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国谈左右之争，可怕的现状是“左陷极权，右陷权贵”。现有语境下，左右精英都走向各自极端，几乎不能凝聚彼此的共识。是否能走出左右之争的困境？“左翼自由主义”的适时提出，就是这样一种努力。邹思聪在其博客撰文对左翼自由主义这个话题进行了探讨，认为“左翼自由主义”的提出是对中国问题的全新论述。香港《亚洲周刊》8月7日刊将其博文内容略作删节进行了刊载。
除了向左走，向右走，是不是还有其他一条路呢（图片来源：几米漫画）
2014年8月3日，香港中文大学举行“左翼自由主义与中国：理念与实践”研讨会。来自中国大陆、台湾、香港和海外的三十余名学者参加了为期两天的研讨会。研讨会异常低调，但是参与者却包含陈宜中、周保松、钱永祥、刘擎、梁文道等知名思想人物。是怎样的力量让分散世界的华人思想家聚集一堂？答案不言而喻，就是“左翼自由主义”的提出。
事实上，在此之前，中国人民大学的哲学学者周濂和香港作家陈冠中在对谈中就提出了自己的想法：“是时候应该把平等自由主义或者左翼自由主义的旗帜亮出来了。”而在香港中文大学的这一次研讨会，可以说是“左翼自由主义”的第一次亮剑。
何谓“左翼自由主义”
“左”的一层含义是“毛左”，毛时代被美化为一个没有等级差异、贫富差距的美好年代。而另一类“左”，则是一九九零年代在中国兴起的“新左派”，这一批学者都在西方接受过系统的左翼理论训练，以汪晖、崔之元等人为代表，他们对西方国家的制度缺陷有深刻认识，但对于中国问题，他们被认为向现政权靠拢，为“国家主义”撑腰。然而自由主义所代表的“右”，在中国也遭遇巨大挫折。市场化改革，客观上带来了中国的整体富裕，但也带来了巨大的贫富差距和阶层矛盾。一九九零年代与新左派同时兴起的“新自由主义”（Neo Liberalism），政治上主张西方代议制民主制度，反对一党专政，遭到现政权的打压和新左派的批评，在经济上又鼓吹“放任自由主义”，自由竞争的价值高于一切，又在对社会财富分配不满的普通大众中无法得到呼应，于是“自由主义”反而陷入被夹攻的状态。
清华大学社会学教授孙立平一针见血，在中国谈左右之争，可怕的现状是“左陷极权，右陷权贵”。现有语境下，左右精英都走向各自极端，几乎不能凝聚彼此的共识，而“左翼自由主义”的适时提出，就是这样一种努力----力图闯出现有格局，为谈论中国问题提供一套全新的论述和范式（paradigm）。
香港中文大学教授周保松在这次研讨会上明确地提出了它的意义：“从九十年代开始，左右截然对立，左翼自由主义是不是左右混杂在一起或来点互相妥协？不少人认为，右翼就要自由和市场，左翼就要平等和国家，好像这些价值是分开的，不相容的。”左翼自由主义，自由主义是底色，它代表了这是来自“右”的政经光谱，但加上“左翼”两字，则意味着“既要自由民主制度，又要批判资本主义市场和财富分配不公。并且，还不能回避许多新的社会议题”，这些新兴的议题往往被认为是左翼思潮，比如环保主义、女性主义、同性恋平权运动等等。
为什么要在中国倡导左翼自由主义
所谓左翼自由主义，也可以称为平等自由主义。平等与自由，这对似乎从来水火不容的概念，在这里被提出来，这事实上延续了罗尔斯的《正义论》精神系谱。而平等与自由，不再是对立，反而是相辅相成的概念。
这种把自由与平等接榫的思路，从周保松对Libertarianism翻译问题的质疑就可以看出：“很多人把放任自由主义翻译成自由至上主义，我觉得根本不是自由至上，因为市场放任所导致的社会不公正和贫富悬殊，不见得能很好地保障和实现每个公民的政治自由和基本自由。”“如果我们真的在乎自由，就既要在政治上争取民主和权利，同时要关心市场资本主义社会导致的压迫和不公平。”
这是左派对传统自由主义者最大的质疑所在----贫穷的人没有自由。但在中国，包括张维迎在内的许多经济学家则认为，自由市场会缩小贫富差距，中国改革开放以来所造成的巨大贫富差距，原因不在于自由市场，而在于“不自由的市场”，是政府的手干预太多,权贵资本主义所造成的。这当然有一定的道理，但是却无法解释香港的贫富差距。在这次研讨会上,周保松并不赞同,他以并不存在“政府的手”的香港为例，“你看看香港,它是最接近放任自由主义的,被美国传统基金会连续19年评为经济自由度全球第一,却有过百万人生活在贫困线下,贫富差距越来越严重,这种说法没有说服力。”
左翼自由主义脱胎于政治光谱的右边,却朝向左转,这使它遭遇走“社会主义”道路的质疑。如同奥地利经济学派的代表人物米瑟斯和哈耶克所论证,“社会主义”在政治上会导致极权,在经济上则必然破产,遭遇普遍贫穷。因此用“社会主义”来许诺一个通往人人平等的天堂,是致命的自负,其结果必然是通往奴役之路。
实际上,社会主义不仅仅有列宁斯大林的社会主义，也有伯恩斯坦的社会主义----也就是民主社会主义。民主社会主义和左翼自由主义虽然位于政经光谱的左右两侧,但是历史地看,二战以后的世界发展，正是“中左”与“中右”互相取经的结果。
陈冠中注意到，从1950年代开始，欧洲传统的资本主义国家开始走民主社会主义道路，“虽然受到新自由主义猛烈的冲击，但它没有崩溃，基本上成为主导性的政治体制。北欧、西欧、澳大利亚、新西兰、加拿大等地都是这个制度，而中国台湾基本上也可以说是走社会民主的道路的”。
“在2008年经济危机之后势头好了......时间证明,用社会民主制度的发展中国家,在经济和社会发展上比墨守新自由主义的更好。”
在香港中文大学的这次会议上，多位学者对于左翼自由主义的适用范围是政治的，还是社会文化的，仍然保有不同的看法，但是“左翼自由主义”论述的提出，不仅仅是中间道路的希望，更是破除两极化思维，提供左右双方、当局与不同阶层及两岸三地创造底线共识的可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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