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作者：李洪林（原中宣部理论局局长）
我是那个《决议》起草组的成员。当时我在中宣部，工作比较忙，只是起草组开会的时候去一下，具体写东西很少。1980年有人反对批长官意志，说长官能没有意志吗？我写了一篇文章《人民要公仆，不要长官》，在《人民日报》发表，批评了为长官意志辩护的人。胡乔木看了这个文章很不高兴，就把我找去谈话，让我再写一篇文章，强调领导的重要性。其实我批的是以长官自居的干部，并没有批领导，所以我没有再写。他很生气，专门开了一次起草组的扩大会，请了一些理论界的名人来参加。胡乔木专门讲话批评我那篇文章，说我只强调民主，不强调集中，会助长极端民主化。他特别强调人民也会犯错误。但那个会开的不怎么好，他发言后，别人并没有跟着起来围攻我，我也没有痛哭流涕地检讨，但也没有起来反驳他，因为我一直对他还是尊重的，虽然不同意他的观点，也只是静静地坐在那里洗耳恭听，概不表态。结果这次批判会只得不了了之。批判会以后，他就不再给我分派写作任务，不过开会时起草组照样通知我，我也照样去参加。
后来开四千人大会，对决议草稿征求意见。我作为起草组成员，也参加了。当时起草组成员分别参加各组讨论，我参加人大常委这个组，彭真是组长。我还有个发言，主题是批评宫廷政变。我说，粉碎四人帮是一次宫廷政变，这是不合法的。
当时四人帮已经是众叛亲离，打倒他们，大家当然都高兴。但是那种做法是不对的，这会给党内生活和国家政治生活造成一个很坏的榜样。所以我说这只能是最后一次，以后千万不能再用这种突然袭击的手段去解决问题了（可惜这些话说了也白说，不但《历史决议》里头没有采纳，而且政变手段以后还是照用不误，两任总书记都被非法搞下台了）。
我参加《决议》起草的过程就是这样。
对于这个《决议》本身呢，我觉得郑仲兵对这个决议实质的分析，可以说一针见血，的确是那么回事：不是按照三中全会已经确定的改革开放的方针往前走，而是邓小平讲了四项原则以后，要用一种决议的方式把自己的意志强加给全党。如此深刻地发掘出这个历史决议背后的政治动机，三十年来还没有人做过。
1945
年在延安通过的那个《关于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是把毛泽东的地位正式树立起来。1981年在北京通过的这个《历史决议》，是把已经垮掉了的毛泽东重新树立起来。因为毛泽东是中共一党专政的化身，要坚持一党专政，就必须维护毛泽东这座尊神的形象。邓小平的四项原则其实就是毛泽东的衣钵，这是中共的传家宝，和贾宝玉佩戴的那块通灵宝玉一样，是万万丢不得的。邓小平不愧是毛泽东当年亲手培植的总书记，他深深懂得：在毛泽东的威信彻底崩溃之后，在三中全会确立改革开放的方针之后，如果不赶紧祭起毛泽东留下的传家宝，摆脱了毛泽东阴影的中国人民就会进一步摆脱一党专政，走上自由民主的大道。所以他才在三中全会闭幕刚刚三个月之后，就发表了坚持四项原则的讲话。其实四项原则没有一点新东西，全是毛泽东的遗产，但它又是通过邓的润色，并且用邓的语言表述的。
这个决议整个起草过程，邓小平一直抓得非常紧，曾多次向起草组面授机宜。他唯一念念不忘的，就是毛主席的旗帜不能丢。在这个决议里，虽然不能不否定文化大革命，但却用更浓的色彩去粉饰毛泽东。所以更确切地说，第二个历史决议所呈现的圣像，就是邓小平在高举毛旗。圣像是要人们膜拜的，专制体制是要树立个人权威的。圣像上虽然有两位尊神，但是老的权威已经不在人间，所以真正树立起来的是新的权威。新的权威是谁？自然是高举毛旗的邓小平。这就是中共十一届六中全会庄严通过的这个决议的政治需要之所在。
邓小平讲的那个四项原则，我也是起草组的，四项原则是他在理论务虚会上讲的。理论务虚会应该说是胡耀邦上任中宣部长的第一个作品，也是他在思想领域的一个杰作，确切地说是绝唱。这个会思想解放的程度，是中共执政以来绝无仅有的一次。理论务虚会刚开始第二天，胡耀邦和胡乔木就把我找去，让我起草华国锋的讲话。因为那个会是中央召开的，所以原来的安排是华国锋以中央主席的身份在闭幕式上讲话，以表示这个会议的规格之高。当时他们就找了我一个人来起草讲话稿，没有成立起草组。胡耀邦和胡乔木都讲了讲。他们整个调子都很解放，讲的很详细，我记的也很详细。后来我一边开会，一边抽空起草讲话稿，基本都是按照他们讲的大意写的。
务虚会第一阶段开了一个月，胡耀邦的开幕词讲的非常好，大家情绪高涨。开会不久，周扬到邓小平那里去，又带回来邓对务虚会的指示：不要设禁区，不要下禁令。因此会议开得更加活跃。在这种解放思想的气氛下，我有一个长篇发言《领袖和人民》，主题是：不是人民必须忠于领袖，而是领袖必须忠于人民。通篇发言都是批毛的，同时也批评了华国锋。这个期间我已经起草好了华国锋的讲话稿，胡耀邦和胡乔木两人看了一下提了点意见。我又写出第二稿，排成大字版送上去。不久务虚会就休会了。
没想到，这个期间西单墙上贴出了一张大字报，使局势突然逆转。西单墙是78年夏天开始的，79年1月份，魏京生贴了一张大字报：《要民主还是要新的独裁》。这个大字报本来也没有什么出色的内容，但明显是针对邓小平的。他写这个大字报的时候，西单民主墙的积极分子，包括刘青，都不赞成。刘青当时是《四五论坛》的，他们好几个人都劝魏京生，别写那个大字报，邓小平正在搞拨乱反正，你批他干嘛，转移目标嘛。但是魏京生坚持把这张大字报贴出去了。本来邓小平是支持西单墙的，原来有些老干部反对西单墙，但是邓小平支持。他说，不要鸦雀无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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