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月23日，中纪委一天之内接连公布了山西省委常委、太原市委书记陈川平和山西省委常委、秘书长聂春玉被调查的消息。包括陈、聂二人在内，截至目前落马晋官还包括山西省人大常委会原副主任金道铭，山西省委原常委、副省长杜善学，山西省委原常委、太原市委原书记申维辰和山西省政协原副主席令政策。除这6名相关省部高官外，还有 14名厅局级官员落马，包括 2名纪检系统官员和3名地级市领导以及9名来自省委省政府机关和委办局的官员。再加上公安部高官罕见空降，种种迹象都表明，来自最高层的目光，正紧紧盯着三晋大地。
山西官商组同乡会“西山会”
山西籍官员的落马人数在十八大后列全国首位，以至于舆论将这种情况形容为 “山西帮覆灭记”。如陆媒大河网《腐败“山西帮”，可有“帮主”？》、财经网《血煤上的“山西帮”瓦解：落马官员全倒在煤上》等报道的标题，都在有意无意暗示“山西帮”的存在。而坊间传闻的神秘组织“西山会”也为其赋予更加浓厚的阴谋论色彩。周永康案之后，有关反腐的一系列谬论喧嚣尘上。诸如终点论、工具论、特赦论，凡此观点，都是认为反腐已是强弩之末，不可长久。而此番山西打群虎的事实，再辅之以习近平“新常态”表述，足以将这些谬论打翻在地，一击即破。
“反腐终点论”和“反腐工具论”的崩盘
在正式公布周案后的近一个月内，中共的反腐行动只是拿下一些厅局级官员，再未有涉及省部级“大老虎”的动作。这就使得媒体评论中，出现“反腐终点论”和“反腐工具论”，即反腐只是权斗的工具，当目的达到后，工具的使命也就终结了。当然，“终点论”和“工具论”还有更深层的原因。曾在专论《权斗传闻荒诞不经 中共亦需反躬自省》一文中指出，造成这种现象主要有四种原因：中国政治不透明、几千年来封建色彩残留、中共陈旧的政治话语体系，以及中共历史、党内的路线斗争确实客观存在。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要想改变外界的这种权斗印象并非易事。然而，晋官的大规模落马，表明“反腐终点论”和“反腐工具论”的偏见不攻自破。山西官场变局，也是对此前一则北京传闻的证实。消息称，习近平在6月26日政治局会议上，就反腐问题就曾表示反腐不设名额，有多少抓多少。虽然只是传闻，不过也从另一个侧面表明，反腐继续，没有终结，实为民心所向。
山西案打破贪官特赦幻想
除了“终结论”与“工具论”，特赦论也曾经在大陆舆论场中引起热议。例如制度反腐专家、中国纪检监察学院副院长李永忠就曾提出“特赦论”，建议特赦贪官，以换取他们对政改的支持。一些有影响的法学教授、经济学家、媒体人士如何家弘、张维迎、邓聿文等，表态支持，观点大体一致：为减少反腐败的阻力，应以特赦来解决腐败存量的问题。一些专家甚至想以特赦来换取有原罪的贪官们对改革的支持。史学家认为，“哪里有压迫，哪里就有歌唱；压迫越深，歌声越嘹亮”。当反腐太过高调，就会让人们意识到被贪官们压迫的真相，歌功颂德会越来越少，而谩骂会成倍增多，这不利于社会稳定，可见反腐风险十分巨大。搞得不好，整个社会可能会像“文革”那样在人们的激愤中陷入全国动乱。
但是，中国并没有像某些支持“特赦论”的人担心的那样，因为高强度反腐而出现大的动乱，反而赢得普遍好评。从周案的公布到25天后晋官的集体倒台不但没有造成政局不稳，反而让群众看到了中共自我革新的勇气和能力。反过来，各界的正面反响也让高层多少摸到了中共与中国社会对反腐力度的承受程度。这使政府与百姓都放心地去支持反腐行动继续下去。当然，这与目前中国相较于“文革”前期具备更成熟的政治制度和更稳健的反腐方法不无关系。尤其是山西一案，官员贪腐，无论大小，一律依法从事。这些基本事实，可谓是对“特赦论”的最好反驳。
反腐走向“新常态”
分析人士认为，山西官场案，或将成为整治中国其它地方腐败的重要参考案例。从反腐难度上讲，拿下“山西帮”实属不易。在中国这个古老的中央集权国度，中央与地方权力制衡的矛盾一直微妙地存在。如果说处理周案是中共高层间和中央与地方间的博弈，那么拿下“山西帮”则更多地展现了中共中央对付地方的手腕。山西在过去有闻名天下的晋商，现在有富甲一方的众煤老板。他们都对政治有着不可忽视的影响。与广东等思想开放的沿海省市不同的是，山西地处中国北方内陆，官本位思想严重。这些都更易滋生权钱交易式的腐败。
在山西这个被钱权腐蚀如此严重的省份，中共都能打一场漂亮战，那么对于其它地方腐败势力的处理就更不会手软。在这个“风劲扬帆正当时”的绝好时机，预测中共中央会顺势将反腐行动“常态化”。毕竟中共已经认识到自己有这份魄力与能力，也认识到贪腐问题已经不是中国的个别和局部问题，而是一个不反腐就要“亡党亡国”的普遍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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