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前，一则新闻在台湾岛内媒体以及部分西方媒体上被炒得沸沸扬扬。该新闻的大意是：7月份在葡萄牙举行的欧洲汉学学会第20届双年会上，因为大会手册上有学会赞助方蒋经国基金会的广告专页，引起同为学会赞助方的中国国家汉办官员的愤怒，要求撕掉所有大会手册上有关蒋经国基金会的介绍专页，导致到与会代表手中的手册有明显的撕书痕迹。
国家汉办主任许琳
8月1日，欧洲汉学学会会长Roger Greatrex发表抗议信指出，中国汉办官员的做法“极为不明智”，并表示，作为民主独立的学术机构，欧洲汉学学会对于赞助者以政治凌驾学术、意图支配学术主题或限制开放性学术发表与讨论的“查核”行为，无法容忍，且不会屈服。台湾岛内舆论更是沸腾，一边倒地指责大陆官员的做法霸道，持强凌弱。
中国汉办官员“撕书”的理由十分简单：蒋经国基金会广告专页中的内容有违“一个中国”原则，是台湾方面故意做了手脚让中方与会代表难堪。简而言之，“撕书”行为有力地维护了“一个中国”原则。从政治立场上看，这确实是旗帜鲜明地维护了原则。但不得不指出的是，维护原则立场的方式有很多种，为何偏要选择简单粗暴的那一种呢？
这不得不提到我们社会的一个倾向----过度政治化。此事就得到了国内某媒体的力挺，该媒体发表评论称“海外撕书不丢人”，反而是那些揪住“撕书”细节的人动机可疑。这种观点显然是对讲政治的鼓励，对不讲政治的驳斥。讲政治立场，当然没有错，但讲政治应该讲究方式，就是所谓的斗争都要讲究策略与艺术，这种简单粗暴的方式除了引发人的反感，自己坏了自己的形象与名声外，能得到多大实质性的好处呢？我们做了一百件好事来树立良好的国际形象，但却被一个官员的“激情政治秀”一下就撕掉了，这究竟是维护了自己利益还是损害了自己的利益？从广义的政治概念来看，每一个社会都是高度政治化的，政治原本就是管理众生之事。但是，社会一旦过度政治化，其他领域就会遭到挤压，经济领域、文化领域、道德范畴等等都会受到政治意识的干扰与扭曲。在一个文明社会，讲政治一个重要内涵就是讲文明。如果为了所谓的讲政治，连基本的文明礼仪、待人接物礼节都可以弃之不顾，那无异于耍流氓、高级黑，而非君子政治。
令人遗憾的是，我们一些官员讲政治的方式很值得商榷，他们的思维逻辑里斗争痕迹太过明显，“好心”办坏事的情况比比皆是。从某种程度上而言，这是我们官僚体制的惯性使然，身处其中的各级官员多有意无意地被体制思维驾驭，这让外界看起来，我们的官员举止言行会显得格外僵硬。因此，在这起个案中，汉办官员“撕书”也是官僚体制的一种条件反射。
“人在江湖、身不由己”，或许这位海外“撕书”的汉办官员会如此表达心迹。不得不说，在当前的中国政治生态下，体制的压力在增大，依附于体制的官员更愿意采取保守立场，以求得自身在体制内地位的稳定，尤其是对于那些根基不深、地位相对弱势或者尚有上升空间的官员而言。
“左一点”或许在国内官僚体制中是明智的选择，更符合国内的官场政治生态，但在国际场合，我们的官员除了思想上要“红”，更得在职业性上要“专”，过于强调“红”而忽略“专”，这一方面是官僚体制使然，另一方面还是官员自身职业性的缺失。对于这起“撕书”个案，官员自身职业性不够应该是主要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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