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邓小平是一个政治家，他善于观察，有战略眼光。他感觉到不要和毛对着干，而且哀兵必胜，他搞一个检讨，永不翻案，这样子毛泽东就放心他了。”现年75岁的周瑞金谈到邓小平政治生涯的“三起三落”时说道。周瑞金与邓小平的直接关联，是1991年上海《解放日报》上署名“皇甫平”的四篇评论文章。时任《解放日报》党委书记兼副总编辑的周瑞金牵头撰写了这四篇文章，周瑞金和皇甫平也因此有了历史渊源。
毛泽东、邓小平海报
中国改革开放的进程历来伴随着争议。“当时已经有大概19个月报纸上很少宣传改革开放了”，周瑞金在接受采访时说。在“皇甫平”文章备受争议的当口，关于改革一事，邓小平并没有作出任何回应，直到次年88岁高龄的他一路南下，发表著名的“南方谈话”。中国一度停滞的改革开放由此一往直前。
曾有声音质疑邓小平“出尔反尔”。这缘起于“文革”中邓小平曾给毛泽东写信称自己永不翻案，但实际上，后来他复出后又翻案了。周瑞金表示，邓小平“三落三起的政治密码”就是他作为一个政治家的素养。这里还是要说他特有的战略眼光和高超的策略手段。他在必要的时候可以有妥协忍让，但能守住底线，这不是政客的投机，而是作为一个政治家的能屈能伸的政治策略。
“比如第二次毛泽东为什么要打倒他？文革为什么要打倒他？打倒他的原因并不像打倒刘少奇的理由，邓小平并没有和毛泽东顶着干。为什么毛泽东不喜欢邓小平呢？毛泽东说邓小平当总书记从来不向他汇报，开会坐到后面又讲自己耳朵不好。”周瑞金表示，实际上这正是邓小平的策略，他不同意毛主席搞的“左”的那套。反右时他是听指挥的，而且在第一线指挥，后来他是有反省的。到了“大跃进”时期，他已经发现不能跟着干，所以“大跃进”他没有多少积极的言行，他没有附和毛泽东，但是他也没有当面顶毛泽东。周瑞金解释道，这是地位和处境使然。毛泽东发动“文革”把刘邓拿出来批，邓是被“搭上”的，实际上他没什么真正的“罪”。从这个角度看，他的第二次落还不是真正的落。“我的看法是，邓小平是一个战略政治家，他有抵制但是没有正面反对，所以没有引起毛主席对他的恨，毛泽东是爱憎分明的。不像彭德怀，从井冈山时期就和毛泽东结仇了。当时毛泽东动员过来的两个土匪头子----被改造过来的袁文才和王佐，彭德怀上山把他们杀了。所以毛泽东认为井冈山根据地是在彭德怀手里丢掉的。但是邓没有这类事情，所以他落下来以后还得到了毛的保护。”周瑞金说道。
周瑞金称赞邓是一个政治家，善于观察，有战略眼光。他表示，“邓小平感觉到不要和毛对着干，而且哀兵必胜，他搞一个检讨，永不翻案，这样子毛主席就放心他了。当然，毛主席也不是真正要把他打倒的，所以后来毛主席出来给他讲话了，第一个说他战争有功，第二个说他反修的时候是主力，从来没有动摇过，搞了‘九评’，等等。”
毛泽东是认可邓小平的治国能力的，周瑞金表示，“毛泽东是个老练的政治家，他不会轻易相信别人，他喜欢张春桥、姚文元，但是他知道他们能治国吗？他也喜欢江青，不是不喜欢江青，但是同样，她能治国吗？所以毛主席始终认为林彪走了以后，没有人能够治国，当时周恩来已经癌症晚期，而且周恩来也不是他所放心的人。”周瑞金说道，在这个情况下只有请邓小平出山，毛泽东对这个看得很清楚。
邓小平第三次“落”就是明显对抗毛泽东了，这同时也体现出邓小平在原则问题上的坚守。周瑞金表示，当时毛泽东要他起草一个决议，叫他出来给“文革”作“七分功三分过”的评论，毛泽东当时已经承认“文革”最大的缺点，一是打倒一切，二是全面内战，所以希望在这两个方面做检讨，而且点名要邓小平带头做。
“当时邓小平主持政治局工作，可谓大权在握。但这个时候邓小平不干了，这就是原则性问题。如果是一般的机会主义政客，既然毛主席让我这样，我正好顺着他干就是。”周瑞金说道，但是邓小平守住了这个底线，他讲自己是桃花源中人，“文革”一开始就被打倒不知道世面，“不知有汉何论魏晋”，不能够做这个决议。这就让毛泽东不满了，毛泽东是很看重“文革”的。
直到后来“四人帮”倒台，邓小平再出山，这个“起”也是有原则性的。周瑞金表示，当时华国锋派汪东兴找他谈话，他们是坚持“两个凡是”的，邓小平讲：“你们坚持‘两个凡是’的话我出不来，我是毛泽东钦定的打倒对象。”所以在这种情况下，邓小平还是坚持原则，守住底线。同时，他写了一封信给华国锋，提出要准确完整地理解毛泽东的思想体系。
因为邓小平政治生涯中著名的“三落三起”，有海外媒体称他为“打不倒的小个子”。1954年，毛泽东任命邓小平作为这个世界上最大的共产党的总书记，把他推到了中国权力结构的上层。这中间，他两次被打倒。先是1967年，“文革”期间作为“走资派”被清洗。不寻常地复出后，再次被打倒，直到1976年毛泽东逝世后，东山再起。邓小平直到第二次复出，才得以巩固他的权力，1978年，成为中国的最高领导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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