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7月20日中纪委官网公布原天津市政协副主席、市公安局长武长顺涉嫌严重违纪违法，正接受组织调查的消息后，其相关涉案背景逐步被揭开。陆媒《新京报》8月11日援引不具名知情人披露的消息称，武长顺涉嫌利用专利在天津交通领域牟取不正当利益。据称，在武长顺申请的35项专利中，34项与智能交通等领域相关，而在1999年后，武长顺的部分专利被大规模用于天津的交通领域。
图为原天津市政协副主席、市公安局长武长顺
武长顺担任交通管理局长11年，担任天津市公安局局长11年，发明的34项专利与智能交通等领域相关，而掌握其专利的公司多有公安背景，经营范围也与其管理领域多有重合。专家分析，这种操作模式，很容易在采购过程中及对专利人的奖励环节存在利益交换。
这不免令人联想到武长顺的“同行”----曾任重庆市公安局长的王立军。王立军除学历耀眼外，也曾有多达150项发明专利，这些“获利惊人”的专利大部分是警察装备，也曾被大量用于重庆公安系统。这与武长顺发明的智能交通领域专利，被大规模应用于自己管辖的交通领域如出一辙。
官员专利应用遍布天津
陆媒援引中共天津纪检系统官员透露的消息称，武长顺被调查的原因之一或涉及其多项专利在天津智能交通建设及与交通相关的领域中牟取不当利益。
中国国家知识产权局官网检索结果显示，武长顺发明及领衔发明了35项专利，专利申请日期自1999年6月至2013年3月。据报道，与武长顺一起发明专利的人员，几乎均为公安局科技管理处、交管局设施处等领域技术人员或领导。
除了一件胖男孩怀抱金鱼造型的摆饰品外，武长顺其余34项发明，都与警务工作相关。主要有交通信号灯、人体血液酒精含量检测仪、隔离护栏、标识牌、公路交通视频监控系统、警务查询终端、警用电击器等，涉及智能交通、交通设施、城市技术防范网络体系、警用设备等多个领域。武长顺的35项专利中，除了“整屏分段灯光显示计时交通信号灯”发明于1999年外，其他专利发明时间均为2002年12月至2013年间。值得注意的是，2002年，经中国科技部批准，天津被列为国家智能交通系统首批试点城市之一。同一年，武长顺担任交通管理局党委书记、局长。一年后，武长顺担任天津市公安局局长。
武长顺诸多专利应用中，天津市民最熟悉的是交通信号灯。而武长顺治下的天津交通，智能交通管理系统建设也一直是重中之重。武长顺领衔发明的交通信号灯两次在天津大规模推广，按法律规定，武长顺可获得不超过5%的报酬。《2010年天津市道路交通的管理规划》中，关于天津市道路交通智能管理系统建设资金结算总计为22.9亿元。
梳理公开报道，武长顺发明及领衔发明的专利至少有5项被用于天津的智能交通建设、公安移动警务系统、城市技术防范网络体系当中。1999年，武长顺领衔发明的“99型整屏分段交通信号灯”在天津整体应用；2012年，武长顺发明的“12型一体化倒计时信号灯”在天津再次推广应用，取代“99型”信号灯。天津本地媒体报道，截至2014年5月，天津已有721个道路交口安装使用这种信号灯。
专利所属公司有“公安血统”
陆媒援引相关律师的分析称，武长顺发明的专利，需要委托相关公司生产。公安局如有应用，需向生产专利产品的公司采购。
在遍布天津各大路口的“LED交通信号灯”的产品标牌显示，该产品由天津市公安交通管理局监制，制造单位为天津市正直智能交通设施制作安装有限公司（简称天津正直）。除该专利外，天津正直还拥有武长顺发明的“远程拨号绿波带交通信号控制器”专利的专利权。
而除了天津正直，武长顺还有11项专利的专利权属于天津市华海计算机技术有限公司（简称天津华海）和天津金盾技术防范工程服务中心有限公司（简称天津金盾）。专利权属于两家公司的专利包括：公路交通视频监控系统、城市固定目标监控报警联网系统、多功能警用电击器、多功能移动警务查询终端等。
工商资料显示，天津华海、天津金盾以及天津正直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
天津华海成立于1999年，原始股东为天津华兴实业公司（以下简称天津华兴）等两家公司；2002年时，华海的股东变更为天津华兴、刘春义及张军，后两者为自然人股东。2008年9月，上述三个股东将持有的股份转让给了天津正直，天津华海成为天津正直的全资子公司。2009年7月，天津华海注销。天津正直成立于1997年，原始股东的两家公司也包括天津华兴等。2008年12月，天津联华集团有限公司（简称天津联华）进入，成为天津正直的最大股东。天津联华原是天津市公安局所属企业。2009年，天津市国资委成为天津联华的大股东，但随后委托天津市公安局下属事业单位对天津联华及其下属企业进行管理。隶属于天津市公安局的天津市见义勇为协会是天津联华的小股东。
天津金盾成立于1996年，股东为天津联华及天津华海。2007年8月，天津华海将持有的股权转让给天津联华，天津金盾成为天津联华的独资企业。由于受股东天津联华的影响，天津正直和天津金盾间接有“公安血统”。
通过中国政府采购网查询，上述三家公司26项中标记录中，有24项招标的业务单位均为天津市公安局、下属分局、交管局及其下属支队；中标项目包括视频监控系统、机动车牌照识别系统、报警监控平台技防系统等。三家公司的24项中标记录中，有12项为单一来源采购（是指采购人向特定的一个供应商采购的政府采购方式）；其他为竞争性谈判采购，但常出现没有其他公司来“谈判”的情况。
有相关专家分析，三家公司的经营范围、武长顺的专利应用领域及其管理领域，三者有很大交集，这种操作模式，很容易在采购过程中及对专利人的奖励环节存在利益交换。
“媲美”王立军
武长顺的诸多交通领域的发明创造，不免令人想起武长顺的“同行”，曾任重庆市公安局长的王立军，除学历耀眼外，也曾有多达150项发明专利，据媒体报道，这些专利“获利惊人”。更值得注意的是，王立军的专利大部分是警察装备，被大量用于重庆公安系统。这与武长顺发明的智能交通领域专利，被大规模应用于自己管辖的交通领域如出一辙。
《华尔街日报》曾报道，中国知识产权网上王立军的专利多达150项，其中大部分是警察装备，从女警官的雨衣、网吧监控系统到反恐车辆的外观设计，一应俱全。这些专利大都是王立军2008年被调到重庆之后申报的，只有少数专利是他在锦州市任职时申报的。
王立军的这些专利被大量用于重庆公安系统。当地媒体曾大肆宣传过他设计的女警官的鲜红色风雨衣。他的另一项专利--配有笔记本电脑和全球定位系统交警的户外工作站，也被重庆警方高调使用推广。
对此，曾经遭薄熙来迫害的前《文汇报》记者姜维平在文章中对王立军的专利有过提及：“拿王立军来说，光专利新型的发明就有100多项，而‘红色雨衣’等专利推广费获利惊人，这岂能不授人以柄?”据悉，仅2010年重庆公安局的经费就高达26.8亿元人民币。
而对于武长顺，陆媒亦有援引署名西坡的评论称，作为一个系统的主管官员，如此“学以致用”自上而下推广自己的“发明”，首先难逃瓜田李下之嫌；而若公然自己发明、自己推广、自己得利，只能说明某些部门权力之集中、嚣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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