接下了这副重担。贺龙在和彭德怀合作期间，虽然有过一些并不愉快的记忆，然而，整体合作还是比较顺利的，特别是在宝鸡战役、西府战役中，贺龙给予彭德怀有力的支持，对彭德怀的西北野战军的后勤保障提供了巨大的支援，1954年彭德怀在接见电影《沙家店》剧组创作人员时说：“光在粮食问题上表现贺龙是不够的。他不顾一切地支援西北战争，非常热情地动员新兵、搞医院、搞粮食，还亲自到部队中去进行鼓动。你们要加强描写贺龙同志。”（引自1993年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张明清同志采访彭钢同志笔录）建国以后，一向很少当面称赞他人的彭德怀公开赞扬贺龙说：“你领导的晋绥部队真是好啊，能打仗，听指挥！” （《贺龙传》，当代中国出版社出版）
彭贺的关系尽管不错，可是，一旦到了大是大非面前，也就是在选择是否紧跟毛泽东的选择面前，贺龙毫不犹豫的选定了毛泽东及其路线。众所周知的庐山会议期间，贺龙和李井泉、陶铸等人一道严厉的批判了彭德怀。李锐对此已经做过详尽的论述，这里就不多谈了。会后改组的中共中央军委主要领导人名单中，贺龙成为排名仅次于毛泽东、林彪的第三号人物，毛泽东说：“军委日常工作，林在家林主持，林不在，贺主持。”所以，当时习惯叫贺龙为军委第二副主席。
在几十年的战争和建设生涯中，毛泽东对贺龙的评价是比较高的，他说贺龙是“忠诚的共产党员，是二方面军一面旗帜。”借用任弼时代表毛泽东和中共中央给贺龙的结论就是：“贺龙同志对党对革命的忠实，说明了他是立场坚定，有原则性，有组织能力，善于和群众打成一片，性格直率，富有魄力，大公无私的一个同志。” （引自任弼时在一九四三年一月八日西北局工作会议报告《关于几个问题的报告》）
贺龙、林彪的交恶
贺龙和林彪本来没有太深的历史渊源，矛盾自然也就无从谈起。然而，历史就是喜欢捉弄人，从延安时期，一个南昌起义的总指挥，一个当年起义部队中的连长、在井冈山上质疑红旗究竟能打多久的林彪竟然结下了不解的仇隙，而且，这一仇隙因为以后诸多原因、背景不仅没有淡化，反而进一步深入，直到文革中有了一个总爆发。
文化大革命当中的很多政治仇恨当然都是来自政治层面，然则政治人物首先是人，党内多年以来因为山头、归属、主张乃至生活细节上积累的个人之间的意气、争执到了这时都需要一个平台给予了断，也因此我们在看待文革斗争除了从大处着眼之外，也不能忽视处于其中各派人物的私人恩怨纠缠，林彪、贺龙就是比较具有代表性的两位，他们的政治分歧是一方面，个人相互的矛盾也是不容否认的另一方面。那么，林彪、贺龙他们之间的个人恩怨到底是因为什么引起的呢？这要从分析林彪的个人性格入手。俗话说性格决定命运，古今中外、概莫能外。林彪其人比较阴险，他善于权谋，善于伪装自己，以他跟随毛泽东多年，他是深知毛泽东的，然而，在毛泽东离正确越走越远时，林彪没有像彭德怀等人犯上直言，相反却激烈的拥护毛泽东，这位“万岁不离口、语录不离手”的号称是毛泽东“最亲密的战友”利用了毛泽东借重他发动文革的契机，为自己的权力上升铺平道路，为自己的集团的发迹打下基础。之所以说林彪利用毛泽东的威望，这点只要看看林彪随手在医书、辞典上写下的那些评论毛泽东的“黑话”就知道内里了。
作为一手提携林彪起家的老师毛泽东对林彪如何看呢？只要我们翻翻史料就会知道毛泽东对于林彪早就有一个比较透彻的认识，而之所以毛泽东还要借重林彪不但是林彪的军事才能，也是政治形势使然，毛泽东首先是一个政治家，他考虑的是切身的政治利益，为了政治利益，政治家从来是不惮于和任何人结成同盟军的。当然这些不等于说毛泽东不欣赏林彪的军事指挥能力和林彪在政治运动中的悟性。在毛泽东需要林彪时，林彪的这些才能、优点就站到了首要位置，而一旦当毛泽东决定抛弃林彪时，林彪的这些东西就显得碍手碍脚起来，必欲除之而后快。
1942年春，贺龙到达延安担任陕甘宁晋绥联防军司令员。有一次，毛泽东同他谈到了林彪，提到在遵义会议时，林彪表面上承认毛泽东的领导，背地里却经常散布不满情绪，甚至骂娘；1938年洛川会议时，林彪不顾全大局，对毛泽东关于留兵保卫陕甘宁边区的建议，默不表态。（以上引自《贺龙传》，当代中国出版社出版）廖汉生晚年曾经就毛泽东、林彪、贺龙三人的关系做过一段回忆，林彪在抗战时期见到蒋介石以后曾经面谀蒋介石是抗战伟人，而且说了一些比较不符合林彪身份的话，蒋介石在洛阳召见前方将领时，林彪还就蒋介石的问题写了很多好话，给蒋介石评功摆好，这个条子他是写给贺龙的，以后贺龙带在身上被警卫员洗衣服时给洗烂了，这件事林彪引以为心病。（以上详见《廖汉生回忆录（续）》解放军出版社2003年9月第一版，283页）
陶铸·贺龙·林彪
贺龙在听到毛泽东对林彪的评价以后曾经和陶铸谈及林彪的历史问题，为什么说是陶铸呢？在延安期间，陶铸给王稼祥做过秘书，这时候的秘书不像后来领导人的秘书，它所担负的职能是多项的，与其说是秘书，毋宁说是助手，就如同李井泉给贺龙做秘书一样。王稼祥时任中共中央军委副主席兼总政治部主任，陶铸时任中共中央办公厅党务材料室副主任，陶铸担任王稼祥的政治秘书之后和王稼祥的关系不错，陶铸的妻子曾志对此做过回忆。（参见曾志1989年11月15日在《王稼祥选集》首发仪式上的发言）那么，贺龙和陶铸是怎么相交并且来往的呢？
1942年2月，延安整风正式开始，此后也就是在四月里面，中央组建军属直属系统委员会，负责军队的整风工作，当时一共指定了十一位同志作为组成人员，而王稼祥、陈云是负责人。6月7日，中央总学委把整风小组分为十个小组，其中第四组的组长是王稼祥，副组长就是贺龙、陶铸，他们两个人的关系不错，陶铸这个时候比较受重视，他还是军委系统负责整理整风学习笔记的特别是抽阅工作的四位负责人之一（另外三人是陈云、王稼祥、陈子健，另陶铸、贺龙的任职事详《王稼祥传》，安徽人民出版社2003年4月第1版，302、303页）。
整风运动最大的涉及就是个人的历史问题，虽说没有完全触及，但也是十分严峻的，每个领导人都要过筛子，这时，贺龙向陶铸了解的林彪的一些事实际上陶铸本人也并不十分清楚，因为在历史上陶铸和林彪并非一个系统，然而，陶铸此刻掌握着军委系统领导干部整风学习的大量的笔记，自然能够看到一些问题，王稼祥、陈云负总责，而陶铸则是具体主持工作，解放战争期间，陶铸在东野工作，和林彪的关系有了一个进一步发展的阶段，贺龙在建国以后还和陶铸谈起过林彪，当然也都是工作范围之内的事情。
问题关键是陶铸后来不知道出于什么原因把贺龙和他谈及的林彪的事情向林彪、周恩来做了汇报，此时已经是文革了。当周恩来得知以后还不十分肯定此事的来龙去脉，然而，周恩来、李富春、江青三人代表中央和毛泽东向贺龙问讯时（江青不在场），贺龙承认了此事是真实的，不过贺龙强调：“我只是问他知道不知道林彪在历史上的问题，就是在延安。”（参见《共和国重大决策出台前后》，经济日报出版社1998年2月第1版，第三卷498页）这件事也被看作是贺龙在背后向林彪“捣鬼”的“罪状”之一，而原本是毛泽东亲口向贺龙讲可以找其他同志谈谈，当然，贺龙已经不可能在这种时候拉出毛泽东作为旁证了。
叶群·薛明·林彪·贺龙
贺龙、林彪之间的个人恩怨纠缠还有一个就是大家都知道的叶群与薛明的不和。
叶群，原名叶宜敬，又名叶瑾。来延安之前曾在国民党中统系统的电台里当过播音员，也曾经在青年战地服务训练班工作过，特别是同国民党的军官关系比较密切，并且参加过国民党三青团举办的“一个党一个主义一个领袖”的讲演比赛，而且获奖。并向国民党中统办的壁报投稿。另外，叶群的家庭背景也比较复杂，叶群的舅舅和国民党当地政府关系很好，叶群能够当播音员就是由于她的舅舅的推荐，叶群的父亲叶君奇本身就是国民党军少将。因为当时国共合作，叶群的这些表现算不得过火，也不能因此就说叶群是“隐藏的国民党特务”，但是，延安整风期间，本着“无事不可对党言”的方针，每一个人都要认真的说清楚自己的历史问题，“洗澡下楼”（陈毅语），每一个人都要写自传，包括党的军队的高级领导人在内，然而，叶群没有如实写出来，薛明作为叶群曾经一起流亡的同志，从天津到北平这一段时间中，薛明对于叶群的语焉不详十分不满，出于对党组织的负责态度，对此薛明做了补充，比如薛明指出叶群的入党时间是假的，叶群填写她自己入党时间是一九三六年，然而事实上叶群三六年并没有入党，叶群也说不出当时的自己的入党介绍人来。叶群在江西期间，表达自己对蒋经国的崇拜之情，和当地县长李林的关系很近，薛明把这些事情向中共中央组织部做了书面报告，在目前留下来的这份报告的抄件（原件已经在叶群逃跑之前被烧毁）中，我们仍旧能够看到薛明当时认真负责的态度，如果用今天的眼光看，薛明未免求全责备，可是，在那时候的那种背景下，薛明这么做是再正当不过的了。
贺龙对于薛明的这份材料当时的态度是不以为然的，他批评薛明说：“你搞的什么名堂，都是鸡毛蒜皮的小事。”不过，对于叶群同林彪之间的婚姻，贺龙作为旁观者是不同意的，他曾经就叶群把林彪给她的私人通信公布给大家看一事找薛明谈话，请薛明背后劝一劝叶群，贺龙说：“叶群在马列学院把林彪同志的信给同学们看，这很不好。谈恋爱嘛，你要不同意，就算了。为什么把林彪同志的信给别人看呢？你俩很熟悉，你是不是可以告诉她，不要这样做。”（参见薛明同志回忆笔录和《贺龙传》，当代中国出版社出版，该书第十三章）这里有必要说一下叶群其人，叶群此人一向好慕虚荣、生活作风十分不严肃，就是到了她的晚年，这一点也没有改变，叶群的生活秘书王蓝多回忆叶群同黄永胜之间的肉麻关系以及林办秘书张云生回忆叶群勾引、挑逗他的经历都足以说明了问题。（张云生《毛家湾纪实》，春秋出版社，焦烨《一个秘书眼中的叶群和林彪》天地图书公司1993年版）而叶群在延安期间的名声就不是很好，贺龙虽说戎马倥偬也有所耳闻，所以，他并不赞同这件事。
当然，他也只是从一名战友的角度出发。
林彪对于中组部了解叶群的历史问题很不满，口出怨言，贺龙曾经劝过林彪，他说：“不能让国民党的坦克开到你的床铺上来。”（参见《中国高干夫人档案》，北方妇女儿童出版社1998年10月第一版）而薛明回忆这一段历史时也说：“贺总劝过林彪要注意叶群的作风，林彪不听。”林彪曾经就薛明写信一事问及贺龙，贺龙说：“你老婆有事我老婆揭发，我老婆要是有事，你老婆也可以揭发。”（参见《林彪与毛泽东》，冯治军，皇福国际有限公司出版，1996年香港版）从后来发生的一些事情上看，叶群对此恨之入骨，以后几次三番的指示折磨薛明都是来自叶群，如果说林彪因为这件事就和贺龙不共戴天的话，那是站不住脚的，不过，这起摩擦对于贺龙同林彪之间的关系投下了新一层的阴影也是自不待言的。
以上贺龙和林彪之间的私人纠缠并不能成为林彪最后决定整倒贺龙的唯一理由，更为主要的是建国以后，特别是庐山会议以后，两个人在政治主张、权力分配上的矛盾最终导致了二人之间斗争的白热化，而个人恩怨则在政治斗争中被进一步的发酵，成为整个政治斗争中的一份催化剂。
贺龙、林彪的政治矛盾的升级
贺龙和林彪的政治斗争的升级是在一九五九年之后。第一次庐山会议期间，毛泽东亲自发动对彭德怀的斗争，林彪、贺龙出自不同的出发点都积极的参与了，事后，中共中央军委改组，林彪、贺龙成为最大的受益者。一九五九年九月二十六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决定，中央军事委员会主席为毛泽东，副主席为林彪、贺龙、聂荣臻。毛泽东提议，林彪身体不合适的时候，军委日常工作由贺龙主持。次年一月，贺龙又出任国防工业委员会主任，主抓全军军械生产，这个时期的贺龙走到了他人生的权力顶峰。
林彪在成为军委第一副主席以后，抓了几件大事，第一个就是突出政治，集中在军队中部署吹捧毛泽东的活动，第二个就是安插亲信，控制海军、空军；第三个就是清洗不服从自己领导的军队首长。这三点的共同目的就是在于巩固他自己在中央的地位和在毛泽东身边的地位。毛泽东决定用林彪代替刘少奇也是有一个过程的，培养林彪在党内的威望是毛泽东首先要考虑的，为此毛泽东也是煞费苦心。高饶事件出来以后，因为林彪陷入很深，毛泽东在事发之前让陈云赶往杭州去给林彪通气，随后林彪就被毛泽东保护过关，七届五中全会上，毛泽东亲自提议邓小平、林彪同时进入政治局，邓是批判高饶事件的主力军，进入政治局不足为奇，而林彪一度上了高岗的“贼船”居然也进入政治局，于此可见毛泽东的用意。一九五八年三月的成都会议期间，毛泽东就高饶事件做自我批评，他说在认识高饶的问题上，他不如陈毅、阎红彦，他拉着阎红彦做道歉，然而，两个月以后，在高饶事件上有了重大污点的林彪居然再度被毛泽东提名成为中共中央副主席，成为毛泽东的主要助手。
尽管在毛泽东的一再奖掖之下、林彪扶摇直上，可是，林彪在党内的地位特别是取代刘少奇的地位成为第二号人物的条件并不成熟，林彪在军队中的资历、成绩自不待言，然而成为仅次于毛泽东的接班人，那就不仅要在军队中，还要在党务系统中、政府系统中都享有一定的威望，才能站稳脚跟。在这点上，林彪不如刘少奇，也不如邓小平，甚至不如周恩来。刘少奇的地位用邓小平的话说是历史形成的，历史上，刘少奇两次在毛泽东离开中央的时候成为代理中共中央主席（第一次就是毛泽东重庆谈判，第二次是延安撤退，组建后委，后委负责人实际就是代理中央主席），刘少奇衔命改组新四军，从而确立毛泽东建军思想在南方八省的领袖地位，建国以后长期主持中央一线工作，担任国家主席，是毛泽东以下毫无争议的第二号人物，包括毛泽东自己也对外国人说他之后首先就是刘少奇。
邓小平的履历也比林彪深厚，邓小平是陈独秀当年的著名的“八大秘书”之一，（其中还有毛泽东）中共中央秘书长，早期红色革命根据地之一的创始人，以后在抗战、解放战争期间，邓小平的地位都不输于林彪，特别是建国以后，邓小平成为中共中央秘书处、书记处的领导人，成为毛泽东在党务系统的第一发言人，被毛泽东誉为“副帅”。邓小平在五六十年代主持中央书记处工作期间，狠抓国民经济建设，在党内享有比较高的威望，七千人大会以后，邓小平更是中央一线的主要负责人。而林彪出于韬晦的心理，长期不问军政，以养病为主，所以，他的班底形成很晚，而且也就局限于军队内部，即便是军队内部的班底也是六十年代以后逐步形成的。
林彪的“窜升”在党内军内不服气者甚多，薛明晚年回忆陈毅有一次和贺龙谈话时就用了一个十分轻蔑的口吻说：“没想到那个人会一下窜到那样的位置上去。”一九六六年八月十八日，在天安门城楼上，毛泽东见到北京军区主要负责人杨勇、廖汉生时劈头就是一句：“你们看过林彪同志没有？你们要尊重林彪同志，要多请示、多汇报。”（参见《廖汉生回忆录》（续）解放军出版社2003年9月第一版，258页）这时，八届十一中全会已经闭幕，林彪的地位已经确立，特别值得一提的是，在文革深化以后，陈毅当着叶飞、陈丕显等人的面还说：“他不当叛徒我不姓陈。”（参见《陈丕显回忆录----在“一月风暴”的中心》，上海人民出版社2004年12月第一版）文革时期红极一时的红卫兵首领蒯大富也曾经交待说：“他们分析，林彪做接班人，有好多人不服，主要是四方面军的，他们力量大人多。”（参见董保存《杨成武在政治漩涡中》）
对于这些险象丛生的情形，林彪自然是洞若观火的，他曾经对吴法宪说过：“要把军队一小撮不好的人，都揪出来烧掉。”（吴法宪交待一九六七三月十五日，林彪找他谈话的经过）那么，什么是”军队一小撮不好的人”呢？林彪在六零年以后陆续整倒、打击的谭政、罗荣桓、罗瑞卿等人的背景中我们就会知道所谓的不好的人就是不听林彪招呼的人，不按照林彪的指示办的人。而一九六六年以后这个靶子就锁定在贺龙的身上。贺龙同林彪的矛盾集中体现在三件大事上，前面我们说过，林彪复出以后办了三件大事，其中有两件事后来被认为在贯彻中有“重大抵触”，突出政治工作中，林彪和谭政、罗荣桓先后爆发了严重的冲突，结果谭政罢官、罗荣桓靠边，然而，与林彪更大的对立的还是大比武，大比武这件事被林彪看的十分严重，林彪最终利用这件事搬倒了罗瑞卿，当然毛泽东在这件事上同样要负有重要的责任，没有他的点头，罗瑞卿是不会被整倒的，在上海会议期间，罗瑞卿被停职的同时也宣布贺龙不再主持中央军委日常工作。除此以外，林彪安插亲信李作鹏、吴法宪控制海军、空军，而贺龙曾经代表中央军委表态支持萧劲光等人，被林彪视作压制、打击。文革起来以后，林彪认为是和贺龙总摊牌的时候了，决定出手处理贺龙一事。
林彪摸准了毛泽东的主脉搏
林彪在军队中开展对毛泽东的狂热的个人崇拜，并不是没有人不知道他的用心的，最早开始抵制林彪做法的就是身为中共中央书记处书记、总政治部主任的谭政，以后罗荣桓也出面干预，林彪报请毛泽东同意以后，对谭政、罗荣桓进行了反击，二人一“死”一“伤”。（死指的是谭政被降职处理，以后又被撤销中央书记处书记的职务，罗荣桓总政治部主任的任命通知因为林彪的阻挠，迟迟得不到发表）一九六零年召开的天津会议上邓小平公开质疑林彪的高举、紧跟，与会者彭真、刘少奇也批评了林彪的这种别有用心的做法，然而，深为受用的毛泽东却并不对林彪提出任何指责，相反给林彪打了不少的埋伏，虽然毛泽东口头上也含混的表示要正确处理毛泽东思想在全党的宣传问题，可是，实际上，对于林彪的那一套做法，毛泽东是比较欣赏的，所以，天津会议议而不决、决而不行，会后，林彪进一步的推动个人崇拜的风气在全党蔓延开来。
这次会议上身为中共中央第一副主席的刘少奇首先开炮，接着邓小平出面，连平素谨慎发言的周恩来也赞成邓小平的意见，反对林彪等人简单化、庸俗化毛泽东思想，中央包括彭真这位准常委在内，多数常委的意见是反对林彪式的个人崇拜的，这在建国以来的历次政治局扩大会议上是不多见的，然而，阵容如此强大，毛泽东却避重就轻，仍旧不愿意指责林彪，林彪作为长期追随毛泽东的领导人自然不会不明白毛泽东为什么会逆常委们的意见而行，因为这个个人崇拜的举动正是搔到了毛泽东当时的痒处，也就是说，那时候的毛泽东需要这么一个个人崇拜出台，在这个大原则之下的所作所为都将为毛泽东所容忍，而对抗这一大原则的行为不论多么冠冕堂皇都将遭遇失败。（邓小平有关这次会议讲话参见《邓小平文选》，人民出版社出版，第一卷，283页）事实证明，林彪的揣摩抓住了毛泽东的当时的主要心理特征，正是在毛泽东这一思路下，不仅个人崇拜之风愈演愈烈，而且，党内的民主生活也逐渐走向消失。林彪利用了毛泽东晚年的这个重大错误，在清洗反对者的活动中大打出手。八届十中全会上撤销谭政的职务以后，以后又拿罗荣桓开刀，谭政从井冈山时期就被毛泽东带在身边，毛泽东在搞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期间就和谭政的岳父关系很好，谭政的岳父也就是陈赓的父亲，谭政革命以后把原来的名字谭世铭改为谭政，结果，毛泽东特意让宛希先调来谭政的入党志愿书看，才知道谭政原来就是陈绍存（陈赓之父）的女婿，选他为前委秘书。几十年下来，谭政深受毛泽东的信任，始终和罗荣桓、萧华一道，成为军队政治工作的“三尊佛”之一。（参见《陈赓传》，当代中国出版社2003年2月第一版，第5页）罗荣桓和毛泽东的渊源就更不用细说了，然而，一旦把他们和毛泽东的关系放在是否坚持简单机械的推动个人崇拜的天平上时，毛泽东几乎毫不犹豫的倒向林彪的一边，这种招法，林彪以后百试不爽，从打击谭政开始到整倒罗瑞卿，林彪终于摸准了毛泽东的主脉，这次就又把枪口对准了贺龙。
贺龙·林彪·李作鹏·萧劲光
林彪上台以后急于安插自己的亲信进入军队各个领域，其中，他的海军、空军寄予厚望。一九六二年，他调任总参谋部军训部部长李作鹏为海军常务副司令员，林彪交待李作鹏去了海军之后，要注意宣传毛泽东思想，他说：“海军那里现在思想混乱，反对四个第一，纯军事第一的观点，是没有彭德怀的俱乐部。”李作鹏进入海军以后很快就秉承林彪的意思，和海军当时的主要负责人萧劲光严重对立起来。（参见中顾委委员周仁杰《忠贞不渝 顾全大局----怀念萧劲光司令员》）
李作鹏到海军以后，张秀川也陆续到位，以后终于在文革初期形成海军的“李王张”的一统天下，（李作鹏、王宏坤、张秀川）1965年海军党委三届二次会议和1966年海军党委三届三次扩大会议上，李作鹏集中攻击萧劲光不听中央、毛主席、林副主席的招呼，另外搞一套，林彪在北京抛出东海舰队检查工作结论报告，报告中作出了“毛泽东思想红旗举得不高，四个第一没有真正放在第一，在海军党委的指导思想上存在着单纯军事观点的偏向”的指示，李作鹏在海军内部公开说萧劲光是五八年反教条主义的“漏网之鱼”。林彪在一九六五年说：“我就是要在海军打开一个缺口。”张秀川有一次阴阳怪气的对萧劲光说：“你身体不好，可以不用考虑一线二线了，直接到三线休息好了。”以后，李作鹏口头传达林彪的“林副主席指示要点”，剥夺了萧劲光在海军的领导权，虽然毛泽东没有同意林彪、李作鹏关于撤销萧劲光的职务的请求，但是，萧劲光已经在海军没有什么立足之地了。
（参见《萧劲光回忆录》（续），解放军出版社1989年版）然而，海军问题甫一出来，贺龙立刻表明了自己的态度，贺龙针对李作鹏在海军内部拉帮结伙曾经这么谈及：“要敢于坚持真理，敢于明辨是非，敢于起来斗争。要把正气扶起来，把邪气压下去。有的人‘老虎屁股摸不得’，一‘摸’就不高兴。我是主张‘摸’的。”贺龙还说：“大姑娘的屁股摸不得，有的人的屁股凭什么摸不得？党章有权利嘛。”然而后面这句话被别有用心的人传了出去，成为“林彪的屁股有什么摸不得”，林彪说：“贺龙在海军的讲话只能代表他个人，不能代表军委，也不能代表毛主席。”萧劲光在向贺龙、叶剑英诉苦以后，贺龙鉴于当时的情形，也不得不说一些似是而非的话，他说：“要把批评和自我批评开展起来。这个问题，正、副司令员，正、副政治委员都有责任。”但是，他同时也勉励萧劲光“事久自然明”，并且说毛主席还是相信他的。这些事情自然也瞒不过林彪、李作鹏等人的耳报，也因此成为萧劲光的又一条“罪证”，王宏坤后来说：“贺龙在海军给萧劲光打气，萧劲光有了后台就疯狂反攻倒算。”
不过，萧劲光确实在海军内部搞过一段的“软顶”林彪的事情，一九六九年六月，萧劲光因为“历史问题”被降为海军党委第二书记，造反派质问萧劲光是否反对过林副统帅时，萧劲光默不做声。而此前李作鹏等人组织围攻萧劲光时，萧劲光根本不买李作鹏的帐，厉声指责李作鹏，搞得李作鹏十分下不来台。（参见肖永定等《亲爱的爸爸，安息吧----纪念父亲肖劲光》）
贺龙间接的为萧劲光讲话，也是因为了解到毛泽东对萧劲光的一个基本态度，虽说没有更多的给萧劲光帮忙，然而也因此得罪了林彪、李作鹏，文革起来以后，李作鹏专门递交给杨成武《关于贺龙压制海军党委整顿思想的报告》，（杨成武是当时的贺龙专案组组长）以后黄永胜接手贺龙专案组后，李作鹏等人的下手就更加直接了。
助纣为虐的吴法宪
继李作鹏之后，吴法宪也奉林彪之命跳了出来。
吴法宪，江西人，放牛娃出身，十五岁参加中国工农红军，历任团政治处青年干事、师青年科科长、团政委、支队政治部主任、纵队政治部主任、军区副政委、兵团副政委等职务，建国以后历任空军政治委员、空军司令员、人民解放军副总参谋长等职务。
在林彪的所谓“五虎大将”中，吴法宪是一个挺有“意思”的人物，很多党史刊物上连载的有关林彪反革命集团的描述中几乎无一例外的都把吴法宪刻画成为一个典型的“草包司令”，似乎唯唯诺诺、惟命是从就是吴法宪的本来面目。吴法宪被捕以后，凡是见到训问人员一律称之为首长，凡进门必称报告，其人交待问题的态度是空前之好，由此更加验证了此人草包的一面。然而，实际上呢？对此，长年致力于研究林彪集团犯罪的军旅作家肖思科有过一段精彩的论断，他说：“吴法宪并不草包，相比之下，他满肚肥肠的弯儿比一般人要多。对于他来讲，只要有利于自己的功名利禄，自己可以含垢忍辱，可以忍气吞声，可以毫不在乎，可以装聋卖傻。由是，许多人把眼光留在了他嘻嘻哈哈、点头哈腰这一面。”（《特别审判》，中央文献出版社2003年版）
吴法宪是“装傻”。他的装傻也是由来已久的，或者说也是历史形成的。
我们先来回顾一段吴法宪的“光荣历史”。
一九三九年八月间，著名的湖西肃托开始了，在王须仁、王凤鸣的把持下，郭影秋、梁兴初等一批党内军内的骨干分子被屈打成招，几乎被枪决。
以后，幸好罗荣桓赶到解决了问题。而肃托的始作俑者王凤鸣的第四大队隶属于苏鲁豫支队，支队政委就是吴法宪，肃托事件出来以后，罗荣桓曾经急电吴法宪，要他赶去先行处理，然而，吴法宪始终没有到位，后来事件平息时，罗荣桓问吴法宪：“你是支队政委，湖西发生了这样严重的问题，你为什么不来处理？”“王凤鸣把梁兴初都抓起来了，我来也处理不了。”吴法宪说。其实，吴法宪是怕王凤鸣把他也给抓起来。对于吴的胆小和失职行为，罗荣桓进行了严肃批评，报请上级批准后，将吴法宪作降职使用，由支队政委改任支队政治部主任。（上述罗荣桓、吴法宪对话引自《八路军一一五师征战实录》，解放军文艺出版社）
然而到了公元一九六五年，吴法宪就不再胆小了，也不再犹豫不决了，他先后在林彪、叶群的暗示、鼓动之下，用写信揭发、公开讲话等方式诬陷罗瑞卿、林月琴、叶选宁、叶向真、谭政、萧华、余立金、杨成武、许光达等多人，当然还有贺龙，而且，他对于贺龙还有格外的关照，这点我们后面将详细谈及。
一九六六年，吴法宪曾经在空军内部把对他有不同意见的同志打成“反党集团”，以后有人把这件事汇报给主持中央工作的刘少奇、邓小平，七月，刘邓指示要对海军、空军的问题进行整顿。七月十一日，贺龙在军委常委会研究空军的问题时，明确指出：“
空军内部派性比较大，思想政治工作薄弱，只会报喜不会报忧，有些事情就是一面之词，有些成绩经过了解以后发现是假的。”虽然，那时候贺龙已经不再主持军委日常工作，然而仍旧直言不讳的提出空军出现的问题。
可是，贺龙的这种正常的工作上的意见、看法，却被林彪、吴法宪视为插手空军，林彪在听取汇报以后，明确支持吴法宪、李作鹏，林彪说：“海、空军现在班子不动。”八月下旬，他在和吴法宪等人谈话中第一次说到贺龙，他说：“贺龙‘有野心’，‘到处插手，总参、海军、空军、政治学院都插了手’。”他还提醒吴法宪注意贺龙，“你要警惕他夺你的权。”（引自《贺龙传》，当代中国出版社）吴法宪同时还找到叶群哭诉，叶群也给吴法宪打气，吴法宪在林彪、叶群的指使下，写信给中央和毛泽东，诬告贺龙，该信长达五页之多，对贺龙各个历史时期都做了歪曲，特别是无中生有的指责贺龙要谋反，是罗瑞卿的黑后台，和彭德怀是同一类坏分子。以后，当审理江青、林彪两案的办事人员向吴法宪出示这些东西时，吴法宪供认不讳。
在吴法宪、李作鹏动手的同时，林彪、叶群还为进一步整垮贺龙准备了更为猛烈的三部曲。
林彪要对贺龙“削其羽翼”
林彪打击贺龙可谓煞费苦心，就像他以往指挥作战一样认真，为了能够给贺龙最为致命的一击，林彪分为三步来走。
第一步叫：削其羽翼。
1966年10月，林彪在同军队内部的一些高级领导干部的座谈中首次提出，对于贺龙要“削其羽翼”。这等于说打响了对贺龙的第一枪。（参见《廖汉生回忆录》（续），解放军出版社2003年9月第一版，284页）
那么都有谁才是贺龙的羽翼呢？在林彪看来无外乎这么几种人，第一种原来就是贺龙红二方面军的，比如廖汉生、王尚荣；第二种是原来没有渊源，但是，后来与贺龙一唱一和的，比如罗瑞卿、杨勇。
林彪对于罗瑞卿和贺龙经常在一起是早有察觉的，他曾经直接、间接的点过罗瑞卿，也让叶群出面提醒过罗瑞卿，叶群给罗瑞卿打电话说：“我们这里是个病人，不能陪着总长钓鱼、爬山，请总长有时间来坐坐。
”这里暗指罗瑞卿偶尔和贺龙周末钓鱼、爬山的事情。林彪在一九六三年七月和罗瑞卿说：“现在贺龙出面做了很多的事，看来威望很高，我们的威信都不行，因为我们不是南昌起义的领导人嘛。”罗瑞卿听后很紧张对萧华说林总有什么意见呢？萧华自然明白林彪的“牢骚”，他点了罗瑞卿一句：“林总是觉得你和贺总工作上接触多了，反而不和其他的老总交换意见了。”最让林彪感到不满的是罗瑞卿对于大比武以及郭兴福教学法的推广，林彪认为大比武是侧面对四个第一、突出政治的冲击，还在毛泽东兴趣盎然的观看了北京军区的演习之后，林彪就让叶群以下去蹲点为名，搞大比武的黑材料。由于大比武中也出现了一些弄虚作假的事情，这样就给叶群一个可乘之机。叶群等人炮制了一个叫做《对三七九团一连3个“尖子”班情况调查》的报告，内中对大比武极尽侮蔑之能事，随后，叶群在另一份名为《军事训练》的报告中指责大比武是：“今年的军事训练不够正常，它打破了正常的生活秩序，四个第一受到冲击，败坏了部队的作风。许多干部战士整天忙于扣眼（射击）、扣米（投弹），扣一、二、三（单双杠）、扣一条线（队列），很少关心世界大事、国家大事、党的大事……”用这种鸡蛋挑骨头的办法向大比武泼污水。
林彪拿到叶群这些无中生有的报告以后，立刻告诉萧华让他带话给张宗逊，让张做自我批评，而且，通过《解放军报》的社论来指责大比武冲击了政治。当叶群的报告被提交给军委扩大会议讨论时，立刻引来一阵阵不同意见和看法。杨勇、杨得志等人坚持正确的看法，而萧华等人则倾向林彪的意见，双方争执不下，罗瑞卿事后向林彪做了会议汇报。由于贺龙、叶剑英、罗瑞卿等人反对叶群的片面看法，林彪暂时没有作出什么结论，然而，以后，林彪曾经对人说：“罗瑞卿这个人不好，总参让他搞，他搞到贺龙那里去了。”在打击贺龙进入到高潮时，林彪终于把当年要说的话说了出来：“1964年贺龙搞大比武，是单纯军事观点，冲击了政治，是个大阴谋。罗瑞卿的后台就是贺龙。”
林彪曾就对付罗瑞卿、贺龙做过一段“精彩”的总结，第一段是十六个字，叫：“大将点火、元帅升帐。残酷斗争，无情打击。”第二段叫：“大将、元帅不能一勺烩。”这种言简意赅的语言是标准的“林氏用语”，除了林彪以外，再没有第二人能够用这么简练的文字来表达政治上的绝大阴谋。
一九六五年年底，林彪如愿以偿，终于征得毛泽东的批准，打倒了罗瑞卿，然而，这还不能算完，罗瑞卿倒台以后，林彪借口肖向荣（军委办公厅主任）未经他批准，“擅自”提交三十本马列着作要求军以上干部学习是“反对毛主席”，将肖向荣一举打倒，而在打倒肖向荣的会上，把罗瑞卿作为肖向荣的后台老板来批，这时，离瞄准贺龙已经不远了。
就在贺龙批评吴法宪之后的两个月不到的1966年9月，林彪再度发“威”，打倒了王尚荣，王尚荣是贺龙洪湖时期的老部下，当时担任总参谋部作战部长，是在军内享有比较好的声誉的一名高级将领，他的能力被杨成武等人所看好，当传达毛泽东指示准备让杨成武担任代总长时，杨成武还向中央领导建议请王尚荣担任副总参谋长，作为他的副手。（《杨成武在政治漩涡中》，董保存）打倒王尚荣的目的已经十分明显，贺龙这时已经有所察觉林彪是对着他来的，然而，他没有任何办法。在打倒王尚荣不久，林彪就开始摇动北京军区，首先针对的就是廖汉生、杨勇。林彪抓住杨勇、廖汉生工作不团结互相闹矛盾这件事和廖汉生同杨尚昆的亲戚关系大作文章。
实际上，早在林彪臭名昭着的“五一八”讲话以后，廖汉生、杨勇就开始“失宠”了。
首都警卫工作组成立之初，毛泽东、林彪的用意是调动部队防止不测，其组长是叶剑英，副组长是杨成武、谢富治，组员中连北京军区副司令员的郑维山、傅崇碧都有参加，唯独没有当时还是北京军区党委第三、第二书记的廖汉生、杨勇。（北京军区党委第一书记由李雪峰兼任，参见《廖汉生回忆录》续，247页）
1967年1月8日，廖汉生被捕，十一天后，贺龙也被正式找去谈话，从此逐渐失去自由。
贺龙的“软肋”
林彪喜欢打巧仗，也就是善于抓住对手的薄弱环节给予致命的一击，对于如何整垮贺龙，林彪也是如是办理的，前面我们讲过林彪首先提到要削其羽翼，那么之后呢？之后怎么进行下一步呢？
对于吴法宪等人的诬陷，毛泽东曾经说过要保贺龙，而林彪是如何对待毛泽东的这句最高指示的呢？林彪的秘书于运深曾经对董保存同志回忆说：“叶群出来以后向我要文件，我多嘴说了一句，就说贺龙又出来了，叶群瞪了我一眼，然后就说首长说了有的能保住，有的就保不住，有的一开始要保，后来就保不住。叶群说这些话时是嘟囔着说的，很不高兴的样子。”（引自董保存走访于运深笔录，《共产党员》杂志内部版，中共辽宁省委主办）林彪的这番话等于摸透了毛泽东的心理，这也是十分了解毛泽东或者说几十年以来跟随毛泽东得出的经验之谈，非林彪不能道此。
文革开始以后，始终处于混乱的状态之下，从中央到地方，很多领导干部昨天还是领导，今天就变成阶下囚，所以，他们希望得到中央最高当局的庇护，而毛泽东尽管也提出要对一些干部烧而不焦，可是，终究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某些人毛泽东一开始明确要保，然而，发展到后来又是毛泽东自己提出来不保了，这里面有一个复杂的转换过程，而这个转换过程其实也是一个政治较量的过程。也是各派势力消长的分水岭。
林彪的第二步就是寻找贺龙的“软肋”，确切的说就是贺龙在政治上的弱点。
在文革中如果要打倒一个人，一个中央量级的领导人莫过于做他的历史文章了，从刘少奇、陶铸、邓小平到后来的六十一人集团、陈伯达无不如此。周恩来临进手术室之前还对自己的上海往事耿耿于怀，毛泽东深夜让汪东兴请邓小平去他那里长谈，而后当毛泽东准备为邓复出做舆论准备时，首先提及邓小平当年没有被捕的经历，借此有别于刘少奇、薄一波、陶铸等人。作为一贯忠诚于中国共产党和共产党当时的领袖的毛泽东的贺龙又有那些历史问题呢？或者说历史阴影呢？贺龙在参加革命以前已经是中共的斗争对象之一----军阀。虽说这个军阀的称呼是后来林彪、江青等人加诸于贺龙身上的，但是，贺龙在南昌起义前的武装力量已经相当可观，贺龙所属的部队中很多高级军官称呼贺龙为“常哥”，烈士贺锦斋生前就有“跟随常哥闹革命”的诗句。（贺龙又作贺文常）廖汉生、王尚荣这些人或者是贺龙的老部下，或者是贺龙的亲属，贺龙的部队从革命前到革命后始终带有封建宗族的痕迹。这也是那个时代的特色，再加上贺龙起家的基础，他是无法避免的，也是根本不能回避的。贺龙一开始只能算是我党的同道者或者同路人，他自己在自传中也承认是在逐步的革命征途中才越来越把马克思主义作为自己终身的信仰的。林彪在批判贺龙的会议上声色俱厉的指责贺龙是一个“刀客”，这也是由贺龙的出身、历史由来，而后江青等人炮制的贺龙的所谓罪行实录，更是点出了贺龙“大军阀”的“本质”。
军阀是什么？军阀第一高度迷信武力，第二高度利己。
一个带有军阀色彩的人即便是改造了世界观以后也不能完全洗心革面，也不能完全脱离这种轨迹，这就是林彪、江青等人制造贺龙大军阀这个头衔的实际用意，换言之，等于告诉人们，这种带有先天性“军阀”特点的人是不可信任的。联想到一九五九年庐山会议期间，对彭德怀的指责中也有军阀一类的名词，可知这种东西不是偶然出现的，也不是随便栽赃的。而我们再把目光投的远一点，联系到一九五八年的反教条主义中针对刘伯承、粟裕等人的质问，就会明白军阀之于毛泽东意味着什么？
贺龙在人民军队的历史上并不是从头就是毛泽东旗下的，他服膺毛泽东是在长征以后，贺龙是红二方面军的一面旗帜，这是毛泽东多年以来对他的评价，既是贺龙的荣誉，也是贺龙的包袱。
武汉七二零事件爆发以后，林彪首先点出陈再道是“四方面军的”，其目的也是昭然若揭。中国共产党和它领导下的军队在创建、发展、壮大过程中隐藏了很多内在的摩擦、自残乃至矛盾，这些矛盾并没有随着时间的推移而消失，相反则因为建国以后更大的更为诡谲的政治风云的变幻而进一步发酵，成为一柄无比锋利的可以被随时引用刺向对手的政治利剑。在这柄利剑下，刘伯承、彭德怀、彭真、陆定一等人先后都无情的倒下。贺龙自然也不例外。
贺龙并不是毛泽东的“嫡系”，虽说在战争年代，毛泽东兼收并蓄、放手任用，不存在很多的什么地域、山头的偏见，然而，随着毛泽东在建国以后政治阴暗面的逐渐上升，随着毛泽东极左政策的扩大推行，以历史渊源划线的现象已经十分普遍，我们可以回顾一下毛泽东主导发动的文革的主要干将，几乎无一例外都是来自于毛泽东的亲信部将、秘书、亲属之间，而文革的尾声到来之际，毛泽东更是出于惯例，把自己的侄子放在政治局之上，这种现象的出现反映了毛泽东悲哀的一面，同时也提示出一种必然。而林彪等人一再宣扬贺龙是二方面军的历史，也是从侧面点出贺龙并非最初毛泽东路线上的人，像贺龙这种人随时都有可能“背叛”毛泽东或者毛泽东思想。
为了给这一套诬陷的理论作出必要的实际证据配合，并且围绕着贺龙的历史问题做进一步的所谓的回应，林彪、江青等人利用不正常的手段铺就了这么几条路出来。
第一个是熊贡卿一事，这是武汉市二十中学教师晏章炎提供的材料，晏的父亲曾经做过蒋介石军事委员长南昌行营第三厅厅长，他说贺龙曾经和蒋介石的招抚大员熊贡卿来往密切，而且，有乞降的事情。而事实上，贺龙亲自下令枪毙了诱降的熊贡卿，为此中共中央湘鄂西分局曾经就此给中央写了报告说明，报告的原件就存于中央档案馆，在晏章炎这封信拿到手以后，江青、康生等人亲自向林彪汇报，在没有调查取证的情况下，此事就成为贺龙的“罪状”之一。（晏章炎以后因为诬陷贺龙一罪被判处有期徒刑七年）
第二件事是说贺龙策划“二月兵变”。根据《中共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关于“二月兵变”系康生、江青一伙侮蔑贺龙同志的调查报告》中叙述的二月兵变的来由是这样的：“1966年7月，北京大学一个工作人员就北京卫戍区曾在2月份来校联系进驻部分部队负责民兵训练一事，写了一张大字报，提出质疑。大字报的标题为“触目惊心的二月兵变”，文中没有点任何人的名。康生知道后，先说是彭真搞‘二月兵变’，后又说贺龙搞‘二月兵变’。”
何以“二月兵变”这件事惊动了康生这样的老牌刽子手出面呢？这里面还有一番计较的。
一九八一年三月六日，第五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十七次会议罢免了曹轶欧的全国人大常委的职务，此前，曹轶欧就查抄康生的家庭给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写过一份材料，里面详细的谈到了二月兵变前后康生的所作所为，这份材料经过党史研究人员整理以后发表在中共中央党校内部刊物《党员通讯》上面，根据曹轶欧的说法，二月兵变之前，叶群找到康生，时间就是林彪发表五一八讲话后不久，叶群对康生说，现在都动起来了，贺龙为什么还没有动？
康老是肃反专家，对待贺龙的历史问题，康老有没有什么高明的看法，贺龙到处插手军队，首长不满意。曹轶欧还说叶群走后，康生不愿意管这件事，曹轶欧本人也不赞同，她说贺龙和我们没有什么关系，我们不能给人当枪使唤。康生批评曹轶欧头脑简单，康生说叶群突然来这里不是没有目的的，林副主席对贺龙不满是由来已久的，我们现在不动以后就会被动。曹轶欧为了这件事还让值班秘书把叶群来访一事记录下来，以后这个东西保留在李鑫那里。（李鑫也做了证明，证实材料确实经他保管）曹轶欧还回忆一件事，那就是二月兵变的事情传开以后，邓小平做了一次辟谣，邓小平说：“这个二月兵变问题，我们查了。因为我们早知道这个事，我正式跟同志们说，没有这个事。”这是邓小平在人民大学讲的，以后人大的造反派问我（指的曹轶欧）和康生，康生说有些事情你们以后就知道了。曹轶欧还抱怨康生为叶群他们背黑锅。（曹轶欧回忆全部引自《党员通讯》2000年第十一期《曹轶欧回忆文革中的康生》）
实际上，一些公开的反映文革历史的书籍中也提到了这一点，《中国高干夫人档案》中就指出“康生为了配合林彪的‘政变经’，捏造了彭真、贺龙的二月兵变。”（北方妇女儿童出版社1998年10月第一版，399页）
林彪的政变讲话是在一九六六年五月，而六月下旬，康生就开始着手整理贺龙的材料，再结合康生以后主动要求给林彪出版《林彪文选》一事就可以看出来，康生所作所为是为了主动迎合林彪、叶群的整垮贺龙的计划的。
二月兵变这件事再次发出一个信号，那就是贺龙“不可靠”，贺龙的“军阀本质不改”。
第三件事就是叶群让军委办公厅警卫处处长宋治国写出诬陷贺龙的六点证明材料。宋治国写的“揭发”材料中主要提到以下六点：
1.罗瑞卿家里办公桌下面压了一张照片，是罗瑞卿、贺龙、薛明、郝治平的合影，天天看，没有毛主席的照片。
2.我（宋治国）觉得贺同罗瑞卿、彭真、杨尚昆等反党分子来往很密切，他们经常密谈。
3.贺龙亲自保管1支精制进口小手枪，夜间睡觉时常压在自己的枕头底下，外出带上”。
4.贺龙对警卫人员教育不是政治挂帅，而是业务挂帅，如教育人家如何把枪法练好，并且要求每个警卫人员要百发百中。
5.听说体委自动销毁了120部电台，此事甚为可疑。
6.据说贺龙曾经在他家电话上安装了一个窃听器。
宋治国的这份揭发材料是在叶群的不断督促下写成的，这份材料出笼以后，林彪马上作出批示，连同李作鹏、吴法宪诬陷贺龙的材料一起送到毛泽东处。
第四件事是李仲公对于贺龙的诋毁。
李仲公是原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书记长，他是贵州人，曾经奉蒋介石之命劝导贺龙“归顺”被贺龙一度扣押，解放以后，李仲公曾经以自己是贵州人地理人物熟悉为由请周恩来任命他做贵州省人民政府主席，薛明回忆，周恩来因此想到贺龙，请贺龙出面和李仲公谈一谈，李仲公见到贺龙以后很慌张，贺龙揭了李仲公的老底，李仲公灰头土脸，“自知无趣，赶紧告退。”（引自《不尽的思念》，薛明回忆周恩来与贺龙）以后，李仲公怀恨在心，当1968年3月26日，中央贺龙专案组到国务院参事室来了解贺龙的历史问题时，李仲公在专案组的逼迫之下把贺龙的两封信交给专案组，据李仲公称这是贺龙的亲笔信，内容是一九二九年贺龙向蒋介石表示要投诚。
此信交给周恩来的联络员郑凯以后又由总理办公室交给林彪处，林彪做了“此件很好，说明贺龙一贯立场如此”的批示，然后送毛泽东处，据说毛泽东看信以后大为动容。（《国务院参事室大事记》中记载：1978年5月26日，李仲公审查小组作出《关于李仲公问题的处理决定》。决定说：“关于1968年春李仲公交出两封伪造信陷害贺龙同志问题，审查小组报经中央批准，认为这是李仲公配合林彪、‘四人帮’反党集团蓄意陷害贺龙同志的一起极其严重的反革命事件，李仲公罪行严重， 又不老实交代。根据党的‘坦白从宽，抗拒从严’的政策，本应从严惩处，逮捕法办。但考虑李已年近九十，生活不能自理的情况，不再捕办，决定撤销其国务院参事职务。每月发给生活费80元，交国务院参事室监督。1978年6月20日， 李仲公因患肺炎等症，医治无效，在北大医院去世。”）
以上四件事其中两件是反映的贺龙的历史问题，再联系晏章炎的那封诬告信，可以说是三件事，而二月兵变和宋治国的诬告则是贺龙历史“问题”的延续，正是因为有了前面的铺垫，才让人们感觉贺龙有可能作出以后的这些事情来。
这里顺便说一下文革中的专案，现在我们用现代的眼光看，这些似乎都是无稽之谈，然而，在那个特定的年代中，特别是专案经常披露出一些触目惊心的大问题、大事件，而平素大家已经习惯了接受某人或者某事的历史结论，一旦这些东西被翻转过来时，首先不是感到其他，而是震惊，即便是毛泽东也是一样。比如他对刘少奇（套在王光美专案组中办理）的专案的批示中就有“触目惊心”这句话，虽说刘少奇是毛泽东既定要打倒批臭的人物，可是，专案组提供的某些刘少奇的“反革命历史”仍旧让毛泽东大吃一惊，这也就是毛泽东在给章士钊回信中所说的“个别人情况复杂，尚难肯定”。而贺龙这些材料特别是附送的李仲公提供的所谓贺龙的亲笔信以及晏章炎的回忆乃父晏勋甫的材料，让毛泽东对这位一直忠心耿耿跟随自己多年鞍前马后的贺龙同志又有了新的看法，当然，毛泽东对贺龙早就有了他自己的判断，而且，这些材料送上去以后也就等毛泽东的一句话了。
毛泽东对贺龙的态度与权衡
林彪将贺龙的一切材料连同李作鹏、吴法宪的揭发信一并送到毛泽东处，此前，毛泽东已经通过有关人员了解到林彪针对贺龙所作的一些事情，只不过不置可否。林彪给贺龙的定性是“有野心”，“到处插手，总参、海军、空军、政治学院都插了手”。而综合所有人的材料似乎都证实了一点，那就是贺龙不突出政治，在结束的八届十一中全会上曾经就突出政治一题做了重要表态，也就是说凡是坚持不突出政治的都将遭到罢黜。现在，可谓是万事具备、只欠东风，就等着毛泽东的表态了。
1966年9月5日，毛泽东接见贺龙，把吴法宪的诬告信交给贺龙，贺龙说要和他们去解释一下，毛泽东表示不同意，毛泽东继续重申对贺龙的一贯评价，一共是三点：忠于党、忠于人民、对敌斗争狠，能联系群众。这三点最初还是毛泽东亲口对薛明讲的，地点是在延安。现在，毛泽东重复这段话等于告诉贺龙，他仍旧是这么看待贺龙的，用毛泽东自己的话说：“我当你的保皇派”。（参见《贺龙传》，当代中国出版社）
四天以后，也就是9月9日晚上，毛泽东让秘书徐叶夫给贺龙打电话说：“经过和林彪还有几位老同志做工作，事情了结了，你可以登门拜访，征求一下有关同志的意见。” （引自《贺龙传》）后来在给贺龙平反时，也就是八大军区对调的一九七三年十二月二十一日的会议上，毛泽东对这件事又做了一些回顾，他说：“我让贺龙先去看看林彪，征求一下他的意见。
”贺龙也是这样做的，九月十日，贺龙亲自拜望林彪。
贺龙是正常来征求林彪意见的，但是，叶群却如临大敌，张云生自己回忆，当时叶群十分紧张，让警卫人员躲在后面，时刻提防贺龙的“不轨”。算得上丑态百出了。（参见张云生，《毛家湾纪实》，春秋出版社）林彪对贺龙提出一个看法：“你的问题可大可小，主要的是今后要注意一个问题，支持谁，反对谁。”贺龙回答：“谁反对党中央、毛主席，我就反对谁；谁拥护党中央、毛主席，我就支持谁！”两个人谈话时间不长，当然也谈不上愉快，毛泽东希望出现的“沟通”没有产生，裂痕仍旧。
评论 (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