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组部发布文件要求中共官员不要做西方道德“应声虫”后，在7月23日的《人民日报》上，中央党校副校长韩庆祥发表署名文章《深刻理解和把握“新的伟大斗争”》，要求官员对于中共十八大报告中，“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一项长期的艰巨的历史任务，必须准备进行具有许多新的历史特点的伟大斗争。”一句话进行深刻理解，被媒体以“霸权国家对中国进行意识形态渗透”的显示标题予以展现。这也是在一周内再次在意识形态方面，出现声音要求中共官员与西方划清“界限”。
学者解读“新的伟大斗争” 四大考验四大风险
这篇文章主要对中共十八大报告中“新的伟大斗争”进行解读，从时代背景、主要形式，主要特点入手，将中共目前所面临的现状总结为“四大考验”和“四大风险”。并称“当前我们党所面临的‘新的伟大斗争’主要有以下一些形式：争夺资源、货币战争、争夺市场、意识形态斗争、领土争端、反腐败斗争、网络斗争、反民族分裂主义的斗争。斗争对象和形式全面多样，处处可能是斗争的‘战场’”。
在这些被网民评价为“耸人听闻”的文字后，作者笔锋一转，用了几乎一半的篇幅谈“西方低对势力对中国的渗透”。称“西方敌对势力对我斗争，大多以传播西方社会思潮且以文化渗透的方式，把‘自由、民主、人权’作为突破口。大致步骤是：第一步，让中国人崇拜西方‘标准’；第二步，用西方‘标准’裁判中国现实；第三步，使一些人认为西方‘月亮’是圆的、中国‘月亮’是缺的，对中国现实社会看不惯；最后一步，使一些人对社会主义制度、中国共产党领导和马克思主义产生不满，从而达到动摇中国人理想信念、摧毁中国人自信和分化人心的目的”。
意识形态之争的社会焦点
由于中组部“西方道德应声虫”一说在前，党校副校长的“伟大斗争”解读在后，外界开始有猜测认为中国官方是否在官员意识形态上有了新看法。虽然此前曾有“七不讲”的传闻，但是那多是针对网络和普通民众，以官员为说教对象的“意识形态二连击”在十八大后尚属首次。
有学者认为，虽然尚不知这是否是官方有意识的集体行为，但是能够证明的一点是在当今中国社会舆情中，左右之争和大讨论的气氛仍然不断发酵。随着网络媒体如微博的盛行，左右之争开始转移战场，两派的支持者语言攻击日盛，互盖帽子、约架、抹黑之事层出不穷。左派被冠以“五毛党”等名头，而右派则被讥为“带路党”、“美分党”等，双方唇枪舌剑，争论不止。左派学者被认为是以恢复社会主义这一制度的尊严与道路作为底色，在公共政策上怀疑邓小平及其后续者主张的以市场经济为导向的经济政策，认为多项改革的弊端都来源于自由化，而身体力行的一大批现任官员则有“买办”性质，出卖中国利益。他们认为，经济上的自由化给人民生活带来了诸多苦难。在历史评价上，这些左派学者认为毛泽东时代的社会正义、社会平等、生活福利远好于改革开放后，社会中的新问题来自无产阶级专政的减弱。在自我评价上，他们将自身看作爱国者和毛主义拥护者，反对“美国的霸权主义”。
右派学者本着以自由主义作为前驱，兼谈法律制度的建设与人道主义的施行，带着不容质疑与缺乏宽容的质素怀疑左派过于崇毛将把中国带回“文革”。他们认为崇拜毛的绝大多数民众，主要就基于信仰的需要。不仅精神上有归属感，政治上更有靠山。左右之争甚至一度白热化与宝丽华，甚至出现了左派学者韩德强掌掴八旬老翁的事情、左派公诉茅于轼以及约架吴法天。
也正式因为这样的社会基础，使得意识形态成为中国舆论场中长盛不衰的热点话题。
大谈斗争陷旧思维
综合目前舆论情况来看，外界对于中组部以及这次党校副校长关于官员意识形态的表态并没有得到太多的支持。有网民针对性的评论道“满眼的斗争，想起挂黑牌子的刘少奇”。还有评论认为，党媒刊登这种文章，过度塑造了“意识形态斗争”，给民众造成一种毛泽东时期的“斗争思维”似乎有回潮的感觉，甚为不妥。当然对此还是有支持的网民，如网民@正能量石华宁就表示“人类历史上没有因贫穷、腐败或是分裂势力而亡国的。全是因为意识形态。苏联的解体不是美国搞垮的，是被国内迷信上资本主义的知识分子搞垮的。这些人的意识形态变了，迷信上了西方的意识形态，被洗脑了。因此发疯的要搞垮自己的国家，以实行美国的价值观。中国最大的威胁是头脑西化了的知识分子”。
在《习近平必须面对的十大挑战》一文曾表示，在习近平上任后，所面临的挑战很重要的一条就是“开放透明言论的挑战”，因为“不管中共是否愿意，在习近平执政期间，中国往何处去的大辩论必然成为时代的主题，从过去几年不同政治思潮的蠢蠢欲动就可以预期这场辩论的必然性”。毕竟在当下中国，利益多元、信息多元、价值多元，已催醒了公民的权利意识和参与意识，出现对立的价值观乃至意识形态也是情理之中的。中国社会应全力促进价值观对话，推动意识形态交流，开放舆论管制，促进社会共识的达成。如任凭思想冲突升级，社会分裂就难以避免。在信息时代，传播早已是社会管治的主要手段。相对于传统社会士大夫的清议、公论等，现代知识精英乃至普通人的表达空间在急剧地扩张，这种扩张意味着现代国民表达权利的自觉，而这一点，是任何一个前进中的社会都最终会进入的阶段，不是执政党利用国家机器简单地管制、屏蔽所能控制得了的。正是在这个基础上来看今天一些体制内学者的表态，或许他们是对中共领导人政策的过分解读、过分机警，甚至中间带有了某种投机主义，已经偏离了中共十八大报告的初衷和本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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