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2013年底十八大三中全会《决定》铺开中国全面深化改革的蓝图之后，2014年可以称为中国正式迈出切实步伐的改革元年。中国要前进，要现代化，必须凭借改革摆脱千百年来农业立国的传统标签，消灭小农经济，真正成为现代化农业强国。而想要实现这一目标，土地改革和户籍改革是无可回避的话题。
图注：新农村改造后，放弃城镇新房，重回田间住窝棚的农民
7月30日，中国大陆取消农业、非农业户口区别的消息激起舆论热议，而这仅仅是《国务院关于进一步推进户籍制度改革的意见》的开头。通读该《意见》全文，户籍改革的深度与广度才真正令人惊叹。然而，这种罕见的深度与广度也令舆论产生了质疑----这次的户籍改革到底有多真？又有多少新意？
使舆论产生这种质疑的主要原因是，国务院推出的关于户籍改革的《意见》中，回避了城乡二元化的最核心问题----土地。在不改变现有城乡土地制度二元化的情况下，如何保证农村集体土地不成为又一次失衡的利益分配成为很多人担忧的焦点。
《意见》中看似对土地制度的配套改革有明确表述：完善农村产权制度。《意见》强调，加快推进农村土地确权、登记、颁证，依法保障农民的土地承包经营权、宅基地使用权。引导农业转移人口有序流转土地承包经营权。现阶段，不得以退出土地承包经营权、宅基地使用权、集体收益分配权（即“三权”）作为农民进城落户的条件。这只能说暂时保留了眼下具有农民身份居民的土地“三权”，但是土地承包经营权到期后的处理方式却只字未提，大有把问题交给下一代解决的韵味。
深究户改中搁置土改的本源，还要从此前城镇化遇到的问题说起。在过去几年的“城市化”过程中，用承包土地换社保、宅基地换小区住宅的“双置换”模式曾经在二十多个省市推行，一度被认为是解决城乡二元化的良药。然而，这一措施很快显现出极大的弊端与社会隐患。一方面，获得社保和住房的农民大多数是单一的养老保险，而且保障水平也不太高，相当于城市的低保水准，仅能勉力维持生存，根本谈不上发展，这与拥有土地的农民在农村所获得的安全感与发展机会是不对等的。尤其是在农民进城后和领取养老金之前，还有很长一段时间需要靠自己的能力在城市中独立生存，没有土生土长城市人所拥有的关系网，欠缺基本的职业技能，他们往往在社会底层生存艰难。而一旦当他们由于生存不下去而集体返乡，则会造成极大的社会动荡。
另一方面，“双置换”不仅能满足政府对GDP的渴望，还能方便政府在银行套现，化解地方债务，使得政府圈地欲望更加难以遏制，威胁“耕地红线”与粮食安全。把以人为本的城镇化演变成一场以获取土地为本的圈地运动，根本无法兼顾短期与长远的发展，严重违背了城镇化的真正内涵。政府圈地拆迁，不仅因强拆引发不少群体性事件，更深层次的，加剧了社会贫富差距，一部分人拆迁暴富，而一部分人拆迁暴富后又返贫，造就了新生“贫民窟”，为中国社会稳定埋下隐患。而在圈地获得经济效益后，政府对农民不管不顾的行为则加剧了“贫民窟”的形成：一方面，缺乏工业化社会生存技能的农民进城后，政府未能提供足够的职业教育；另一方面，一些基于圈地的政府导致城镇化步伐过快，超过工业、服务业的配套进城，使即便具备就业技能的农民也难以找到就业机会。而社会保障的不完善则对城市生存能力本就欠缺的农民更是雪上加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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