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伯承，军事生涯早期即有“川中名将”之誉，后成为中国共产党重要军事领导人之一，中华人民共和国开国十大元帅之一，军事生涯仅次于朱德。历任中共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总参谋长、国民革命军第八路军129师师长、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二野战军司令员、南京市市长、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事学院院长兼政委、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副委员长等职。1986年10月7日在北京逝世。刘伯承在军事指挥和学术上有很高成就，甚至被誉为现代“孙武”“军神”。白崇禧也称其为“共军第一号悍将”，但毛泽东却对刘伯承另有看法。图为刘伯承着元帅服留影。
刘伯承是中共历史上著名的军事家，一生经历曲折，其军事生涯从1915年护国讨袁战争一直到62年的对印自卫反击作战，长达50余年。在十大元帅里毛泽东与罗荣桓的关系是最亲密的，刘伯承则正好相反却是属于最差的一位，毛对刘一直有看法，通过官方许多公开的资料进行一些分析，寻找出其中的缘由。图为1943年9月，刘伯承奉命离太行山区赴延安参加党的高级干部会议期间，与毛泽东合影。
1927年南昌起义失败后刘伯承与左权去了苏联伏龙芝军事学院学习军事，1931年离苏回到上海， 但由于刘当时在军界的知名度和声望，好多人都认识他，留在上海中央工作风险太大，于是1932年月1月刘伯承在人护送下来到了中央革命根据地的首府瑞金，刘伯承最初任红军学校校长，毛当时任苏维埃政府主席兼红一方面军总政委。图为1943年，刘伯承与朱德（中）、陈毅（左）在延安合影。
两人矛盾的第一次激化是在1932年的历史上有名的宁都会议上，在该会上是批评毛泽东“纯粹防御路线”的右倾方针，在对于毛泽东是否仍留在前方的问题上，会上发生了激烈的争论，周恩来，朱德，王稼祥坚持毛留下，但以博古为主的临时中央绝大多数人不同意，要毛回后方，刘伯承由于来苏区还不到一年，就支持了多数人的意见，这一票造成了他后来一生的沉重负担。图为1947年10月，刘伯承大别山高山铺战役前夕，登上浠水三角山顶看地形。
其实对这一错误选择应该不能全怪刘伯承，毕竟他回国还不久，又是刚到苏区，对那时中国革命战争的特点还缺乏全面正确的认识，对毛泽东的游击战不是太瞧得上眼，刘伯承后来还在瑞金报纸上写文章批评红四军中有“游击主义”，这无疑更加严重剌伤了毛泽东的心，毛泽东一生雄才伟略，但也是一个恩怨极其分明的人，甚至对几十年前的一些小事也难以释怀，谁谁谁曾经反对过他，谁谁又支持过他，陈毅当年在井冈山就曾经夺过毛泽东的红四军前敌委员会书记位置，以至在文革中也是心有余悸。图为1949年1月，刘伯承出任第二野战军司令员，和政治委员邓小平合影。
宁都会议的这次打击对毛来说是一生中最痛苦一次，以至于解放后毛去过无数的地方，江西的井冈山他去过多次，但同在江西的不远的瑞金这块曾经红色的圣地他是一次也没去过，有好几次路过时还要刻意绕道，对于瑞金人民也真是有点不公平，可见此次会议对毛的伤害有多深了，乃至连瑞金这个地方都令他厌恶了，更不说当时投了反对票的刘伯承了。图为1949年4月15日，刘伯承在第二野战军于桐城召开师以上干部会议上作渡江作战前准备工作的动员。
当时中共党内把刘伯承看作是无产阶级的孙武，刘到苏区后发现红军干部文化很低，不识字的竟达百分之六七十，刘就开始分班给他们讲一些简单的步兵教程，炮兵教程，坑道教程和射击原理，并首次用沙盘作业和实地演习来加深对所学内容的理解。图为1949年4月23日，刘伯承进入庆祝南京解放大会会场，刘伯承（前排左一）、李达（前排左二）、宋任穷（后排左一）、陈士榘（后排左二）。
毛泽东对这一套很反感，历史上与毛唱反调的党内大多是留苏派，毛一生对留苏生特别是博古，王明等二十八个半的布尔什维克是极为痛恨和反感的，刘伯承不是政治家，留学苏联也仅学的是军事，但在毛的眼里都是一丘之貉，都是教条主义的。图为1949年9月30日，刘伯承等参加天安门广场为人民英雄纪念碑奠基仪式。左起：朱德、毛泽东、粟裕、刘伯承。
宁都会议后刘伯承被中央任命为红军总参谋长，协助周朱指挥了第四次反围剿，反五次围剿时因怒骂了李德而被降为红五军团参谋长，遵义会议上又恢复了总参谋长的职务，遵义会议后刘一直作为一位专职的军事指挥员出现在各个时期，就是中共七大上，作为二野的司令员刘伯承都无缘出席，邓小平作了代表。图为1949年10月1日，刘伯承与毛泽东、林伯渠在天安门城楼上出席开国大典。
刘伯承在这一期间由于毛的掌权实际上政治上已经不得志了，要不是在军事上还要仰仗他独挡一方，早让刘伯承下来休息了。在战争年代，外有强敌，刘在军中又有极高的声望，毛虽对刘有看法，但也不得不先用其。毛泽东对其它九名元帅都有过题诗或是赞言，但对刘伯承却是一个标点符号也找不到，耐人寻味。图为1950年10月1日，刘伯承出席四川重庆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一周年大会。
1942年，刘伯承诞辰50周年，正是敌后抗日战争进行到最残酷最艰难的阶段，中共中央出于鼓舞敌后军民士气出发，决定在太行山给刘伯承祝寿，朱德，陈毅，叶剑英，吴玉章，林伯渠……纷纷提笔作诗赞扬，唯有毛泽东却没了以往写诗的灵感，最终连个字都没留下。图为1956年1月，刘伯承陪同毛泽东视察军事学院。
张国焘所着的《我的回忆》第六篇----会师与内争中有一节是这样描写刘伯承与毛泽东的，读来挺有意思，“中央军委总司令部统一指挥全军的行动计划……可是毛泽东破坏了这个统一指挥，他的独断一切，径行核阅所有军事文件……人事调动……然后径行批定办法，然后才交给我们执行，让朱总司令都成了虚设或成了幕僚人员……”图为1963年，刘伯承（中）与谢觉哉（左）、徐特立（右）游览杭州桃园。
张国焘还在书中写到：“毛泽东这种作风最为参谋长刘伯承所反对。刘伯承认为近代战争是有组织的战争，不能凭一个人的才智去处决。他素来主张，作战计划应先由参谋长根据情报局长所提出认为正确的情报，交作战局拟具方案，再由参谋长拟定初步计划，送总司令批准，提交军委会讨论，然后由总司令部下达实施。我支持刘伯承这一见解，认为我们如能这样做，不仅可使军事指挥具有更高的效率，而且可以免除许多党内纠纷……”图为1958年5月，刘伯承和徐向前在军委扩大会议上。这次会议错误地批判所谓“教条主义”，刘伯承被迫抱病到会检讨，受到了不公正的对待。
1966年张国焘的回忆录出版后，毛泽东也搞了一本，读完后对周恩来说道“满纸荒唐言，一把辛酸泪，在张的眼里我们这一群人中，只有刘伯承是好人。”毛泽东的内心感受可想而知。坊间有传闻称四渡赤水其实是总参谋长刘伯承指挥的，毛泽东盗用罢了。虽是传闻，不足为信。但说者无意，听者有心，这些要是传到毛泽东的耳朵里未必是好事。图为1960年2月，刘伯承出席中央军委在广州召开的扩大会议留影。左起前排：陈毅、刘伯承、林彪、贺龙、罗荣桓；后排：罗瑞卿、聂荣臻、徐向前、陶铸、叶剑英。
在中共五大野战军中，彭德怀是西北野战军司令员兼政委，陈毅是华东野战军司令员兼政委，聂荣臻是华北野战军司令员兼政委，林彪更是东北野战军司令员兼第一书记，罗荣桓为第二书记。唯有中原野战军政委邓小平是一把手，为第一书记，有最后决定权，张际春是第二书记，司令员刘伯承连个第三都没捞上。后来在重庆组建了西南局，邓也是第一书记，贺龙为第二书记，刘在党内没有任何职务。图为1961年，刘伯承等在广州合影。左起：黄永胜、叶剑英、董必武、刘伯承、陶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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