英国人没有给予二战中带领他们“不惜一切代价”战胜希特勒的领袖温斯顿·丘吉尔更多机会。原本信心满满、认为凭借战争中的功劳定能顺利当选的丘吉尔被抛弃，丢掉了首相宝座。当时有记者采访丘吉尔：“你在二战中战功卓著，却失去了首相宝座，这是否意味着英国人的忘恩负义？”丘吉尔肯定地点了点头说：“是的。”但他接着引用了古希腊作家普鲁塔克的一句名言，“但是，忘恩负义是伟大民族的特点（Ungrateful characteristics is a great nation）”。有人从此看到丘吉尔的胸怀宽阔，但更重要的是西方的自由主义传统，认为英雄产生于社会失衡状态，是可以接受的；但在社会的平衡状态中英雄不应继续被推崇，它会导致个人神化以及极权，所以必须在此之前阻止他。
“造神运动”的诱惑
如今，中共治下的中国，历经30多年的改革开放，在经济飞速发展、财富急剧增加的同时社会危机也加速积累，普遍而深入的腐败问题已到了“亡党亡国”的临界点，“盛世”的背后隐藏着残酷的现实。从执政党的角度看，面对同样一个“艰难时世”，对如丘吉尔那样的领袖权威的呼唤已形成一定的社会共鸣。其一，来自国内矛盾的积聚。尽管中国在数十年的经济转型中国力高涨，一跃跻身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但挑战随时可能“颠覆”这些成绩。这些挑战既包括政治方面官僚体制的僵化，也包括原有经济发展方式的难以为继，乃至由此引发的社会矛盾长期积聚不得宣泄。
其二，西方意识形态的挑战。开放意味机会也意味着挑战。在这数十年内，实际上中共正统意识形态和价值观念在与西方的对峙中暴露危机重重，逐渐失去了统治地位，结果导致社会多元价值撕裂，甚至动摇中共统治根基。在中共看来，西方普世价值、宪政理论、民主体等等均是西方进行意识形态渗透和和平演变的“工具”。而更为危险的是，直到当下，几乎中共喉舌进行的所有反击都未能一劳永逸地彻底战胜对方。中共需要在不断探索中时刻面临这些质疑甚至冲击，“三个自信”从来就不仅仅是空喊的、不证自明的“宗教信仰”。于是，习近平在接受挑战时不断塑造自己的个人权威，以确保自己在反击“敌人”时拥有足够的动员能量。其一，权力的集中，兼掌了包括新设立的三大超级党政小组在内的许多重量级机构，这已经引起了很多的争议；二是，个人魅力形象的塑造，通过一系列凌厉的改革和反腐手段凝聚民心，并动用国家宣传机器将其形象灌输到每个人的心目中塑造民间认同，甚至将它拓展至国际社会。尤其是第二点，不得不注意的是今年中共建党纪念日前的动作。《习近平总书记系列重要讲话读本》的出版和宣传达到一个高潮，《人民日报》旗下的《人民论坛》封面文章《大国强盛与领袖意志》则直接声称：“历史往往在关键时刻挑选领袖，而领袖则以‘公忠坚毅，担当大任，主持风气，转移国运’的特质让历史挑选...在大国崛起的关键时刻，我们拥有了这样的领袖，乃国之所幸、民之所望，应当倍加珍惜！”制造威权和崇拜的意味已跃然纸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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