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8年，一场“两个凡是”与“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大讨论，打开了中国禁锢已久的思想之门。1989年，一场“姓资姓社”的论战拉开序幕，最后在邓小平扭转乾坤的“不争论”中转向经济建设。11年间，整个中华民族的精神风貌发生剧变，不再是文革时期的思想僵化、迷信盛行，阴霾重重。两代大学生聚集一堂，图书馆门口排起了长龙，新华书店摆出了巴尔扎克和托尔斯泰的小说，时代的背景音乐从扣帽子喊口号转为一首《在希望的田野上》……整个民族变得年轻，变得充满活力，变得比任何时候都更接近理想。
邓小平诞辰110周年
这是中国人思想狂飙突进的阶段。在此之前，刚刚经历过命运险象环生、思想极端狂热的十年文革，人们的思想被“以阶级斗争为纲”的“左”的指导思想严重束缚，毛泽东之谓“爱是有阶级的”依然占据着很多人的头脑。在此历史节点上，邓小平掷地有声地提出了“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在当时乃至今天看来，都称得上石破天惊。毛泽东讲，一个党，一个国家，一个民族，如果一切从本本出发，思想僵化，迷信盛行，那它就不能前进，它的生机就停止了，就要亡党亡国。邓小平讲，解放思想，开动脑筋，实事求是，团结一致向前看，首先是解放思想。只有思想解放了，才能解决过去遗留的问题，解决新出现的一系列问题。事实证明，思想解放初期，的确有效解决了很多过去遗留的问题，比如破除“两个凡是”，拨乱反正，“右派”获得平反。用梁晓声在《郁闷的中国人》一书中的话说，思想理论界迎来了春天，科技迎来了春天，教育迎来了春天，文艺、文化迎来了春天，工农业生产迎来了春天，仿佛是没有冬天的几年。
然而好景不长，文化思想界自我表达的激动，与“拨乱反正”后亟待走上某种正轨的具体国情发生了对冲矛盾，导致“一放就乱，一治就死”的恶性循环轮番上演。尤其是1989年春夏之交发生在天安门广场的“六四”事件，以及随后国际场域的风云剧变，柏林墙被推倒两德统一，世界上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苏联解散，更是让执政党意识到了国家稳定的重要性，以及民众“勿谈国事”的必要性和迫切性。“如果我们现在十亿人搞多党竞选，一定会出现全面内战的混乱局面”，1989年会见美国总统布什时，邓小平这样说，“中国的问题，压倒一切的是需要稳定。” 内外交困中，一场轰轰烈烈的经济动员大幕拉起，并对十一届三中全会提出的将党的工作重点由以阶级斗争为纲转移到以经济建设为中心进一步深化。自此，以1989年为模糊分割线，原本应该兼具“富强”和“文明”两重意味的强国梦，被抽离了“文明”之内涵，尤其在“救亡压倒启蒙”和“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大背景下，渐次演变成了扁平化的富强梦。
聚精会神搞建设，一心一意谋发展，中国取得的举世瞩目的经济成就令世界为之侧目，富强梦从理想的蓝图中走向现实生活。尤其在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的冲刷下，世界各国的窘境让中国经济的一枝独秀愈发醒目。经济成就旋即被看做是邓小平时代中共执政合法性的最大筹码和保障。这种筹码的获得，对彼时的中共而言，无疑是一种双赢。一方面，通过将公众的注意力从政治转移到了经济，有效缓解了维稳压力；另一方面，在物质生活得到充分满足的情况下，民众对执政者的满意度自然扶摇直上。应中国发展阶段之所需以及执政者主观愿望之外溢，嘈杂的年代阔步而来。诚如澎湃新闻发刊词对80年代青年一代心理状态的描摹，“我们从理想主义来到了消费主义，来到了精致的利己主义，我们迎来了无数的主义，直到我们彻底没有了主意。”
虽然理想主义，消费主义，或是精致的利己主义，这类高度概念化的词汇并不能代表一个时代，但彻底没了主意的年轻一代，确也不再是法国思想家帕斯卡尔所谓的“一根能思想的芦苇”。尤其在经济狂飙突进大潮的裹挟下，他们有了一个“共同的理想”，比如在北京、上海、广东这样的一线城市买一套房。成功与否的标准不再多元多样，单纯以经济实力论之。顺应民众之所思所想，一大批粗制滥造的成功学、励志书蜂拥而至，成为最热销门类。以至于作家马伯庸按捺不住在《焚书指南》一文中，将这类文字垃圾列为首先要焚烧的选项，反照出又何尝不是整个时代的病态症候？
将这种病态的思想症候与邓小平的解放思想关联起来，争议随之而来：邓小平真的解放了中国人的思想了吗？或者说，邓小平的解放思想经过30多年的发展和演变，是否早已偏离了最初的轨道？循着梁漱溟的句式，人们不禁想问一句：当一个社会，上层在逃离，中层在下流，底层在沦陷时，这个社会会好吗？
的确。当代中国社会，从上往下，从外往里看，景色迷人，莺歌燕舞，如日中天，“风景这边独好”；从下往上，从里至外看，破坏与堕落百出，危机与混乱并存，“山雨欲来风满楼”。处于混沌中的中国该如何蜕变？北京大学政府管理学院教授袁刚将解扣的钥匙锁定在了思想市场的开放，这也是很多学者“开放三步走”，即经济市场开放、政治市场开放之后的高级阶段。大变革时代的中国，需要有大作为的政治思想家。思想家提供智慧，应该是自由人，不一定在体制内，不一定在官场上混，屈从依附于权力，而可在民间智库或大学做学问，保持其“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指点江山，针砭时弊，以其深刻思想见解著书立说服务于社会，做“顶层设计”工作，从而成为时代的灯塔、路标。丰满的理想之下，却是无处不在的以禁锢思想来保全其话语霸权的作乱者。纵观繁杂的主流媒体，多数按照政治正确在旧有话语体系的泥沼中自我意淫，远远落后于时代发展的速度。同样地，各路学者笔端所呈现的，比如潘维关于“人民共和国60年成果”的大总结，抑或姚洋提出的“挑战世界主流理论”的“中国道路”，以及张维为式“文明型国家崛起”的“中国震撼”，多数沦为“只为君主唱赞歌”的体制辩护者。
在民间层面，思想之混乱之扁平已然成为独具中国特色的社会奇观。年轻一代要么在为“同一个梦想”奔走，要么丧失了独立之思想人云亦云。于是，当反日游行的口号响起时，他们主动加入了游行的队列，有些甚至走向了打砸抢烧的极端，却不知自己早已成了爱国贼，所作所为只能是亲者痛仇者快。张爱玲一句“出名要趁早”，被很多人奉为金科玉律。于是，为了趁早出名，可以无所不用其极，干露露、凤姐、郭美美等网络红人不断涌现，后继者亦不乏其人。郎咸平在《我们的生活为什么这么无奈》一书的封面中将民之哀归结为几个大项：房价为什么越改越高？钱包为什么越过越瘪？股民为什么越炒越穷？汽车为什么越开越贵？摇号为什么越摇越堵？涨价为什么越来越多无奈？连续追问看似贴近生活，接地气，却无一与国人的精神层面的需求相关。按照郎咸平的解释，中国人之所以越来越无奈，全然在于房价太高、钱包太瘪、养车太贵、涨价太快……无奈作为一种心理状态和心绪体验，甚至可以完全被物化为房价、车子、票子，足见国民思想观念单向度至何种程度。早前一项由华东师范大学中国现代思想文化研究所针对中国人的精神生活所做的抽样调查中有这样一个问题：你是否同意，人们的价值观各不相同没什么好坏对错之分？结果显示有将近六成的受访者同意这个说法，惊人的占比背后，折射出的正是当今中国价值观的危机。同样地，韩寒新片《后会无期》中的一句“小孩子才分对错，成年人只看利弊”，成为经典台词被广而告之，也就容易理解了。
面对思想市场的混沌局面，有人提出了中国再来一次思想解放，也有人将被嚼烂了的国民性翻出。其实，解放思想时时刻刻都可以进行，不需要任何仪式，也不需要一声令下群起而动。同时，思想之解放也不可能是无边的，而是带有很大的相对性和局限性。邓小平提出的解放思想，从一开始就是一个不断发展变化的过程，结果如何，是由无数个偶然和必然汇集而成的。值得庆幸的是，新一轮的对政治的敏感正在回归，而且与“六四”时期躁动的理想主义和爱国主义不同，新时期的政治敏感中多了一份沉稳，一种对家国命运的即视感。所以，从这个意义上来说，邓小平确实解放了中国人的思想，只不过他的解放，只是帮助人们打开了一扇独立思考的大门。至于这扇门背后会出现什么，“进门”之后会面临怎样的人生际遇和挑战，这是邓小平无法预期也无法全权驾驭的。
然而，正是邓小平打开的这扇门，改变了几乎所有中国人的命运。虽然时下的年轻一代，早已不由分说地将邓小平以及他的整个时代模糊掉。作家胡发云曾不无感慨地说，“中国不是没有思想家，不是读书人没脑子，只是有的人被扼杀了，有的人被吓傻了，有的人将自己那一点才学拿去换了别的好处。要说悲哀，这才是一个民族最大的悲哀。”曾在学界独领风骚多年的青年导师李泽厚在经历了90年代“出走美国”的短暂沉默后，也曾忧心忡忡于部分国人“把启蒙的东西又蒙起来”。那些被扼杀的，被吓傻的，被现实利益蒙蔽双眼的，乃至“蒙启”的，如果没有邓小平的解放思想，恐怕数量远不止于“存量”。思想如同潮流，没有边界，也没有具体规则可言。邓小平能做的，只是在保证政局稳定的前提下，平衡左右。所以，为中国打开一扇门的同时，邓小平更多地扮演着平衡大师的角色，努力寻找着社会稳定与百家争鸣之间的最大公约数。而时下充斥在各个场域的关于解放思想的反诘和质问，以及将今时今日中国思想混乱之状和拜金主义直接“嫁祸”于邓小平的经济中心论，都将很快被时间一一证伪。生前就不曾在意过死后是否留名于世的邓小平，对其最好的悼念和缅怀，或是完成其未完成的事业，将那些偏离了轨道的施政纲领重新拉回正轨。体现在解放思想上，当局需要反思的，整个社会急需扭转的，还有很多很多。
评论 (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