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共决定立案审查其退休政治局常务委员周永康，把总书记习近平自上任以来所发动的新一轮反腐败行动推向巅峰。在中国，任何贪官被查处都是件大快人心之事，贪官官位越高，社会反应也越热烈。在这个意义上，中共打破行之有年的政治潜规则，查处常委级别的周永康，对于其统治正当性，以及习近平作为最高领导人的个人权威，自然有一定的加分作用。同时，政治能量巨大的周永康落马，对于震慑其他腐败贪官，也会有杀一儆百的效果，短期内有助于压抑官场的贪腐之风。
从中共的历史观察，领导人获罪下台，背后不无权力斗争失败的因素。周永康的下场，恐怕也逃不出这个规律。权力斗争或许是个重要的面向，但却并不足以解释事件的全貌。中共领导人之间的冲突，另一个关键因素在于“路线”之争。这在改革开放前的时代尤其突出。自邓小平通过个人权威与政治手腕，主导党内权柄以来，以往关于“继续革命”或“发展经济”等的意识形态争论，以及由此产生的权力博弈，大致已经退场。通过市场来发展经济，成为了中共的执政共识。这也使得后续领导人失败下野的理由，缺乏此前的政治理想性。
市场化让权力斗争的利益成分更为浓厚，由于改革开放“一条腿走路”的片面性，落后于经济领域开放程度的政治领域，更容易受到庞大物质利益的诱惑。再加上权力没有得到有效的监督，权钱交易遂成为中共官场腐败的主要形式。此外，由于路线争议不再，造成了理想性的缺失，官员腐败的贪婪性质愈加剧烈，不但贪腐金额越来越庞大，情妇、通奸等淫乱的权色交易现象普遍，也进一步腐蚀中共的社会形象。各个领域的权力垄断，还衍生了盘根错节的不同既得利益集团，它们一方面阻碍着任何反腐败的努力，另一方面也让人民的不满持续累积，削弱社会稳定。
因此，周永康落马本身，如果没有后续的发展与更大的背景，除了打破既有的反腐败政治默契，实质意义并不是那么非凡。所谓后续的发展，指的是中共能否从至今的运动式反腐，改变为制度性反腐。中共在7月29日公布处理周永康时，也宣布政治局在同一天开会决定，在10月份举行十八届四中全会，以“依法治国”为主题，似乎暗示了周案或会是实现更大企图的手段。让法治具备独立且至高地位，改变现今权大于法的乱象，才是中共走出越反越腐怪圈的唯一出路。
所谓的更大的背景，指的是习近平接任中共总书记后，所表达的深化改革的强烈意愿。中国人民因为既得利益集团不断蚕食改革红利，已经从期盼改革转变为冷漠甚至反对改革。由于一直难以打下利益集团这只拦路虎，习近平上台之前的诸种改革措施，不是被相关利益集团颠覆自肥，就是因它们的作梗而胎死腹中。7月29日关于召开四中全会的政治局会议就重申：“坚持把改革放在重中之重位置”。借周案打压既得利益集团气焰，鼓舞失望已久的民心，才能化解民间对周案仅是权力斗争的不屑，为周永康的下台赋予不一样的道德意义，也为接下来的改革凝聚新的共识和动力。
以周永康的位高权重，如果没有包括退休领导在内的中共核心人物的一致同意，断不能轻易法办。但这也并不代表未来即一帆风顺。据传，周案所涉及的金额可能超乎许多人的想象。面对如此巨大的利益，既得利益与贪腐集团不会轻易放弃口中的肥肉。考虑到他们可能的反扑，习近平等当权派必然得有所防范。最有效的办法，无疑是确立法治的无上地位，让反腐败摆脱先前党同伐异的社会观感，建立其应有的正当性。这样，社会舆论才会真正拥护反腐，对贪官污吏和既得利益集团形成绝对的震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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