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盖与老乔均考上世界顶尖大学就读之后退学从事电脑研究，分别成为世界最伟大的IT公司微软和苹果的创始人。韩寒高一辍学后以赛车为主业，办杂志《独唱团》未果。
学习智商：盖茨在SAT（美国大学入学考试）标准化测试中得分1590，其满分1600。韩寒留级、读两年高一，两年含语文七科不及格，被迫辍学。
(原注：此照片来自韩寒博客，如韩寒本人认为侵犯肖像权，告知即撤销）
在20世纪末期以来的中国反智文化主潮中，大众文化的消费娱乐和公知学者的犬儒主义是造就“韩寒神话”的两大元素。前者需要的是“另类成功”偶像，后者需要的是“自由代言”英雄，超越真伪是非，“韩寒”就成为1999以后中国“最具影响力”的神话。
今天质疑“人造韩寒”，意义不只是要还13年前那个“不读书的文学天才韩寒”神话真相，也不只是要甄别作为“80后意见领袖”的“公民韩寒”的社会诚信，而且是要检讨中国文化的反智主义土壤，进行对公共领域的批评理性启蒙。理性必须以求真为前提，没有求真的理性，必将归结于极权奴役和神话崇拜。
一 “白卷英雄“的幽灵不散
文革10年，留给中国的最后一个文化记忆是“白卷英雄张铁生”。今天重审1973年的历史，那个因为声称“历史清白如洗，个人表现胜似黄牛”的知识青年张铁生，在只得6分的理化高考卷背面写出那封信《致尊敬的领导》，初衷只是向“尊敬的领导”表示自己因为忙于生产队长的领导工作而失去了复习备考时间，“我所理想和要求的，希望各级领导在这次入考学生之中，能对我这个小队长加以考虑为盼”。然而，这封本是“几乎交白卷”的知识青年张铁生为自我上大学求情的信，却被毛远新、江青一伙改造为《一份发人深省的答卷》，而张铁生本人则被树立成“反对资产阶级教育路线回潮”的“反潮流英雄”。“白卷英雄张铁生”因此成为反文化的“革命符号”：读书不仅无用，读书而且有罪。
1976年以后，中国社会进入“新时期”的一个根本标志，就是对“读书无用论”的文革思想的批判和否定，取而代之的社会理念是“知识就是生产力”（民间语则是“学好数理化，走遍天下都不怕”）。高考制度的恢复，以考试分数而不是以政治表现作大学录取标准，是对“读书有用”的制度性肯定。与此同时，以“自由”、“民主”、“理性”为核心理念的现代性的文化启蒙也以重续“五四精神”的路线展开。然而，进入20世纪90年代之后，中国社会历史运行的特殊轨迹在扩大开放和深化市场的同时，弱化、甚至抑制了启蒙精神，在“全民向钱看”的旗帜下，无边界的功利主义使社会动力失控于精神上的犬儒主义和实践中的投机主义。
度过20世纪最后10年的中国知识分子都知道，令举世瞠目的中国经济崛起和娱乐明星主导的大众文化市场，这两领域的辉煌拓展反衬的是作为一个群体的“知识分子”的边缘化和末世沉寂。当知识界的衮衮宿学在清寂中以“学术登场，思想退场”自诩的时候，也有不少有识者将这个“非知时代”归因于80年代末中国社会的意外转轨。然而，如果我们熟悉王朔的“痞子文学”早在80年代后期就为下一个时代的反智主义兴风作雨的时候，就会懂得，他的“我是流氓我怕谁”的口号呼喊出的并不只是某个边缘群体的不平和抗议，而是在重续“白卷英雄”的反文化精神遗产。在王朔小说中，无一例外地在“指证”文革理念：知识者最愚蠢，无知者最聪明，反智者最英雄。王朔小说的英雄“玩主”如是说：“您千万别把我当人”，“玩的就是心跳”。
在20世纪后期的中国，功利主义、文化造星和全社会的反智心态，共同为韩寒的“不读书的文学天才”准备了土壤。我们相信，历史再重复一次，这个“韩寒神话”也完全会如期重演。问题在于，将韩寒直接扶上“天才神坛”的，并不是擅长于流行偶像造神的娱乐市场，而是当时以新概念作文大赛评委身份集聚起来的包含北京大学和复旦大学在内的全国重要的高教和学术机构的著名文学教授、文学批评家。作为当时的新概念作文大赛评委之一，著名儿童文学作家、北京大学中文系教授曹文轩曾表示：“读罢《三重门》，愈发使我感到惊奇。……在《三重门》的作者韩寒身上，却已几乎不见孩子的踪影。若没有知情人告诉你这部作品出自一个十几岁的孩子之手，你就可能以为它出自于成年人之手。”显然，《三重门》作者表现的非少年的心理和语言的成熟，令熟悉少年作者作品的曹文轩先生“吃惊”，但是，曹先生又说：“他（《三重门》作者）是觉察到了自己的智慧----有智慧在助他。有了智慧，一切都会变成另一副样子，一切都会有另一种说法。”（曹文轩《三重门》序）我们据此可以判断，以作家和文学教授的眼光，曹文轩教授从作品本身，“已几乎不见（作者）孩子的踪影”，“以为它出自于成年人之手”。但是因为在视该作者为文学天才的语境下，“一切都会变成另一副样子，一切都会有另一种说法”----本来可以展开的对作者真实性的质疑立即转化为对作者天才的迷信。
曹文轩先生对《三重门》作者超年龄的“文学天才”的认定，应当代表着当时认证韩寒为“文学天才”的作家、教授们的普遍意识。我们不怀疑他们的文学鉴赏能力和判断能力。但是，在1999年的反智文化语境下，正常的文化逻辑和学术理性被虚拟了，在面对韩寒这样的“特别案例”（另类）的时候，这些作家和教授们对作品的判断是受控于超作品、超文学的“天才饥渴”语境的。在这个语境中，全社会的功利主义改写了个人判断密码，在对于一切可能的天才迹象的求证中，将“宁信其有，不信其无”作为绝对指令植入个人意识深层。在曹文轩教授的《序言》中，《三重门》表现出的成年人的成熟、深刻和智慧被作为作者的超常的文学天才被赞赏，在“求天才心切”的语境下，是可以理解的。问题是，一个16岁的高中辍学生，不仅没有证据表现出写出前期的必要知识储备，而且没有时空条件保证其写作中对这些知识的检索和引用。如果一个有文学创作和批评经验的作家和教授没有放弃最低限度的质疑意识的话，应当提出的关键质疑是：以韩寒的特殊经历，“一个不读书的天才”，在一年高中学习期间，在20万字的《三重门》写中如此熟练的引用“巨额知识”究竟如何可能？而且，从其最近公开的《三重门》手稿视频图像可见，韩寒“写作《三重门》”的“手稿”却如同誊清稿一样整洁----17岁少年创作一部引用“巨额知识”、长达20万字的长篇小说，一年高中生学习时间完成，“一次定型”（韩寒自叙语），这作者是神吗？
其实，如果不是基于迫切“认证“《三重门》作者的“文学天才”，一个熟悉文学史的作家和学者可以做出两个判断：第一，《三重门》作为一部长篇小说，远非上乘之作，它不仅没有表现如《少年维特的烦恼》、《了不起的盖茨》和《麦田守望者》等真正天才作者的非凡的文学才华和独特深邃的人生感悟力，而且以极度的填充和炫耀知识而使一部“青春小说”弥漫着严重的冬烘陈腐。第二，《三重门》的文风和手法表现，不仅缺少少年天才之作的才气和青春活力（“已几乎不见孩子的踪影”），而且就是作为“出自于成年人之手”的作品，也绝不是20世纪末中国文学语境中的产物，它的作者无疑是一位在20世纪80年代早期的文学环境滋养定型的，具体讲，它的作者是当时的文化热熏染成熟的小说家，他的心态被这个时代定格了----这不仅表现在《三重门》从语气至叙事手法都严重模仿钱钟书先生的《围城》，而且表现在作者在小说中苦心罗织和炫耀“巨额知识”。从80年代早期的文化热以来，中国文学经历了先锋叙事、魔幻现实主义、新写实、身体写作、女性主义写作、新历史写作等等思潮和手法演变，这些都没有在《三重门》中留下痕迹，它的“17岁的作者”犹如一个封冻在80年代文化热中的仿钱钟书作家，知识、观念和文风都如此封冻着，这一样一个“少年作者”，如果说是一个书虫式的仿古作家还可以，何谈“文学天才”？
因此，如果当时给予《三重门》一份负责任的文学史鉴定，“文学天才韩寒”的神话也许就无从谈起。然而，当时惊讶于《三重门》作者的“少年老成”的时候，那些负责“天才识别”的作家和文学教授们偏偏遗失了文学史鉴定----这本来是鉴别天才的基本维度。三 “不学为知“：反智时代的皇帝新衣
在安徒生童话中，那些聚集在一丝不挂的皇帝面前的大臣们，极力见证“皇帝的新装”，不仅是为了表达自己的忠诚，而且也是为了证明自己的见识。在20世纪末中国的反智文化语境下，基于同样的理由，“不读书的文学天才韩寒”轻易地逾越了社会质疑和文学识别而进入21世纪的中国文化中。一个新的问题在过去13年的时间中，没有被警觉：“文学天才韩寒”并没有继续表现他在《三重门》中的创作能力和超龄学识，他成名后前期“转青春风格”的文学作品表现的是很普通、甚至相较同龄作者更为低水平的文学写作能力，而其后期的博客文章所表现的从文字到观念上的“粗痞化”更与《三重门》的作者判若两人。然而，博客的兴起为“文学天才韩寒”提供了新的空间，所以“80后意见领袖韩寒”、“自由公民韩寒”、甚至于“当代鲁迅韩寒”在博客中适时出现了。
在博客中，韩寒先是以文学批评、继之以社会批评的“另类批评家”形象出现的。2006年，当他针对批评家白烨否认80后作家的文学创作价值写出的《文坛是个屁，谁也别装逼》问世的时候，被震动的不仅是确实“腐而且败”的当代中国文坛，而且正在兴建的以网络为基本媒介的整个中国公共空间。阅读这篇《文坛是个屁，谁也别装逼》，你会发现，全文并无正统文学批评论争的理性和逻辑，它没有论述、甚至没有论据，它的全部力量都集聚在它的工整而充满语言颠覆力的标题中。这篇文章奠定了“80后意见领袖韩寒”的“文化－社会批判”的策略和话语逻辑----它的力量来自于话语扭曲产生的爆破力，它表述的只是常识和公理，但它在非逻辑的语言狂欢中表现对被批评对象的肆虐和反叛。因此，读韩寒博客文章，各阶层的读者都会获得异常的欣快感受----虽然作者并没有提供任何独特的思想和见解，在知性层面传达的只是常识，但是它们的确让阅读者感到无可替代的“解气”。
在2012前的最后5年中，以“文学天才”打底的“80后意见领袖韩寒”（别称“自由公民韩寒”和“当代鲁迅韩寒”）的成型和成功，既是与这期间整个中国社会的消费主义的泛文化扩展分不开，在韩寒背后的商业集团和媒体都看好并在不同程度参与了这个“青年偶像”的包装、塑造；同时，又与在此期间中国知识分子整体在全面商业化、功利化中的批评力丧失相联系。“不读书的天才”韩寒能够成为这期间的“意见领袖”，深层的原因是知识分子退却留下的非理性批评冲动的社会需要----实际上是发泄和解气的需要----为韩寒的“第二个神话”提供了现实土壤。问题在于，在个人与媒体之间的不对等，在批评理性与媒体资本逻辑之间的不平衡，最终我们看到了一个以博客为平台的“神话韩寒”，这个“韩寒”的博客文章，哪怕全文只有一个“喂”，所在网站都会将该“文”推荐到网站首页，而且点击率就是数以百万记。在这个以点击率为影响力的博客时代，“韩寒是不可战胜”的神话就造成了。在这个“不读书的天才”韩寒成为“意见领袖”的时代，是社会批评理性被媒体传播逻辑取代或操控的时代。作为“自由公民”偶像，韩寒形象的自我悖论表现为：他的“自由言论”培养的支持者（数以百万计的粉丝）却多以对偶像“韩寒”的无条件的“忠诚”和“捍卫”为前提，当这些韩粉们对于韩寒的异议者总是施以网络暴力围攻的时候，我们看到，伴随着“韩寒的自由批判”，是网络公共空间中的“韩寒恐怖”。因此，我们不得不检讨的是，为什么“自由公民韩寒”并没有培养起他的支持者对于异见者的平等意识？为什么“韩寒的言论自由”要以其拥戴者（粉丝）对他人批评韩寒的“网络暴力”为前提。由此，难道我们不应当检讨韩寒那些充满反智主义趋向的批评话语和策略中所包含的反自由、反民主的暴力极权基因吗？当然，我们就不应当奇怪，为何“自由公民”韩寒从来没有针对于“偶像韩寒”享受的媒体特权（霸权）作任何反思和自戒。
四 反智者的暴力：“自由公民韩寒“的原相
然而，作为一个“自由公民”或“意见领袖”，“韩寒神话”的全部虚幻性和矛盾性在这次“质疑人造韩寒”的网络运动中彻底暴露出来。韩寒本人、韩父韩仁钧及其长期合作者路金波，在回应麦田、方舟子等人“质疑韩寒作品被代笔”中，表现的霸道、蛮恨和前后矛盾，与“自由公民”的概念是完全相反的。韩寒本人的表现尤其不符合媒体塑造的“韩寒形象”。在这20余天中，他的极端、失态和自相矛盾的言行，不仅破灭了“自由公民韩寒”的偶像形象，而且暴露了从语言表达到知识学养的严重缺陷----不仅完全不具备《三重门》的“文学天才”的影子，而且缺少一个80后青年普遍的文明见识和心胸气度。
对于被质疑代笔，韩寒初期回应说：“这是最下流的招数，利用作家职业无法自证的特殊性，披着质疑的外衣，干着诽谤的勾当。”（《正常文章一篇》）近半月后，韩寒更如此界定对他代笔的质疑“一个团伙因为发泄私愤，预设立场再有罪推论进行到丧心病狂”（韩寒《答春绿》）作为一个以“自由公民”身份立足于网络而且以犀利、勇猛批评社会著称的“青年偶像韩寒”竟然如此看待和回应质疑，不啻于是自我背叛。如果韩寒确有一点他曾经标榜的“自由公民素质”，他就应当首先肯定别人的质疑权利，进而应当反思自己为何招致“被代笔”这样严重的质疑。在事件发展20余天的进展中，韩寒始终用方舟子等质疑者“公报私仇”等阴谋论说辞回应质疑，既不敢称认方舟子等人介入质疑是有自己“悬赏征寻代笔者”这一前提，更不敢面对多位学界质疑者公布出来的严谨、理性的质疑论据。从既有媒体披露出来的信息可确认，无论韩寒参赛新概念作文大赛的过程，还是他作为一个包括语文在内七科不及格的体育特长生,却在16岁创作汇集高密度知识信息、表现出成熟深刻的成人视角的长篇小说《三重门》，都存在严重的疑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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