潘汉年在抗日战争和国共内战期间，与陈云在上海等地领导对敌地下斗争和开展统战工作；杨帆曾任新四军副军长项英的秘书。上世纪50年代“潘杨案件”震惊全国，“潘”即潘汉年，“杨”即杨帆。两人蒙冤被捕，与毛泽东及其夫人江青密不可分。作家朱忠康撰文《毛泽东的“暗箱操作”----秘密抓捕潘汉年、杨帆》，披露内幕。
中共长江局、八路军武汉办事处人员合影。二排左五为潘汉年
毛泽东和中共夺取政权后，立即露出了杀人凶相，挥舞屠刀向自己的同胞杀来。镇反运动、土改运动、三反五反运动，杀掉了千千万万无辜的人民。接着毛泽东向知识分子一步步地杀来，他把中国的知识分子作为剥削阶级，列入被消灭的对象。他们一再声称，在中国有两个劳动阶级即：工人和农民，有两个剥削阶级即：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官僚资本主义、国民党残余，没有改造好的地、富、反、坏、右和民族资产阶级及其知识分子。毛泽东曾大言不惭地在中共八大二次会议上讲：“秦始皇算什么？他只坑了460个儒。我们坑了46000个儒。我们镇反，还没有杀掉一些反革命知识分子吗？我与民主人士辩论过，你骂我们是秦始皇，不对，我们超过秦始皇一百倍。有人骂我们是独裁统治，是秦始皇，我们一概承认，合乎实际。可惜的是，你们说得还不够，往往要我们加以补充。”是的46000个儒哪够啊，57年反右就一下子干掉55万个儒。在他的一生中，他坑的儒起码也在千百万人以上，超过秦始皇不是一百倍，而是千万倍！
正当毛泽东和中共杀向自己同胞时，也开始向自己的党内杀来。1953年12月的中央政治局会议上，毛泽东把高岗、饶漱石定为“反党联盟”，1955年3月，在党的全国代表会议上，正式通过了《关于高岗、饶漱石反党联盟的决议》。同时又把潘汉年和杨帆打成“反革命集团”，于是这两起案件成为中共政权建立后的第一起党内斗争和第一起大冤案。两起大案，挨整的当事人都是共产党内大官，案中有案，人中有人，错综复杂，扑朔迷离。毛共控制的官方媒体闪烁其辞，躲躲闪闪，并没有道出所以然来，特别是潘杨一案。其实真正的原因就是毛泽东及其毛共集团，害怕抗日期间充当汉奸卖国贼的罪行暴露，而采取的一种杀人灭口的手段。
自从这两个案件一公布之后，一时间搞得神秘兮兮、人心慌慌。大家都处于高度紧张状态之中。人人自危，个个自身难保。谁也不知道哪一天这灾难会轮到自己头上。不过很快大家都知道了，想躲也是躲不过的，人人几乎都挨上了。
此事得从头说起：
上海市公安局长遭秘密逮捕
1950年2月6日，国民党飞机穿过台湾海峡，对上海杨树浦发电厂进行轰炸，造成全市停电停水。中央领导认为这次被炸，是因为华东局和上海的党政领导人包庇怂恿原国民党特务和反革命分子的结果，是被控被利用的敌台向台湾提供大量情报和轰炸目标所致。因此上海市公安局局长杨帆负主要责任，上海市副市长兼公安政法部门的书记潘汉年也有责任。而时任华东局的书记饶漱石更有责任，就这样把这些人牵扯进来了。其实这完全是栽赃陷害，国民党在上海统治达数十年之久，对全市的重点工厂企业机关摸得一清二楚，还要共产党的特务来提供情报吗？后来调查出来是国民党潜伏下来的军统特务罗炳干干的，与潘、杨、饶等人毫无关系。但是杨帆还是离开了工作岗位，患了脑肿瘤后，于1953年春天到苏联治疗，一去就是两年。
到杨帆在苏联治病期间，冤家路窄，被正在苏联疗养的江青撞见了。这下子，杨帆算是倒了霉，“今后的苦难正在等着他”了。
在专供苏联高级领导人疗养的巴尔维哈海滨疗养院里，中国毛泽东夫人江青也在这里过着优哉悠哉的休养生活，建国后她到苏联来过几次疗养。为了侍候这个“新中华帝国”的“女皇”，每天吃的新鲜蔬菜和活崩乱跳的鲜鱼，特地从国内不远万里，用专机空运到莫斯科。
这一天她和女翻译正在散步赏花，突然看见一个中国人似曾相识，四目相视，不禁愕然，她赶紧把目光移向别处，匆忙地回到了房中，气恼地自言自语：“怎会是她，真是冤家路窄！”此时她已经暗下决心，回北京后，先把他抓起来，让他永无出头之日。
也是无巧不成书，三天之后，李富春夫人蔡畅带着这个男人一起登门来拜访。这个男人与江青交谈起来，两人都回忆起三十年代在上海曾相处过的日子。那时江青是个演员，在剧院演出《雷雨》，两人曾在后台交谈过。想不到事隔十多年在异地相逢，于是，江青知道了这个男人的名字和职务，他就是上海市公安局局长杨帆。事后杨帆知道自己闯了大祸，悔不该去见江青。他心事重重地返回到了上海，终日紧锁眉头，愁云密布，他已经做好了最坏的打算准备。他向妻子李琼吐露了此事的真相。他告诉妻子，如果哪一天他不能返回，那一定是这件事所引起的祸根。
原来1939年，杨帆曾在皖南向中央写过一封信，告发了江青。
杨帆毕业于北京大学，是一个文学爱好者，1937年在上海参与领导左翼文化运动，曾与当时的江青互有来往，那时的江青艺名叫蓝苹，蓝苹入党后，在一次被捕入狱时，变节登报自首，还把自己的剧照送给国民党特务作纪念，因此杨帆对她有所警觉。后来得知蓝苹去了延安，改名为江青，并且与毛泽东结了婚。为了对党负责，他写了一封信，汇报蓝苹在上海的表现情况，此信交给了新四军领导人项英，由项英用电报向延安党中央报告。项英在信的结尾还加上了一句：“此人不宜与毛泽东同志结婚！”
延安党中央组织部部长康生收到这份电报后，立即把山东老乡江青找来，拉进了房间，让她亲眼看看刚收到的这份电报，然后把电报烧掉了。电报虽然烧掉了，但是项英和杨帆的名字却深深地印在江青的脑子里了，一项复仇计划已经在两个阴谋家之间密谋好了。可惜项英在皖南事变中死去，但是整杨帆的机会却来到了。
1943年毛泽东发动的延安整人运动----“整风运动”开始了，康生的一封密电发到了淮南根据地新四军的军部，把当时担任保卫部部长的杨帆以特务嫌疑罪名抓了起来。新四军军部成立了审查组，由华东局第一把手饶漱石任组长，由情报部长潘汉年和城工部长刘长胜任组员。潘汉年十分同情他，在杨帆关押期间，经常互相写诗勉励和共叙友情。经过长达十个月的关押和审讯，总算以失误为名把他放了，把这案子纠正了过来。杨帆逃过此劫，当时还未曾想到此事与江青报复有关。这一次莫斯科见面，他才知道厄运已经再次降临到他的头上了。但是他还不知道何时何地会再次遭到厄运。
再来说说饶漱石，在抗日战争时期，在新四军苏北根据地时，他是华中局的书记，新四军的政委，是潘汉年和杨帆的顶头上司。解放后他担任华东局的书记，又是潘和杨的顶头上司。
当中共刚建立政权初期，曾把全国分成了东北、西北、华东、华中、西南五个大行政区，每个大区都设有党政部门。1952年撤销了五大行政区，东北人民政府主席的高岗，华东军政委员会书记饶漱石，西南局书记邓小平，还有华中和西北局的邓子恢、习仲勋，都调到了中央。邓小平担任了副总理，高岗是国家计委主席，饶漱石是中央组织部长。高和饶对自己这么高的职务仍不满足，他们不甘心位居在刘少奇、周恩来之下，所以在各个高层官员中到处去游说，要整掉刘少奇、周恩来。那时的刘少奇和周恩来是毛泽东的左膀右臂，反对刘和周等于是反党，一再劝说无效后，就把他们打成了反党集团。1952年高岗和饶漱石反对刘少奇就是反党，十多年之后，毛泽东要把刘少奇打倒时，就不叫反党，叫做革命造反，是革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的命。那真是此一时彼一时，都是独裁者毛泽东一个人说了算。高饶反党集团案件一出，上海“二·六大轰炸”的事情加在饶漱石身上了，也就牵连到了上海市公安局局长杨帆的身上了。
自从杨帆在苏联的疗养院里见到江青之后，他心神不安，惶惶不可终日。但是他万万没有料到，在他回国后元旦前夕的大喜日子里，一场陷阱，正等着他入瓮。
1954年12月31日下午6点旧岁岁末之夜，家家户户都在为迎接新年的到来而欢庆团聚，杨帆和妻子还有六个孩子也济济一堂，团聚在一起。这时电话铃响了，华东公安部部长许建国打来电话，有事找他，接他的车子就停在弄堂口。他毫无思想准备上了车。车子到了离家不远的一个曾是审理案件的据点，这个地方过去他都是步行而来，为何这次用车来接，他的心里有点纳闷。到了楼里，一切都明白了。接着他被押送到了北京，立即被逮捕戴上了手铐。
没有任何法律手续，没有任何指控证据，在无法无天的年代里，这位曾专门逮捕别人铐住别人的上海市公安局局长，就这样被毛泽东秘密地铐住了。
杨帆被投入监狱之后，他的预审期就长达十年，1965年8月才判他为“内奸”“反革命”罪，判处16年有期徒刑，文革中再次被判。文革结束后，他的妻子四方打听，才知他在湖北荆江的一个劳改农场里改造。当妻子和儿子与他见面时，他已经双目失明，记不得自己的妻子和儿子，始终用怀疑和憎恶的眼光对着他们。他被送到医院抢救，1979年返回家中。从他1954年12月31日离开家遭秘密逮捕，到1979年返到家中，他在狱中足足关了25年。直到1983年8月22日才为他平反昭雪。这个曾在“皖南事变”中逃出来的幸存者，没有死在国民党的剿杀和日伪“三光政策”的扫荡中，却在共产党自己人的手里惨遭迫害。
上海市副市长神秘失踪
三个月之后，上海市的另一个大人物“神秘”地失踪了。
这个大人物就是潘汉年，当时他担任着华东局和上海市党政部门的各种要职。他是上海市常务副市长，又代行着市长的职务；既是市政府党组书记，又是市政协副主席；既是市财经委员会主任，又分管着公安、政法工作。在党内，他是上海市委第三书记，又是华东局委员，是华东局兼上海市社会部部长、统战部部长等职。他又是全国人大代表，全国政协委员。1955年3月21日，中共全国代表会议在北京怀仁堂举行，潘汉年作为上海代表团的成员出席了这次会议。大会开了十天，就在这次大会上，通过了邓小平作的《关于高岗、饶漱石反党联盟的报告》，把高岗和饶漱石开除出党，并撤销了党内外的一切职务。这次大会对潘汉年来讲，心情格外的沉重。饶漱石是他的顶头上司，案件中又牵扯到上海二六大轰炸之事，潘汉年作为上海市分管政法公安工作的领导，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而且杨帆早已秘密逮捕，他能好受得了吗？大会结束后，民盟主席沈均儒来请他到他家中吃饭，同叙那风雨同舟年代里的友谊。沈老就是当年被捕入狱的救国会“七君子”之一，是潘汉年经过一番努力营救他们出狱，并把他们从香港安全转移到中共占领区的。这一天他在沈老家中度过。
第二天4月3日下午，吴祖光带着夫人新凤霞和诗人艾青一家人来看望他，并在傍晚到一家小饭馆里聚餐吃饭。当其他人谈笑风生之际，他却掩饰不住隐约中的忧郁。他心事重重地返回到下榻处----北京饭店301号房间。
晚上8点，电话铃响起，称楼下有人找他，要他马上到楼下客厅来一趟。于是他随便地趿着拖鞋来到了楼下。客厅里坐的是国家公安部部长罗瑞卿和几名便衣。他被他们陪着上了车，这一去他就神秘地消失了。
第二天，潘汉年的贴身警卫相其珍来敲首长的房门，不见了他的踪影，非常着急。他到处打电话问别人，一问都说不知道，他们只知昨天晚上还和他在小饭店里一起吃过饭。人们都在关心他，都在瞎猜着，会不会是周恩来又给他下达了什么秘密任务，要他神秘地暂时消失。
逮捕一名人大代表是需要经过全国人大讨论通过才行。就在他被逮捕后的第四天，4月7日，一届全国人大常委会召开第九次会议，公布潘汉年的罪行，提请大会批准逮捕。这就是毛泽东“先斩后决”独裁专制的惯用手段。非法逮捕人之后，还装模作样开个会让大家举手一致通过，那举手同意逮捕他的人，都不知道潘究竟犯了什么罪。
潘汉年被秘密逮捕后，只有高层领导人知道，下面的人，连潘汉年贴身警卫都不知道。为了保密起见，这位警卫员被软禁在北京饭店内，不得外出，不得接触任何人。他也不知道究竟发生了什么事。
直到三个月后，1955年7月16日全国人大一届二次会议召开，在会上提出潘汉年和胡风两代表因反革命活动而被逮捕审判，此时全国媒体才公开报导了他何以会“失踪”的秘密。人们不明白，而且不理解，这个为共产党事业做出过杰出贡献的人物，怎么会一下子变成了反革命了呢？人们只解开了一个谜，那就是他并没有“失踪”，而是被中央逮捕了。那个被软禁了三个月的贴身警卫员也算解了禁。但是更大的悬念却在人们的脑海中盘旋着，这个悬念经过几十年之后才逐渐地解了开来。
毛泽东终于完成了他杀人灭口的第一步。那么潘汉年是什么样的一个人呢？为何毛泽东向他投出杀手锏呢？
从左翼文化人到中共特工人员
原来潘汉年当年是个响当当的非凡人物，1906年1月12日潘汉年出生于江苏宜兴县陆平村，年青时已显露出他的才华，17岁时已在上海各大报刊上发表文章。1925年初19岁的他只身闯上海，参加了文学团体“创造社”工作，在该社出版的刊物上几乎每期都有他的作品。后来他自己主编刊物，在只出了九期的《幻洲》周刊上，就发表了40多篇小品和杂文。在刊物被封人员被抓的情况下，由于他营救难友成功，1926年11月他加入了中国共产党。他先后会见过共产党的领导人陈独秀、瞿秋白、刘少奇、陈潭秋等人。国民革命军北伐胜利后，他担任《革命军日报》总编辑。1927年从北伐前线返回上海后，立即投入到文化战线斗争，办刊物、写杂文、发政论，锋芒所向，直指国民党的军阀，很快他被任命为江苏省委文化党组书记，接着又任中央宣传部文化工作委员会第一书记。直接领导《左翼作家联盟》工作。他将上海的“自由大联盟”“社联”“左联”“剧联”和“工联”一起联合，成立了“中国反帝大同盟”，由他担任党组书记，这一年他才24岁。
在上海文艺界他有许多朋友和熟人，对于不认识的作家也很关心，当胡也频和丁玲从山东来到上海时，他主动去看望这对年青夫妇。后来丁玲在《决定一生的谈话》一文中写道：“我们就在这一个多钟头里愉快地决定了我们的一生。”
从1925年到1930年短短的5年时间里，他成了当时左翼文学运动的铺路人和前驱者，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有他璀灿的一页。如果后来他不离开文学运动岗位的话，他可能就是一个真正鲁迅式的大作家、大文豪，而不是那个还被全国人民公认的有汉奸嫌疑的鲁迅。
1931年5月，他突然被中共调去担任情报工作，从此他从公开的作家身份，转入了秘密的地下工作，成了一个深不可测的“神秘人物”。中共为什么要让他去担任情报工作呢？原来，中共特科科长顾顺章被捕叛变，中央领导机关受到破坏和威胁，于是重新部署，设立了“中央特别委员会”，由陈云、康生、潘汉年三人负责。潘汉年兼任二科长，负责搜集情报、侦察敌情以及反间谍工作，他的代号叫“小开”。由于特委二科是最艰巨最重要的部门，他调集了大批精英，争取和收买了一些内线人物，以及上层著名人物和普通民众，重建了中共情报网。从此在国民党统治区里，活跃着一支由他领导和参加的秘密队伍。在隐蔽战线上多了一个“出神入化”“神通广大”人物。在周恩来的领导下，他们惩办了顾顺章，把他的全家老小一个不剩的全部处死了。1932年举世震惊的“一·二八”淞沪抗战发生，国民党第十九路军将士正与日寇作生死存亡之战。这时中共执行了一条卖国投敌的路线，要国民党第十九路军掉转枪口，寻找一切机会，组织大规模哗变来反对国民党，潘汉年就是被派去执行这项投降卖国政策说教的人，并从埋伏在十九路军内部的梅龚彬处获得情报。十九路军退出上海到福建之后，潘汉年继续与他们谈判，双方签订了“反日反蒋的初步协定”。并促成了1933年11月20日国民党第十九路军在福建成立“中华共和国人民革命政府”，潘担任中共驻福建人民政府代表。但是不到一个月，这个政府在蒋介石的围剿下失败，潘汉年等人逃到香港又秘密地回到根据地，任赣南省委宣传部长。1934年10月10日，中央红军退出江西瑞金根据地后，开始两万五千里长征，潘也随军长征。在遵义他又奉中央指示，到香港和上海继续做情报工作。1935年9月受命到苏联出席共产国际七大，在莫斯科他见到了当时的中共领导人物王明、康生、曾三、孔源、饶漱石、李立三、藤代远等人。
蒋介石看到王明在共产国际七大上的讲话和《共产国际》杂志上的文章后，派人前往莫斯科来商谈国共合作的事宜。从此潘汉年成了延安与南京之间牵线搭桥的“热线”人物。双方谈判未成，“西安事变”就发生了。张学良、杨虎城发动兵谏，把蒋介石扣为人质。为了和平解决“西安事变”，潘汉年又到南京会见蒋夫人宋美龄，一番斡旋之后，蒋介石被释放。1937年3月，周恩来在杭州由潘汉年陪同与蒋介石直接面谈。宋美龄特地到潘汉年住处拜访，对他和平解决“西安事变”表示感谢。这样才有了1937年7月7日芦沟桥事变发生后，国共两党的第二次合作，共同对日抗战。国共合作后，中共由地下转入公开，在上海设立八路军驻上海办事处，潘汉年任主任。
在中共指示下与日伪特务组织取得联系
1938年秋天，潘汉年到延安参加中共六届六中全会后，留在中央社会部工作。1939年4月他患了眼疾要动手术，组织上让他去香港治疗，并留在那里做情报工作。不久他被任命为社会部副部长，直接在第一线主持情报工作。从此他来往与上海、香港、淮南根据地之间，时间长达五年。在延安期间，为了在上海香港建立情报网，中央社会部研究了几个可以争取的人物，这就是袁殊和李士群。
1939年9月他奉命再次来到上海，此时上海已被日军占领成为孤岛，在太平洋战争爆发前，上海还有一部分地区属于各国租界范围，较有相对的独立性。因此上海成了各方势力范围和各种情报机关的角逐之地。日本占领上海后，很快建立了一整套的特务统治机器。其中的“梅机关”就直接受日本内阁和陆军总部的领导。它的首任机关长就是著名的日本特务头子，著名的中国通影佐祯昭中将。还有一个日本特务机关，就是日本驻上海的总领事馆，领事岩井英一就是主持情报工作的，也是属于中国通人物，会说一口流利的中国话。和日本特务机关相配合的还有汪伪政权的特务机关，这就是丁默邨和李士群在上海设立的“76号特工总部”。此外还有国民党留下来的军统、中统特务，以及各个国家的情报机关。这样，潘汉年要在敌人的眼皮底下从事情报工作，其难度之大危险之多可想而知的。
此时他认识了一身兼三职的特殊情报人员袁殊。此人既是国民党军统上海国际情报组组长，同时又是日本驻上海副总领事岩井英一的特务，公开身分是汉奸。但他又是身在曹营心在汉，一心想与中共取得联系，就在此时潘汉年向他伸出了手，双方取得了联系。
袁殊根据岩井的指示，在香港建立了“兴亚建国运动委员会”机构，并筹备出版了《新中国报》和《兴亚》杂志，潘汉年派人打进这些机构。不久，潘汉年通过袁殊会见了岩井。岩井要潘把香港的情报网扩大，并由日本人出资建立“国际新闻社”，出版《二十世纪》刊物，并定期向日方提供经过编发的情报资料。就这样，中共利用日伪报刊、杂志，大肆攻击起国民党的中央政府来。
1941年12月，太平洋战争爆发，日军占领香港，上海完全被日军占领，潘汉年在岩井保护下取得了一张“护身符”----日本驻沪领事馆签发的身份证，同时通过日本在香港的领事馆的帮助，把在香港的中共情报员安全地转移到了内地。潘汉年的活动，引起了日本在华最高特务机关头子影佐祯昭的注意，要岩井安排一下双方见见面，潘汉年与日本情报机关头子影佐见了面，向影佐提出了要面见李士群，根据中共的指示对李士群做争取和利用工作。
在潘汉年与李士群见面之前，中共早已派人打进了李士群的“76号特工总部”，此人就是女诗人、作家、翻译家关露。电影《十字街头》主题歌《春天里》的歌词就是她写的，时隔六十多年之久，此歌还被人们传唱着。著名电影艺术家赵丹临终前为观众演出的电视节目，就是唱的这首歌。
关露原名胡寿楣、胡楣。她的妹妹胡绣枫，为了营救被捕的丈夫李剑华，胡绣枫认识了李士群，这样，关露在妹妹家中也认识了李士群。1939年12月的一天晚上，她接到叶剑英的指示，要她立即到香港去找廖承志接受任务。到了香港之后，她接受了廖承志和潘汉年的布置，到上海去与李士群取得联系，打入“76号”内部。临行前，潘汉年嘱咐她：“今后要是有人骂你是汉奸，你可不要去争辩。要忍辱负重呵，党是知道这一切的，要是你争辩那就糟糕了……”
但是关露做梦也没有想到，汉奸这顶帽子一戴竟戴了四十多年。
关露在潘汉年领导下打入了李士群76号特工总部，一直干到1941年底，第二年春天，她又接到了任务，要她打入日本大使馆与海军报道部合办的妇女刊物《女声》杂志去当编辑，以便搞到敌人的情报。于是关露把自己打扮成一个专爱风花山水不问政治的资产阶级知识女性。1943年8月她到东京出席第二届“大东亚文学者代表大会”，大会指定题目《大东亚共荣》让她发言，遭她拒绝，改了一个题目发言《中日妇女之文化交流》。从1942年到1945年，她在《女声》月刊上发表了不少有关妇女和家庭问题的文章。
评论 (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