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改”一词在胡温任期内是敏感词，且被视为改革者与既得利益者之间的角力点。而在习近平深化改革开放时代，虽然该词已经脱敏，但围绕如何进行“政改”仍然争论不断。在外界对“政改”不断地鼓与呼，中共内部也出现了设立“政改特区”以推进反腐的氛围下，《环球时报》刊登中共智囊社科院学者周少来文章称，《政改特区，可想不可行》，似乎是表达断绝“政改特区”的念想，但是周少来文章却意在阐述“政改特区”，令人生疑。周少来表示，“政改特区”的规划并推行，就不仅需要的是政治智慧，可能更需要的是政治勇气。这些表述被其他分析人士认为是在为“政改特区”的试行铺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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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环球时报》将周少来文章命名为《政改特区，可想不可行》，虽然文中强调了实行“政改特区”的复杂性和难度，但是全文几乎没有明确表示有关“否定”的内容，而是在对这一概念进行可行性分析和阐述。周少来称，政治改革的紧迫和重要，也许得到多数人的认肯，同样，问题何在？改什么？如何改？政治改革的问题是否要用设立“政改特区”加以解决？这些问题都需要理性而客观地加以研究。
周少来表示，三十多年的中国改革一路走来，基本的路径推进模式可概括为“问题推动型”，即改革由问题倒逼而产生，又在不断解决问题中得以深化。“良好愿望”要落地实现何其艰难，把“说法”变成“做法”需要多少环节。尤其在事关执政党地位和治理体系构建等核心和敏感问题上更是如此。
周少来首先明晰和列述“政改”针对的问题，并将其称为认识的前提。周少来表示表示，对政治体制和政治建设中到底存在什么问题？在什么环节存在问题？民主和法治现状怎样？在什么方面亟须改进和提升？现代治理体系如何建构？从什么领域和制度环节着手建构？现代化推进中哪些急迫问题的解决需要政治改革加以适应和保证？这些政治改革和民主法治建设中的问题，为什么就必须通过设立“政改特区”来加以解决？为什么只有通过“政改特区”才能加以解决？“政改特区”针对的是什么政治改革和治理问题？
其次，政改有什么解决方案。由于对政治改革“针对什么问题”缺乏共识，各有各的理解，因此针对不同的“政改问题”，也就有了不同的“政改方案”：有人针对“党政不分”提出关键是“党政分开”；有人针对“民主滞后”提出关键是“民主化先行”；有人针对“法治不彰”提出关键是“法治先行的法治民主”；有人针对腐败严重提出关键是“构建权力监督体系”。而相对于“政改特区”来说，党政关系如何处理？党组织系统的任命制与行政系统的选举制如何衔接？上位法与下位法如何对接？上位民主与下位民主如何协调？“政改特区”需要制定特别的法律依据吗？只有在“政改特区”的规划方案上有了基本的多数共识，“政改特区”的设立才具有第二政治前提。
再次，有什么现实经验。中国改革一路走来的认识路径是：从一线实践中发现问题和创新性试点，通过总结和提升试点改革的经验和规律，上升到国家政策和法律的层面后推广全国，如此循环和深化。深圳等“经改特区”的设立，有一定的沿海地区市场经济因素萌发的社会基础，也参照了东亚“四小龙”的经济起飞经验，并且“经改特区”的设立和运行，只是在政治架构和体系基本不动的框架下的推进经济发展。
而“政改特区”的设立，涉及的是上层建筑，涉及的是核心并敏感的党政关系，涉及的是执政党、国家与社会关系的重新调整和配置。而东亚模式的政治体系又和我们截然不同，无法参照和学习。在没有实践经验和现成模式可以参照的情况下，“政改特区”的规划并推行，就不仅需要的是政治智慧，可能更需要的是政治勇气。
周少来是中国社科院研究员，因此其讲话可被视为中共智囊对国家政策的一次解析。稍早前，社科院院长王伟光声明，社科院是“党中央国务院重要的思想库和智囊团”，这一定位表明社科院在中共执政体系中扮演了建言和解释国策的角色。而周少来此番对“政改特区”的阐述，也有可能是在为“政改特区”铺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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