伴随着全国人大常委会将于8月31日审议港府早前提出的政改报告，越来越多关心香港前途的人逐渐将注意力放在政改上面。时至今日，政改已经成为几乎所有香港问题的总汇聚点，牵动着大多数港人的心，甚至有评论认为政改可以称之为港人的文化图腾。作为对香港民意的回应，全国人大常委会副秘书长兼基本法委员会主任李飞率领的中央港澳事务官员特别“南下”，在深圳与香港立法会议员、港区全国人大代表及政协委员分批会面。期间，李飞的言论备受关注之余，引来一些争议。
全国人大常委会副秘书长兼基本法委员会主任李飞
“爱国爱港”的标准是多余之举
李飞谈到，大多数泛民都是爱国爱港的，强调在《基本法》规定下，无论提名委员会组成或特首候选人资格，皆非以政团或政治派别划线，也不可能把任何一个政团或派别所有成员排除在外。李飞的这个表态是值得肯定的，不仅超出了意识形态和派别的狭隘圈子，而且首次承认大多数泛民都是爱国爱港。其实大多数港人都是务实的，秉持一种机会开放、自求多福的心态，懂得选择对自己最有利的政府。目前来看，对港人最有利的政府肯定是坚决支持主权统一的，因为作为社会资源的主宰者，中央政府对于香港的支持力度不可谓不大。所以，在可预见的时间之内，只要陆港矛盾没有激化到不可调解的地步，相信大多数港人依然会选择不与中共搞对抗的人担任特首。
可是，中央政府却不这样思考问题，总是怀着疑惑的表情打量着港人。李飞在深圳与香港社会各界人士座谈会上非常强硬地指出，行政长官必须由爱国爱港人士担任。于是便会出现一幅略带滑稽的场面：一方面大多数港人本来都是爱国爱港的，另一方面中央政府又屡屡强调特首必须由爱国爱港的人士担任。李飞代表中央政府的表态，背后难免给人造成一种印象，即中央政府怀疑许多港人不是爱国爱港的，所以不得不特别强调，甚至处处设防。对于许多港人来说，明明香港已经回归17年了，可是中央政府还是抱着防范的心理，总是怀疑所谓的外部势力，不免有一种委屈甚至愤怒的情绪，若加以发酵，很有可能会离心。这就好比一个遗失的小孩突然有一天回到父母身边，可是父母老是疑神疑鬼，动辄因为一点小事而怀疑他不是亲生的，时而久之，这个小孩可能真的会以为自己不是亲生的。同样道理，香港已经回归这么多年，中央政府还老是把强调爱国爱港作为特首的候选人的标准，能不让港人产生逆反心理吗？况且李飞刚说过大多数泛民是爱国爱港的，既然这样，为何又要强调特首的标准必须是爱国爱港？难道他心里并不是真心认同大多数泛民是爱国爱港？更重要的是，爱国爱港的标准既不能在《基本法》里面找到法律依据，又难以界定。全国人大常委会固然有立法的权力，但是爱国爱港的要求是否合乎法律，是值得怀疑的。同时，什么是爱国爱港？谁来界定？事实上，这是无法界定的，更是没有必要界定的，因为判断一个人是否爱国爱港是一件非常困难的事情。李飞声称爱国爱港概念并不抽象，可从一个人的思想、政治立场及言行，衡量谁人坚定爱国爱港、谁人出卖国家民族利益。问题是李飞凭什么判断某种思想、政治立场、言行是爱国爱港的而另一种则是出卖国家民族利益？事实上，世界上没有人能够做到。判断一种思想是否利于一个国家，不是靠逻辑推理，而是实践，是日后的历史。再者，如果一种思想最终被发现不利于国家，难道能够说明提出这种思想的人是出卖国家民族利益吗？如果这样，那是不是说明每个人都是出卖国家利益？因为世界上绝对没有一个人从头到尾他的思想都是对的。可以看出，用爱国爱港来作为标准，是不切实际的，除了可能沦为中央政府有意识地刷选对自己有利的人，真的很难发现别的用处。爱国爱港的说法最初来自于邓小平。邓小平曾提到：“尊重自己民族，诚心诚意拥护祖国恢复行使对香港的主权，不损害香港的繁荣和稳定。只要具备这些条件，不管他相信资本主义，还是相信封建主义，甚至相信奴隶主义，都是爱国者。”按照邓小平的标准，绝大多数人都是爱国爱港的，因此中央政府没有必要坚持这么一条根本无法操作而又容易引起误解的标准。况且，时代已经不一样了，如果说在香港回归前，邓小平提出这个说法或许有现实考虑，那么在香港已经回归17周年的背景下还去强调这个标准，是否有些多余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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