陆媒证实太原公安局长柳遂记被中纪委带走调查后，太原市连续三任公安局长均已落马。这个现象只是中国公安系统的一个影射，却也映照出中国政法系统的通病。所谓，正人先正己，担当起“依法治国”的重任，政法系统官员“打铁还需自身硬”。8月26日，中共中央政法委机关举行“落实党风廉政建设两个责任的报告会，开除了破解腐败的药方，即政法系统官员签署廉洁从政承诺书。
政府系统本身属于中共的监督部门，相对而言其自身的的监督力度不够，内部自查程序缺少有效约束。报告会上提出的以“两个责任”落实廉洁从政，就是从弥补自身监督力量不足的短板出发，以签署廉洁从政承诺书的形式，要求各级领导及系统内的党员为廉洁从政责任进行背书。
外界对于政法系统的沉疴痼疾并不陌生，孟建柱此前曾痛斥政法系统的弊端，人情案、关系案、金钱案等执法不公、司法腐败现象突出。一些政法干警动辄耍特权、抖威风，滥用职权、吃拿卡要，形象不佳；一些政法机关依法办案能力不强、作风不正，个别案件久拖不决，冤假错案迟迟难以纠正；一些政法干警有法不依、有令不行、有禁不止，更有甚者充当黑恶势力等违法犯罪活动的“保护伞”。
周永康执掌政法委期间，中共的政法系统成为了周永康的“独立王国”。此前曾指出，在2007年至2012年的5年中，周永康以中央政治局常委身份兼任政法委“一把手”，获得了对政法系统、国安系统、武警系统的掌控权力。手握“国之重器”，周永康却将其视为争权谋私的工具，对外强硬维稳、迫害民众，对内排斥异己、争权夺利，甚至携权自重，将政法系统打造成其个人地盘，俨然在中国政治权力格局中形成了以周永康为核心的“山头”，其本人亦获得了“政法王”的称号。
同一时期，各地各级公安部门“一把手”兼任政法委“一把手”的趋势明显加强。同时在维稳的名义下，管辖警察、武警和国家安全机构官员的政法委，权力越来越大。在地方，各级政法委系统越来越多地直接干预正常的司法工作，甚至将公检法系统作为打击异己的政治工具，肆意逮捕体制内人士和社会民众，而且在各类社会事件和问题中往往获得了不合其本分的发言权。过去十年上访问题一直是中国社会的“肿瘤”，割而不绝，频频发生。将于10月召开的中共十八大四中全会，依法治国将成为会议的主题。作为中共法制建设的重要机构，政法委如何撑起中国法治空间，也成为外界关注焦点。而中共对政委系统同样是基于厚望，从年初的中央政法工作会议中便可略见端倪。从之前的“全国政法工作会议”更名为“中央政法工作会议”，会议的规格得到提高，由政法系统内部活动转向中央最高层领导直接主导。
中央政法委并不是大陆第一个要求官员签署廉洁从政责任书的机关，今年年初，吉林省曾出台相关文件，要求党员干部公开廉洁从政承诺，并存入个人廉政档案。彼时，这一形式曾获得中国舆论和专家的认可，一些政情观察人士也认为这种方式具有操作性，可以推而广之。
在中纪委打虎正酣，战果颇丰之际，舆论导向倾向于反腐形势的前移，从事后反腐转变为事前预防，更注重培养制度性反腐。官员廉洁从政承诺以及廉政档案能否成为制度性反腐的一大“利器”尚不好说，各方声音认为莫要沦为另一种形式主义是当前应注意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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