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诗人臧克家这样写道：“有的人活着，他已经死了；有的人死了，他还活着。”胡耀邦就属于后一类人。胡耀邦逝世已有25个年头，人们还在惦记他，怀念他。2005年，《老照片》第42辑刊登文章《日常生活中的耀邦叔叔》披露，胡耀邦1987年1月16日因“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不力”被中共元老废黜后，中共开国中将万毅第二天就托人传话给他：“耀邦同志原来是我们的总书记，现在是我们的总书记，将来还是我们的总书记！”
这篇文章是由高干家庭出身的王元元、延滨夫妇口述，邢小群整理。王元元母亲楚侠是胡耀邦夫人李昭在延安中国女子大学时期的同学，也是胡耀邦与李昭的媒人。两家有深交。在胡耀邦生命最后两年，王元元、延滨夫妇常常陪胡聊天，排遣苦闷。他们的叙述既真切感人，又为我们留下了许多珍贵史料。
1989年4月15日，胡耀邦逝世，图为新华社发布的胡耀邦遗像（局部）
邢：元元，过去人们只能从文件报告中了解胡耀邦，由于种种原因，媒体至今对他的介绍很少。请你们夫妇谈谈胡耀邦，让人们了解一些胡耀邦不为人知的一面，那个日常生活中的胡耀邦，那个普通人胡耀邦。
王：这要从我父母说起。我妈妈楚侠，1939年去延安女大学习，和李昭阿姨是同班同学。关系挺好的，我有这个印象，好像是妈妈和另一个什么人，把李昭阿姨介绍给耀邦叔叔的。
记得我小时候，妈妈经常带我到耀邦叔叔家，因为我妈妈与李昭阿姨很要好。我和胡家的三儿子德华年龄差不多，常在一起捉迷藏；我妹妹六一和德华妹妹李恒年龄相仿，她们一块玩“过家家”，当时耀邦叔叔家在灯市口富强胡同。我经常往他们家跑，和德华、李恒在一起玩，有时就住在他们家，由外婆（李昭阿姨的母亲）照顾我们。耀邦叔叔特别忙，他见到我们，只是关心地让给我们加个菜。
我自己与耀邦叔叔接触主要是1965年开始的。邢：胡耀邦曾到陕西工作了一段时间，和你们家有联系吧？
王：那是1965年春天。是他到陕西工作有名的“维新变法一百天”。记得那时我们的政治老师天天带着我们学习胡耀邦讲话。给我印象特别深的是平时刻板的政治课老师，在讲话精神的影响下，学着耀邦叔叔作报告的语调给我们讲他们听耀邦叔叔讲话的情景。当时课堂气氛挺互动的，给人的感觉，就像一股清新的春风吹进了校园。耀邦叔叔在陕西的一百天，天天都在下面跑，搞调查研究。我爱人延滨1970年在铁道兵部队当兵，部队在陕南旬阳。他说。在当地曾看到老百姓烧香供奉着牌位，开始以为是搞迷信，就问供的是什么神？老乡说，不是神，是胡耀邦。看他不解，老乡说：“胡耀邦来了，把我们的公粮免了，才没有饿死人，是胡青天啊！”
延：那个地方太穷了。最好的地方，一个人一年能分到8斤麦子。当时全国有六个不通公路的县，陕西就占了两个：一个是紫阳县，一个是旬阳县。后来我们和耀邦叔叔提到这件事，他对老百姓给他上香“供”他的事很惊讶。耀邦叔叔对我们说：“旬阳那个地方我去了之后看到，哪儿有多少可种粮食的地，一个县城还是三面环水，老百姓一年大多是以红薯当粮，吃不了几次细粮。那么贫困的地区，你让他拿什么交公粮啊！”
我们都知道，当时陕西的社教运动搞得非常“左”，一个长安县最后整得全县干部就只剩了一个半好人。咸阳的一个村子，按上面定的指标排队，最后全是地主、富农、中农，一个贫农都没有了。耀邦叔叔到陕西，就一直在基层搞调查研究，实事求是地解决了一些当地的问题，结果自己却挨了整。
王：那是1965年9月，烈士子弟王小峰到我家来，他当时在陕南当兵，比我们大，知道的比我们多，很神秘地向我们炫耀说：“几个月前，胡耀邦刚到我们这里讲了话，第二天就有人来消除影响。”当时我什么也不懂，但对这种做法很反感，我对他说：“这不正常，都是西北局的领导，为什么有意见不当面提出来。”
延：耀邦叔叔后来在陕西是一边挨批判。一边做当地干部的工作。叶剑英来陕视察三线工作，看到这种情况，让耀邦叔叔和他一起回北京。用了一个曹操整人的典故，对耀邦叔叔说，人家是往死里整你呢，赶快和我一起走吧，就硬把他带回了北京。回京后他一边治病，一边参与主持编辑毛泽东著作。
王：耀邦叔叔幽默地说：我交了最后一次检讨，而后扬长而去。后来有报道说，1965年是陕西建国后经济发展最快的一年。与叶剑英同去陕西的张爱萍将军感慨地说：“陕西肥了，耀邦瘦了。”德华说：“到机场接爸爸的时候，他又黑又瘦。”1966年10月，“文革”中我再来他们家时，他们家已经不完整了。李昭阿姨被关起来了，外婆也走了（李昭母亲），回老家取出身证明去了。当时只有婆婆（胡耀邦母亲）和李恒在家。晚上，要做饭了，吃什么？李恒说：“爸爸三天前让人带走了，炊事员也走了，但留下了一块发面。”我说：“好啊，咱们烙饼吃。”其实我们都不会做饭。等吃的时候才知道面里没有碱，烙得很好看的小芝麻饼比醋还酸。
1970年12月，我去耀邦叔叔家。那时他们和胡克实住在一个院里。我刚到没有几分钟，耀邦叔叔跑着就过来了，说：“元元，你长大了。”说话的时候，特别慈爱地看着我。还说起我在1967年顶撞哨兵的事。并不断地说：“长大了，不那么冲了。”
要不是耀邦叔叔提起，我都想不起来了：那是1967年初，我到北京时，已经搞军管了。耀邦叔叔在团中央，不能回家。他从主楼里面搬到外面平房的时候，我和德华也去了。当兵的非让耀邦叔叔自己去搬他的大办公桌，耀邦叔叔当时腰被打坏了，脸色很不好。我就和当兵的吵起来，说怎么那么不人道，他的腰部伤了，还让他搬？当兵的说：“那你搬！”我说：“搬就搬！”桌子很沉，我也没有经过锻炼，很费劲儿，硬是和德华半步半步，一点一点，从楼里把他的书桌搬到平房。
等坐下时，耀邦叔叔就问我，西安形势怎么样？我如实地讲了整他的人被揭发的种种事情，耀邦叔叔打着手势说，他回来后向中央写了报告。我问他交给谁了？他说交给了某某，我说：“哎呀，他们是一伙的呀！”“他们是一伙的？”耀邦叔叔反问着，并一脸真诚地说：“我不知道啊！”想着我这个不谙政治的小女孩的表现，看着眼前的耀邦叔叔，有了一种特别的亲切感。
外婆说：“唉哟！谁来耀邦也不亲自跑过来哟！”
在这两三个月的时间，我和耀邦叔叔朝夕相处，早上我和他一起在街上散步，一边看街道的名字，一边聊天。他告诉我，原来都不知道这些街道的名字，现在都很清楚了，说的时候很是得意。我清楚这里的意义。听外婆说，耀邦叔叔一天到晚忙工作，根本没有上过街，结果进了东安市场出不来，不认识路。现在认识了这么多的路，当然要得意了。晚上我们大家一起聊天，唱歌。上下午他多是看书，或是接待客人。
在耀邦叔叔家住下，我为当兵的事去找过一个海军的人，他态度比较冷淡。从未感受过世态炎凉的我受了很大的刺激，晚上回来就发烧了，躺在李昭阿姨的房间。第二天都没能起床。德平去买了蛋糕，放在外屋的桌上。大约十点钟的时候，耀邦叔叔来到外屋。他隔着窗子问：“元元，你发烧了？”我说。“嗯。”他说：“现在怎么样？”我说：“不要紧。”他说：“你不要动啊，听我来唱个歌给你听。”说着，他就唱起了《走上高高的兴安岭》。他发音很准，唱得很用心，特别抒情。那歌声就像清泉一样沁入了我的心田，我立刻就觉得病好了。在歌声中我穿好了衣服，悄悄推开门，看见耀邦叔叔坐在火炉旁，他面对火炉，手里拿着火筷子，打着拍子凝神唱着，我望着眼前的画面，静静地听着，感到特别的温馨。心中一片阳光灿烂，那点阴影被驱散的干干净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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