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很多媒体和经济学者眼中，中国经济在经过多年的持续高速增长后，粗放式发展已经让中国经济结构出现严重的失衡，唯有主动放缓经济增速，通过休克疗法等方法先解决日益严重的经济泡沫化趋势，方可在未来避免深陷泥潭的窘境。但近日，中国主席习近平却在最新一轮的政治局会议上提出，中国发展必须保持一定速度。有观点认为，这个看似“剑走偏锋，逆其道而行”的政策，其实是在帮助中国规避更大的风险，这也是为什么政治局会议在强调速度的时候解释“不然很多问题难以解决”。
政治才是方向标
可以说，中国经济近些年来的成长，几乎一路都有“中国经济崩溃论”的舆论相伴。譬如，2013年，国际评级机构穆迪以地方债为由甚至下调了中国主权债务信用评级，FT等外媒更借此大肆发挥，连续唱空中国。海外一些经济学家，根据自己的经济学理论声称，中国经济存在巨大的资产泡沫和楼市泡沫。以传统的西方经济学评判规律，如中产阶级陷阱等发展理论，中国经济似乎确实进入了危险地带。但是仅凭此就断定中国经济会走向崩溃，很大程度上反映了这些学者对中国特色的不了解。
事实上，把传统的西方经济学理论强行套在素以政治经济学为指导的中国经济上，颇有张冠李戴的意味。要知道，影响中国经济发展的不但有经济规律，政治因素更是不可或缺。但奉行自由经济的西方经济学者们，由于固化在政府应远离市场经济的自由市场经济思维定式中，在考虑中国经济时，自然惯性地忽略了“政治”对经济的正面影响力。
政治是中国经济的方向标，而反腐无疑是中国当下最惹人关注的政治。在外界眼中，治理腐败和发展经济对中国执政者来说，尤如 “鱼和熊掌不能兼得”。尤其在十八大后，中共开展了强势反腐政策，更是加深了外界对“中国经济走弱”的预测。的确，很多腐败官员都与经济资源密切相关，在内需领域“腐败经济”也占有相当比重。因此“反腐—资金外逃—经济下滑”成为了很多人的逻辑，因此怀疑中国在反腐过程中，难免会造成经济下滑。反之，要想维护经济的增长，可能也要对腐败做出妥协。但在这样的背景下，习近平还是做出了“经济保速”的决策，到底是为什么呢？
其实要回答这个问题，并不难。反腐可能会出现资金外逃和消费萎靡的状况，这也是腐败横行多年后必须付出的代价，当然不能成为对腐败妥协的理由，反腐正是在终止这种不正常的畸形经济。同时，反腐对改善行政审批、清除权力寻租和在社会公平方面的积极作用完全可以在当前和长远上抵消其对经济的暂时影响。这种积极作用势必会在促进经济发展上体现出来，也只有效率的提高才充分证明反腐措施的正确。所以，经济发展保持良性增速也是反腐的重要效果。
凡事都有两面性，当经济学家们认定，只有中国经济减速才能解决经济问题时，却忽略了若由此引发了经济走弱，中国将会面临一系列的更为复杂的政治、社会问题，而这个时候才是真正的危机时刻。要避免这个危机，作为最高执政者，就应着眼中国整体的发展，而非单独致力于经济问题。原则上说，把经济问题视为中国问题本身就是一种逻辑错误。正所谓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保持一定的经济增长，是规避未来可能风险的必不可少的政治手段。
规避三大风险不容掉以轻心
首先，从社会民生的视角来看，刚脱离贫困的中国，经济起的是不可或缺的稳定作用。就中国现状而言，执政党开展强势的反腐虽然赢得了民心，但若没有经济发展的铺垫，对于中国这样一个人口基础如此之大及典型“民以食为天”的国家，激情的民心早晚会转为不满，务实的民众仍然会质疑执政党的领导能力，再强势反腐的政府也会失去支持。而要解决中国分配失衡的问题，简单粗暴的“人民公社”、“文革”式重新切分蛋糕显然是不明智的，理性的做法是在做大蛋糕的基础上，调整分配机制。
广义上认为，腐败已经成为中国经济继续发展的拦路虎，权钱交易也加大了收入分配结构的失衡，如果在反腐的同时，不能印证这一点，让民生获益，则执政者的反腐行动将缺乏民心支持，甚至被认为是统治集团的利益之争。特别是在反腐过程中，必然会拿掉那些侵占经济资源的腐败贪官，这样的操作很可能会触及到地方经济发展的产业链条，从而造成相当的失业群体。这时一些不满反腐现状的政治投机分子或不惜铤而走险制造社会混乱。因此，经济不能保持一定速度发展就可能让反腐受到干扰和质疑，不但危及民生，还会带来社会冲突。而保持经济增速，突出的正是民生根本。这个看似解决经济问题的政策，其实在维持民生、社会稳定上都起到了潜在的作用。其次，在中国，经济的发展有更深层次的政治目标。以习近平为核心的第五代中国领导人，被外界标榜为中国领导层的改革派。而今天的中国改革进入深水区，阻力日益增大。如何跨越深水区，保证改革的持续和深入是围绕中共执政者的难题。习近平执政后，不管是强势反腐还是经济政策的调整，其实质都是为改革的升级版服务。要解决这一问题，稳定的经济增长无疑是最大的后盾。眼下已经有声音认为，在政府和国企层面的打老虎行动，开始为下一步的国企改革降低了阻力，这也被认为是习近平在为李克强具体的经济改革措施开路。
上个世纪八十年代的改革，将中国从贫困中解救出来。这个过程中也滋养了一批利益群体。因为他们是第一批先富起来的“肥猫”，也先天性地占据了各种资源，为维持这些资源的可持续占有，他们利用各种借口阻碍着真正改革。要改变这一局面，就要有撼动利益分布的力量，将改革落到实处。毫无疑问，经济的良性发展正是冲击这种利益瓜分势力的有效武器。因此，执政者应该走出一条更加富强的经济之路来，才能为改革提供强势保障。
最后，国际视角来看，中国高速增长的经济是中国崛起的重要指标，因为经济也是政治和军事国力的强大后盾。美国地缘政治观察家，罗伯特·卡普兰在其《如果中国经济走弱》的撰稿文章指出，经济进入数年的低迷与突然崩盘是不同的。前者有利于遏制民族和社会紧张局势，同时，在公海上表现出更激进的民族主义有利于加强中国政府在艰难时期的合法性。但经济崩盘可能引发藏族和突厥穆斯林的维吾尔少数民族与汉族之间的民族战争。可见，经济对中国国内的民族、社会以及国际局势的影响至关重要。经济走弱，任何灭顶之灾都有可能发生。
以上三点可知，经济保速才能冲破难关。因此，维护经济的增长是执政者的必然选择，一方面自己占据经济高位，不但维持了综合国力，还打击了那些想利用暂时的经济下滑做文章的政治投机势力，维护住了执政合法性；同时提供就业机会，稳定民生；以及为彻底的清党反腐，获得更多支持。经济保速是解决社会民生、政治改革以及国际问题中所面临三大风险的有效手段，也是经济保速的真正目的。但是，当下中国经济已是错综复杂，保持中国经济的增长也颇具虎口拔牙、绝处逢生之势。
虎口拔牙后的绝地逢生
今年5月，河北省省委书记在中央政治局会议研究当前经济形势和经济工作时对外透露，第一季度，河北省经济增长下滑幅度很大。河北作为习近平的第二故乡，也是在深入改革中应该保持经济稳定增长的重要地区。然而，在同样经济放缓的政策下，本是“京津冀”的经济一体化的河北，却是三者发展中最缓慢的那个。这个案例说明，弱势地区在经济调整中对发展速度的感应度最敏锐，在执行“保速”上存在很大难度。早有评论指出，由地域政治所带来的资源不同，是形成这一局势的主要原因。因此，要想完成中国经济整体的稳定增长，亟需给予地方经济相应的发展权力，使各地经济都能够在中央的统一思路和部署下尽快突破发展的瓶颈，走出“绝地”。
十八大三中全会后，以习近平为核心的中共中央为推进中国的长期改革，表现出了较以往更愿意提高对经济增长放缓痛苦的耐受程度，给出了10多年来最慢的中国经济增速估测值----7.5%。同时，也提出了调整经济结构，提高可持续发展产业，淘汰污染产业；改革国企以及维护和保护国营经济发展的政策。不难看出，中国高层放弃了往届领导人所追求的高速而危险的经济增长模式。但是，这种虎口拔牙式的上层建筑调整需要牢固的经济基础来解决托底问题，否则就会成为空中楼阁。从社会学角度来看，民生和公平应是经济保速的两大基本标签。这次“7·29”的政治局会议上，中共中央高层明确提出：“要坚持宏观政策要稳、微观政策要活、社会政策要托底的基本思路。”就是强调了政府、市场的作用，即宏观和微观；另外社会政策要托底，强调的是民生、稳定以及反复、行政体制改革等一系列社会层面，也凸显了中国政治经济学的典型多维度特点。
经济保速不但从理论上讲是必须的，而且在目前的实际中也开始显示其作用，最新的经济数据是靓丽的：7月官方制造业PMI和汇丰制造业PMI双双大幅上行，制造业稳中向好的趋势更加明显，暗示三季度中国经济前景积极向好；小企业指数也是27个月来首次回到荣枯水平线上方，成为7月PMI数据最大的亮点。当下政府已经看到了维护经济增长的必要性和可行性，并做出了相应的政策要求。正如罗伯特评价的那样，中国的集体领导制的威权政府并不否认存在的问题，而且还能以民主政体不可能采取的方式灵活应对，从而成功修正问题。如今“经济保速”正是对当下中国发展危机的修正，只是该项政策是否一直能达到其最佳效果，我们还要拭目以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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