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日恰值中日甲午战争120周年纪念日，从官媒到民间舆论，对于这场影响中日两国百年国运的纪念、评述频频。甚至今年，习近平都曾两次于公开场合谈到“甲午”，如2月份见连战时表示“2014年2月18日“今年是甲午年。120年前的甲午，中华民族国力孱弱，导致台湾被外族侵占。这是中华民族历史上极为惨痛的一页，给两岸同胞留下了剜心之痛。”舆论认为，中共和习近平对于甲午之战必定有很多感叹，有学者认为，将历史与当下时政结合起来，中共高层从甲午海战中得到的最大经验和教训就是军队不能腐败，120年前的甲午海战船不可谓不坚，炮不可谓不利，但正是由于军队内自上而下的腐败，最终导致了这场战争中国的失败。这或许能够为理解中共为何能够“快刀斩乱麻”般整顿军队纪律，拿下徐才厚，提供另外一个参考角度。
甲午战争旧照
影响中国百年
中国民众对于甲午海战的荧屏记忆，多来自于1962年由李默然、王秋颖、周文彬等中国老一代电影人主演的《甲午风云》。电影拍得很朴素，与今天的电影技术相比天壤之别。但是从主演到观众，单反看过此片的人都对这部电影充满敬意，一句“撞沉吉野”台词后，总让观众感到那股豪气，与历史再以对比更产生郁郁不平之意。有传闻称《甲午风云》中李鸿章的扮演者王秋颖在弥留之际，通过家人说要见李默然一眼。王先生在看到李默然走在过道的时候，说了句台词。“谁在二堂喧哗？”。李默然分开医生、护士，推开病房门，应声而入，做了个将马蹄袖左右拂扫的动作，抢步上前，单腿打千，低头道：“回大人，在下邓世昌，拜见中堂大人！” 弥留之际的王秋颖拉住李默然的手……两人泪流不止！虽是故事，难辨真假，但是足见这部电影对这些演过无数电影老演员心中的地位。这种影响中，除了那种因为一部好作品惺惺相惜的情感外，或许有甲午战争所代表的屈辱历史对中国人的影响。这场发生在1894年的战争，最终清军在甲午战争中的失败（北洋水师的覆灭）标志着大清帝国的国际地位一落千丈，只得向日本求和，签下《马关条约》。从当时国力上来说，当时日本，经过明治维新，方兴未艾，从封建国家一跃成为资本主义新兴强国，明治政府极度渴望霸权与领土。而当时的清朝政府，日暮西山，已是老大帝国，纵然北洋水师当时号称亚洲第一，但是将领和兵员素质的低下已经为最终战局埋下了伏笔。更何况，在当时的国际关系上，中国如同一头笨重的大象，已经成为当时列强眼中的猎物，日本只是做了出头鸟，弱国无外交，以当时的中国，是没有国家与中国站在一起的。
对于那场战争，于日本而言，条约中规定的赔款、开口通商、免税等政策使日本经济迅速发展，不仅控制了制海权，还彻底摆脱千百年来“中强日弱”、“华强夷弱”的心理弱势，信心大增，正式跨入了世界强国之列。对于当时的清朝来说，意义则更为深远，从此，本来在近代化赛道上处于同一条起跑线的中日两国海军走上了完全不同的道路，弱者更弱，强者更强。此次失败更是，标志着大清帝国的国际地位一落千丈。清朝国内的改革派对自身弱点有了更深认识，促使后来政治制度的改革，即1898年的戊戌变法。
当时，20岁出头的梁启超在《戊戌政变记》中感叹，“唤起吾国四千年之大梦，实自甲午一役始也”。而中国上将刘亚洲则给出了更准确的答案，“甲午之败并非海军之败，也非陆军之败，而是国家之败”。
甲午失利与清军腐败
在重视甲午问题上，7月24日，《人民日报》刊发长篇评论《铭记历史 走向复兴----纪念甲午战争120周年》，表达了官方的某种观点。称，“甲午之败，虽败于日本，实质上根在制度，根在清廷，根在清军自身。‘国势蹙也，财源匮也，民心涣也，威柄失也，而四者皆国之命脉所系，失之何以自立？’中国输掉的不仅是一场战争，也输掉了国运。西方列强战后在中国恣意划分势力范围，掀起瓜分中国的狂潮。中国沦为虚弱的大国、待宰的肥羊，陷入半殖民地半封建的深渊。沉沦甲午，亡国感、危机感、毁灭感深深刺痛着中国人”。
这个评论从高屋建瓴的国家层面对于甲午战争中国的失败进行了多方面分析。虽然其中有一些看似已经被重复过无数遍，好似“陈词滥调”，但是其中有一句话被一些网民甚为赞同----“甲午之败，虽败于日本，实质上根在制度，根在清廷，根在清军自身。”虽然看似甲午之败是国家之败，但是打仗的是清军，如果清军尚且能够一战，何至如此？而清军之败又源自腐败，甲午海战前，日本间谍荒尾精向日本参谋本部提交报告，说清国“上下腐败已达极点”，建议日本抓住机会，先发制人。海战后，另一个日本间谍宗方小太郎又提交报告，说清朝“人心腐败已达极点”，并断言，早则十年，迟则三十年，清朝“必将支离破碎呈现一大变化”，十几年后，其预言应验。
习近平：一看到落后挨打的悲惨场景就痛彻肺腑！
如果说中共从甲午海战中得到了什么样的经验，那就是军队不能乱，军队不能腐败。这就自然会让人想起6月底发生的徐才厚案。当时就分析，习近平对徐才厚案的态度，要远远高于对周永康的重视。虽然周永康落马意味着“入常无罪”惯例的打破，开创了历史，但处理徐才厚，才表明了习今天对于中共党、政、军各方面的完全控制，具有破局意义。在此之前，无论军队高级将领有什么样的贪腐问题，通常都不会予以公开处理，更遑论曾经主管军队所有事务的军委副主席。这主要源自于中共一向秉持“枪杆子出政权”的态度，认为太公开的宣传军队将领的腐败案件将会动摇军心。但是从徐才厚案件来看，习近平已经完全没有了这种顾忌。对于他来说，解放军作为中共的军队，“召之即来，来之能战，战之必胜”才是最重要的，是超过任何一个人的重要性。
在徐案之后，《人民日报》就此案连续在一版刊发评论员文章。这据《人民日报》评论员称其中的一篇评论是“中央点题”，言下之意，评论中其中一句“军队是拿枪杆子的，决不能有腐败分子的藏身之地。严肃查处徐才厚严重违纪违法问题，正是我们党从严治党、从严治军的有力举措”才是习近平所要透露给外界的信号。
习近平对于军队的看法，在新近上市的《习近平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论述摘编》一书所首次公布的一些内部讲话中，有了新的案例佐证。书中说，2013年12月27日，在纪念完毛泽东120周年诞辰后一天，习近平主持了“一次重要会议”，并发表讲话。这场会议的名字，至今未对外公布。透过习近平会上的讲话，不难发现，它事关国防与军队改革，事关打仗。习近平在会议中说，“我经常看中国近代的一些史料，一看到落后挨打的悲惨场景就痛彻肺腑!”会上，习近平辛酸地言及中国曾经的落后挨打，并要求军队要以“中流击水”的勇气“深化国防和军队改革”，这是中国军队的宿命。从这个意义上说，中共军队反腐，不重蹈覆辙，恰恰正是对于甲午最好的纪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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