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是甲午战争爆发120周年。提到甲午战争，关注焦点总在于清朝海军建设、北洋水师的全军覆灭，似乎那场战争是在海洋上被打败的。殊不知，清军陆战的惨败、连败、大败，才决定了这场战争的结局。
李鸿章
多年来，在甲午研究领域，重点是传统的“忠奸模式”，于是对人物的评价成为了学术上的主流话语，如李鸿章“避战保船”，慈禧太后挪用海军军费修缮颐和园，叶志超弃平壤狂奔五百里等等。这种模式还得到另一种话语的支持，即战前的北洋水师亚洲第一，中国整体实力胜于日本，在实力占优的情况下仍然惨败，只能说明清政府腐败无能和某些将领贪生怕死。寻找替罪羊的最大恶果是，让人们失去动力去探讨失败的真正原因。甲午之败亦不例外。
“避战保船”的误解
在多数甲午战史的正统叙述中，都把北洋水师的覆灭归之于其统帅李鸿章的“避战保船”战略，这是一个极大的误解。
李鸿章“保船制敌”的方针是在1894年8月29日即甲午开展后一个多月时提出的。此时清廷不满丁汝昌所率北洋水师开展后的无所作为，命令遴选将才代替丁汝昌，李鸿章所回奏折中提出“惟现在密筹彼此情势，海军战守得失，不得不求保船制敌之方。”具体策略是，惟不必定与拼击，但令游弋渤海内外，作猛虎在山之势，倭尚畏我铁舰，不敢轻与争锋。按照这一设想，北洋舰队更多需要担负起战略威慑的作用，保持时刻给日舰队造成压力。李鸿章道出了采取这一战略的缘由：北洋海军可用者只镇远、定远铁甲船2艘，为日舰所不及，“然质重行缓，吃水过深不能入海汉内港”；其次则是济远、经远、来远3艘巡洋舰，“有水线甲、穹甲，而行驶不速”；再次则是致远、靖远2艘巡洋舰，“前定造时，号称1点钟18海里，近因行用日久，仅十五六海里。”总之，北洋水师的主力舰特点是老和慢。而对手日本海军“可用者共21艘，中有9艘自光绪十五年后分年购造，最快者每点钟行23海里，次亦20海里上下”，特点就是新和快。故他预测：因为“海上交战，能否趋避，应以船行之迟速为准，速率快者，胜则易于追逐，败亦便于引避，若迟速悬殊，则利钝立判”，故“海上交锋，恐非胜算”。
事实上，当时最希望北洋水师离开军港的恰恰是日本联合舰队：只有如此，才能重演黄海海战的作战模式。离开了军港的保护，已经身受重伤的北洋舰队的优势就只剩下镇、定两艘超级铁甲舰，日本海军可以利用其快炮优势，重点攻击其他的中国舰船，最后再围攻此两舰。中方船速慢、舰炮发射速度慢，在海战中有明显弱点；而在防卫严密的威海卫军港，则海陆协同，日军不易占到便宜。故在黄海大战后，日本舰队千方百计诱使丁汝昌出海，以选择最有利于日海军的战场进行决战，实现其围歼北洋水师于海上、彻底夺取制海权的目的。以当时的情况，北洋水师的优势在于镇、定等舰装甲厚、抗击打能力强，而威海卫的地势又利于防守，李鸿章做出这样的决策，可谓知己知彼的明智之举。
但是，战况的发展并未按照这一思路走下去。相反，李鸿章后来一改自己提出的“不必定与拼击”，一再命令北洋水师主动出击。1894年7月22日李鸿章电令丁汝昌“日方公使大鸟迫韩逐叶军，恐叶军危困，添队难登岸，汝须统大队船往牙山一带海面巡护，如倭先开炮，我不得不应。祈相机酌办。”这是命令丁汝昌为叶志超的部队护航，不惜与日军开战。丰岛海战后，李鸿章又命令丁汝昌“统带铁甲各船，驰赴朝鲜洋面，相机迎击”。奉此命令，在不到20天的时间里，丁汝昌舰队曾三次赴朝鲜洋面巡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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