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凡历史上的巨贪权臣，必逃不了结党营私之罪，周永康也是如此。在《人民日报》批其“结党营私”背后，是与周有关的大批官员落马。尤其是曾担任其秘书的郭永祥等5人，一度被媒体大肆揭底。今日对于周案的观察，已经进入了看其背后成因，历史影响的阶段。尤其对于而周案中所反应出的秘书与领导之间“封建依附”的关系，该怎么认识，对于中国政坛一直所说的“秘书帮”，又该有怎样的新观察，本文将予以梳理。
所谓“秘书帮”，顾名思义，是指政坛之上由秘书出身的官员。在中国政坛，秘书从政并非新鲜话题，秘书升官的例子多不胜数，湖北省委书记李鸿忠、湖南省委书记周强等人都是秘书出身，但能官拜总理实属罕见。尤其是温家宝作为非正式下台的前中共总书记赵紫阳秘书，不仅仕途未断，且再得重用，引起外界对“秘书”实力的关注。而周永康的四任秘书----郭永祥、李华林、沈定成、冀文林最终分别官至四川省副主席、中石油天然气集团公司副总经理、中油国际党委书记、海南省副省长，均官至高位，也让“秘书帮”在政治中所能发挥出的巨大政治能量感到惊讶。以至于一些热衷于权斗分析的观察家将将“秘书帮”与“团派”、“太子党”并列为中共三大势力之一。这种说法显然已经老套和过时，不过如何重新看待“秘书”这一特殊工作在中国政治中所发挥的作用，却是极有必要。
复杂标签下的历史角色
在中国历史之上，自政治制度建立之后就产生了所谓“秘书”一职。那时的秘书更多的是由“学生”的身份来担任，例如春秋战国之时孔子周游列国之时就有学生如子路、颜回等人常伴身边，除了解决孔子衣食住行等生活问题，还负责记录孔子言行，后世以此成《论语》。可以说，子路、颜回等人既是孔子的学生，还扮演着“生活秘书”、“政治秘书”的角色。
在后世的封建王朝中，秘书仍然扮演着其独特的角色。下至县丞等地方管理，都有师爷、刀笔吏等官方配置。上至最高统治者皇帝，也有太监、军机大臣等辅佐生活和政事。今天很多观点批评“秘书”的负面作用时，常常拿“太监干政”作为对比案例。认为中国古代政治制度中，作为照顾皇帝日常起居生活的太监，常常会因为是“身边人”受到皇帝的信任，甚至在古人所总结的亡国六大征兆中“阉竖”位列其中。虽然历朝历代都有规定“太监不得干预朝政”，但仍难以根除，从而直接干预朝政，如明朝阉党作乱，就直接为这个最后的汉人王朝划上了句号。如果说太监是古代的“生活秘书”，那清朝的军机大臣就被认为是中国皇帝“政治秘书”典型代表。军机大臣又称为枢密。中国清代中枢职务名称；该头衔属于任务性质，而非定制官衔，无品阶可言，担任者亦无俸禄，责辅佐皇帝处理军国大政。但实际上不同于宰相，军机大臣的俸禄并不是国家财政拨款，而是由皇帝掏腰包供养，这就定性了其不是“官僚”，而是“家奴”的身份定位。此外，清朝的军机大臣往往没有太多的实权，更多的是负责皇帝的旨意进行起草、颁布，仅仅是一个“传声筒”、“刀笔吏”，因此通常认为“军机处”的成立意味着中国封建王朝中央集权加深的标志。
“学生”、“家奴”、“心腹”、“朋党”，这些曾经打在秘书身上的标签并没有随着历史的推移消失。反而在夹杂着传统与现代的当下中共政治制度中有了新的呈现。
毛时代伴君如伴虎 随时进入权斗漩涡
自中共建党之后，这一个讲究政治觉悟与高度服从的政党，就对秘书工作极度重视。当然在早期中共更多的是将“秘书”称之为“书记”，意为“书写记录”，而目前中共最高领导人称之为“总书记”，实际上便有着“中央秘书长”的含义，之所叫总书记为了突出党内的合议制和集体领导。虽然与西方政治体制中的“幕僚长”字面上意思相近，但因为如中国这种社会主义国家多为一党制，因此“总书记”才成为最高领导人。尤其是十二大之后，中共修改党章，不再设立党主席和副主席的职务，正式确立了以总书记为最高负责人。
中共领导人的秘书，几乎清一色男性，并全由组织指派；其次高层领导有秘书班子，不止一个秘书，秘书也有大小之分。在中国民间，谈论最多的秘书群体就是毛泽东身边的所谓“五大秘书”。但是对毛这个在坊间充满着神话色彩、英雄主义和负面评价的领导人来说，他身边的秘书也都命运迥异。
被誉为“中共一支笔”的胡乔木在文革期间多次受到批到逐出中南海，日常秘书田家英则因“篡改毛主席著作”被迫害致死，政治秘书陈伯达“文革”中红极一时，成为中共“第四号人物”，是中共九届政治局五位常委之一，最终随着被划为“林彪集团”一员锒铛入狱，唯有机要秘书叶子龙和生活秘书张玉凤算得善终。在这其中，张玉凤一度也是“权倾一时”，包括周恩来和江青等人欲见毛泽东也需要经过张来协调。至于江青，亦曾在延安期间担任过中央军委办公室秘书，实际上就是照料毛泽东的生活。
由此可见，在毛泽东时代，秘书们“伴君如伴虎”的生存状态仍然没有改变，一方面既能进入权力核心，位居高层，另一方面也是树倒猢狲散，随时可能陷入权力之争中。高官多有秘书经历 角色各异难成党
随着20世纪90年代中共逐步建立起现代政治制度之后，“秘书”不再如此前那样有着过多的政治符号，更多的是开始进入“按部就班”的履职工作。对于很多官员来说，有一个好的“秘书”很重要，除了给领导写稿子，料理工作中的琐碎事务例如安排日程之外，还因为长期更随领导，能有秘书能够有效的延续自己的思想和指令。长期的工作使得领导人对自己的秘书有了一种“亦官亦友亦亲”的关系，在自己升迁或者退休之前，往往会给自己的秘书安排一个好的去处。
由于跟随的“首长”的命运不同，如一直跟随前中共总书记胡锦涛的陈世炬，从贵州、西藏直到中央，最终成为正部级的主席办公室主任。而六四后“落马”的总书记赵紫阳的首席秘书鲍彤，则在“六四”下狱，直到现在也受严密监控。
虽然秘书的命运可谓千变万化，但是要看到今天很多中共高官都曾有过“秘书”的经历。即使是习近平，亦曾有在军委为时任军委主席的耿飚担任3年秘书的经历。据耿飚之子耿焱称，习近平曾表示那3年秘书工作对他有很大的作用。那时候积累的经验和知识非常重要，接手工作的时候就不会觉得陌生。当然，由于习近平仅仅3年之后变前往河北正定下放锻炼，因此他曾经的秘书经历也就没有烙下太深的印记。
对于所谓“秘书帮”的说法，实际上更多的源于对胡温时期中国官员履历梳理而产生的说法。根据对中共十八大换届前官员的履历梳理，当时国务院部委主管秘书派占逾半，当时的27个部委主管中，有秘书经历者19人。是秘书派的重镇。部委及省市官员中，有秘书出身者不在少数，有秘书经历者24人，占总数62人的三分之一。
不过，“秘书”团体看似庞大，实际上却难以成“帮”。一来，他们的政治口味及倾向通常受以往主导的官员影响，在政坛派系中已经不由自主地分属不同阵营；二来，这些秘书任职时并非在同行同业，所在级别参差，完全成散沙形式存在；三者，秘书往往利益追求现实，强于审时度势，之间少有共同利益；四，此类官员升迁后不愿强调或炫耀其秘书出身，主观上也不想因结帮而使外界有太多联想。
秘书不成帮却能结党
正因为“秘书”的命运往往与“老首长”紧密相连，因此中国观察家们乐于通过秘书的命运来推测某个更高层领导人的仕途。正如周永康案，如果说当时李春城的落马只是让外界产生猜测的话，那曾长期担任周秘书的郭永祥的调查，就使得这种“打周老虎”的概率大增。随后李华林、冀文林以及沈定成则已经无疑的传达出了周案已经坐实的信号。而郭、李、冀、沈等“秘书”与周永康的关系，正是前文所说的那种“学生”、“家奴”、“心腹”、“朋党”的现实体现。一来这四人以周为师，在周的提拔之下纷纷进入周永康曾任职的石油、四川等系统；二来这四人也是周的家奴，为周家提供生活上的便利。如根据媒体报道，周滨就读西南石油大学，正是由毕业于该学校的李华林一手安排。周滨前往美国之后，大师兄李华林亦成为照顾周滨的“保姆”。三则他们也是周的心腹，在石油、四川等地为周永康和周斌大开方便之门，以权谋私。第四除了与周家的纵向联系，郭等四人还有着横向的关系，互相扶持，结为朋党，如郭永祥在四川任职期间，李华林与郭永祥也频频一同参加相关活动。冀文林调任海南之后，李华林旗下的昆仑能源与海南的合作也逐步加强。李华林甚至还对时任海口市市长冀文林允诺，将会推动中石油在海口市的投资力度,昆仑能源将帮助协调在海口市建设中石油海南省总部事宜。因此可以说，秘书不成帮，但是秘书往往会与自己的领导成党。
当有理由相信，周永康一案中所牵扯出的“秘书帮”一事可能只是个例，毕竟物以类聚，周自身的不检点以及用人的癖好都使得这样一批人围绕在他的身边。更多的有秘书经历的中共高官正在他们应有的职位上尽职尽责。对于“秘书为官”的看法，一方面要看到这些人执行力强，顾大局的长处，另一方面也存在着魄力不足，谨小慎微的弱点。在习近平执政的十年里，那些一大批活跃在中、高层政坛上的秘书出身的官员，将会有何种作为，其中又会否有黑马出现，“秘书帮”又会有何种发展趋势，成为观察中国政坛的一个必要的角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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