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最大的风险是不改革

郑永年，中国问题专家，现任新加坡国立大学东亚研究所所长。由于长期从事中国内部转型及其外部关系研究，他对中国民族主义与国际关系方面颇有见解，在新书《不确定的未来》中，收录了他近年来发表的一系列观察和思考中国改革的文章，论述了中国最大的风险。

郑永年

以下文字是《南方周末》对郑永年的采访记录。

阻碍改革的三种矛盾

记者：你在这本书的序言里提到，中国最大的风险不是来自改革，而是不改革。为什么？

郑永年：从中国几千年历史看，改革不是现在刚刚有，秦始皇、孔子也是改革家，西方国家的历史也一样。从中外历史经验看，改革产生的一些风险，大部分都可控，不改革到最后演变成革命，而革命是不可控的。所谓改革基本上都是自上而下的，革命是自下而上。像前苏联领导人戈尔巴乔夫搞的不叫改革，他是改革改不下去然后放开了，一夜之间演变成自下而上的革命。中共十八届三中全会以后，新的中央领导层显示出了改革的决心。

记者：现在不改革的可能性有多大？究竟是哪种力量在阻挠改革？

郑永年：现在改革面临的困难很多，第一个是从分权改革到集权改革的适应。以前的改革一直通过分权进行，现在改革的第一个条件就是集权。集权有合理性，只有中央政府集权到够大才能克服既得利益。三十年前的改革当时是一穷二白，穷则思变，每个人都想动。现在改革比较难办，因为既得利益长大了，有的人长得很肥，他就不想动了。从分权改革到集权改革，大家需要一段适应时间。集权的目标是要把权力从既得利益手中收回来，集权本身不是目的。要改革还是需要把权力分下去，不分就改不了。那么怎么分？分给谁？这是大家现在要思考的问题，如果弄不好还是改不下去。

第二个矛盾是改革与反腐败之间的矛盾。改革首先要反腐败，建立政府在老百姓中的合法性。但是，反腐败跟改革一定程度上是矛盾的，因为要改革肯定要触动旁边人利益，那旁边人要整（改革者的）材料。中国人反腐败概念也很含糊，界限不明确，很多旧法规没清理过，大家害怕被人家整材料，所以就不敢干了。为了保清廉，什么事情都不做，这也是腐败。记者：反腐败不是去除既得利益者的手段吗？

郑永年：问题是怎么样反腐。反腐败一定要有目标，我觉得应该是打寡头，把每个腐败的“苍蝇、老虎”都抓起来肯定抓不完，因为没界限。中国也就是这个时代能反腐败，如果寡头完全制度化了，就完全反不了。

以前的国企没有改好，没有市场化，如果按照十八届三中全会这样改就比较好。以前没有往这个方向改，上世纪90年代提出“抓大放小”，实行法人化、企业化，只走了半步，国有企业老总至今还有行政级别。现在是经济寡头，如果经济寡头变成政治寡头了，以后这个政治舞台就是他们的了，那谁打谁啊？所以要赶紧打。

记者：改革面临的第三个矛盾是什么？

郑永年：这个矛盾更危险，就是没耐心。任何改革都需要一段相当长时间才见成效，但是中国社会越来越没耐心了。以前改革在分权状态下进行，但老百姓不知道谁具体负责什么。现在权力都集中了，成立四个小组。这个方向是对的。但是集权了以后做什么要想清楚，不做的话老百姓就没有耐心了。

记者：有学者将现在的改革模式认为是新权威主义，你是不是对此很认同？

郑永年：我认为现在集权很必要，西方一些国家也是这样走过来的，因为建立国家制度需要权威。亚洲的日本、“四小龙”都是在高集权的情况下，把国家制度建立起来以后再推行民主。像泰国、菲律宾、缅甸，国家制度没有建立好就搞民主，就一直很动荡。从历史上看，大部分现代国家制度都是民主之前建立好的，民主从来没有建立多少制度，除了民主制度本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