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4年2月至8月的半年时间内，山西省委、人大、政府、政协“四套班子”至少8位高级官员被中纪委先后“干掉”，以“落马”副部级官员的绝对数量领跑其他省份。其中，第10届山西省委更是“重灾区”，先后有4位晋籍在任省委常委折戟，超过6名定额的半数。
晋“老虎”们纷纷现形导致的山西官场非正常人事动荡，也以第10届山西省委书记换班而进入高潮。9月1日，新华社宣布主政吉林近2年的王儒林接替袁纯清任山西省委书记。受山西省委“1号”更迭牵动，蒙古族的吉林省长巴音朝鲁已于8月31日顺位掌舵吉林。
事实上，山西省委书记这次因政坛“矿难”而换班不仅在山西，即使放在改革开放后30多年来历史中来看也并不多见。之前，人们似乎已习惯于山西省长因矿难而引咎辞职，毕竟，山西襄汾“9.8”尾矿溃坝事故致使孟学农含恨挥泪离别山西的场景距今不过6年。
山西自2014年9月1日开启“后袁纯清时间”之后，仍然会有不少问题萦绕在人们的心头，譬如，煤省还会有晋“老虎”现形吗？在2012年11月十八大后中央屡屡打破人事安排传统的背景下，晋籍省委常委空缺人选会否外调，晋官难当是否将成为历史？
山西官场大地震始于袁纯清“旧识”金道铭
中纪委正式向山西政坛“开刀”是在今年2月底。2014年2月27日，中纪委监察部网站宣布：“山西省人大常委会副主任金道铭涉嫌严重违纪违法，目前正接受组织调查。”彼时，金道铭由山西省委“转战”省人大1个多月，这也被认为是“先挪位、后调查”的典型调查处理手法。
籍贯为北京的金道铭早年在团北京市委成长，1987年后进入监察部、中央纪委任职，1997年至2002年间任中纪委副秘书长，而袁纯清在1997年至2001年间担任中纪委秘书长，是金的“老领导”。2001年前后，袁纯清“空降”陕西任省委副书记，而金道铭则赴任中纪委驻交通部纪检组长。
2006年，一直在纪检系统工作的金道铭“空降”至山西，任省委常委、省纪委书记，后在2010年改以省委副书记身份兼任省纪委书记，而袁纯清则在2010年由陕西省长任上调往山西主政，袁纯清、金道铭二人阔别数年后再次在煤省山西搭班子。
2011年3月前后，金道铭离开工作了24年之久的纪检监察系统，以山西省委副书记短暂兼任省委政法委书记（2011.3-11），李兆前由山东调入山西从金的手中接过省纪委书记一职。而后随着第10届山西省委在2011年11月产生，金道铭的省委政法委书记一职也交接给王建明，他自己则专职省委副书记直到今年1月。
2014年1月22日获补选为山西省人大常委会副主任（后被确认为常务副主任）后，虽然官方并未正式披露，但金道铭在1月29日出席山西省委、省政府2014年春节团拜会时的排名已位于时任山西省委常委白云等之后，显示其已卸任省委副书记一职。这也是中纪委监察部网站2月27日通告消息时只称金道铭为“山西省人大常委会副主任”的原因。也就是说，金道铭从第10届山西省委“挪位”之后才被中纪委带走调查，有别于在10届省委常委任上“落马”的杜善学、聂春玉、陈川平、白云4人。
金道铭“落马”3个月后，其在担任山西省纪委书记时的前下属、厅级纪检干部、山西省纪委常务副书记杨森林于7月23日晚被宣布受查，并由中纪委亲自督办，从侧面透露中纪委专案组或许是金道铭等山西官场窝案的背后实际操刀者。
值得一提的是，金道铭在十八大后第二轮巡视组向山西省反馈巡视情况3天后“落马”，时间的相近不禁让人猜想他是被中央巡视组揪出的。2013年10月30日至12月29日，中央第六巡视组对山西进行了巡视。2014年2月24日，中央第六巡视组向山西省反馈巡视情况时指出，“在党风廉政建设方面，少数领导干部利用职权谋取利益，查办案件工作和对重点领域、关键岗位的监管有待加强，尚未形成惩治腐败的高压态势……巡视组还收到反映一些领导干部的问题线索，已按有关规定转中央纪委、中央组织部有关部门处理”。
山西官场“矿难”：晋籍6名常委折戟过半
虽然并非山西省委副书记任上折戟，但金道铭却是山西省首位倒下的副部级官员。而自金道铭开始，中纪委在其后的半年中至少“干掉”了7位在山西任职的高级官员。
2014年6月19日、8月23日、8月29日三天，中纪委监察部网站分别以“双杀”的通报方式，公布了6位在晋任职的副部级干部杜善学、令政策、聂春玉、陈川平、白云、任润厚“落马”的消息，让藏身在煤省的“老虎”们纷纷现出真身。
这6人在“落马”时分别在山西省委、政府、政协掌管要职。杜善学是省委常委、副省长，令政策是省政协副主席，聂春玉是省委常委、秘书长，陈川平是省委常委、太原市委书记，白云是省委常委、统战部长，任润厚是副省长。加之金道铭，中纪委的“达摩克利斯之剑”同时斩向了山西省“四套班子”领导成员。
毫无疑问，10届山西省委更是这场官场强震的“震中”位置所在，以4位山西最高决策团队成员的常委先后倒台而被誉为中纪委打虎最大的“景阳冈”。其中，白云还是十八大后首位被干掉的“母老虎”。另外引人关注的是，这4位“落马”的山西省委常委竟然都是晋籍。
2011年11月产生的第10届山西省委13名常委中，共有王君、胡苏平、高建民、陈川平、聂春玉、杜善学6人是晋籍，与第9届相比进一步缩减。2006年10月产生的第9届山西省委常委13人中，金银焕（女，副书记）、薛延忠、申联彬、申维辰、杜玉林、梁滨、高建民、李政文8人均为山西籍。由此可见，在晋官难当的地方政治背景下中央所采取的应对策略。2011年11月至今，虽然不断有成员进出的调整，但第10届山西省委一直保持着6名山西籍常委定额，不增不减。譬如，大同籍的王君2012年12月调任内蒙古党委书记后，五台籍的白云2013年1月“入常”；而籍贯为北京的金道铭1月卸下的省委副书记职缺，在6月由浙江籍的楼阳生接任。
事实上，除了上述8名中纪委立案调查的山西在职高级干部外，曾任山西省委常委、太原市委书记，2010年后进京担任中宣部副部长、中国科协党组书记等职的申维辰据信也卷入了山西贪腐窝案，籍贯为山西潞城的他今年4月12日被宣布“正在接受组织调查”。
为“虎”作伥的“苍蝇”们
今年以“老虎”现形最多从而领跑其他30个省区市的山西官场，被拍掉的“苍蝇”们也相对客观。就在中纪委监察部网站8月29日17时25分许通报白云“落马”后的发出后不到1小时，山西省纪委监察网18时15分发文称，“今年以来，我省纪检监察机关认真贯彻落实党的十八大精神，围绕中心，服务大局，为我省经济社会发展提供政治和纪律保证。”
这篇文章并公布了2014年1-7月山西省各级纪检监察机关的“政绩”：“全省各级纪检监察机关共受理群众举报41689件（次），初核案件线索6352件，立查案件6712件，结案6515件，与去年同期相比分别上升126.77%、44.59%、45.16%和43.16%；处分违纪党员干部7148人，同比上升41.85%，其中，市厅级干部13人，县处级干部208人，同比分别上升44.4%和66.4%。”
也就是说，在中纪委反腐“雷暴”击向在晋工作的中管干部时，受中纪委、山西省委双重领导的山西省纪委也及时“亮剑”，拍打“苍蝇”。
这13名山西省的市厅级干部中，包括较为引人关注的丁雪峰、柳遂记、王茂设等人。这些“苍蝇”们与“落马”的4位晋籍省委常委之间存在着如乡党、前后任等种种勾连。如白云和王茂设之间，聂春玉、杜善学和丁雪峰之间，等等。
白云曾任共青团朔州市委书记，吕梁地（市）委副书记，阳泉市长、市委书记等职，2012年1月调任运城市委书记，2013年1月升任省委常委。2013年2月，她在接替改兼省委秘书长的聂春玉兼任统战部长时，将运城市委书记交接给王茂设。而王茂设在今年6月“落马”。
聂春玉在2004至2006年间曾任吕梁市委副书记、市长，而丁雪峰其时担任吕梁副市长。随后，杜善学2011年1月至2012年1月间任吕梁市委书记时，丁雪峰担任吕梁市委副书记，后在杜善学调往太原任职后于2012年1月起任代市长、市长。在吕梁经营超过10年的丁雪峰因而既是聂春玉、杜善学、白云3位晋籍“落马”省委常委的同僚，同时也是聂春玉所任的吕梁市长继任者。丁雪峰其后在2013年12月底“失联”，2014年2月被免职，并与金道铭一起在2014年4月被褫夺十二届全国人大代表资格。
另外，陈川平、令政策、柳遂记都是山西平陆人，而晋南的平陆县则隶属地级运城市。就在陈川平被宣布“落马”的次日，太原市委8月24日召开常委会议宣布免去柳遂记的市委常委职务，并提名免去市公安局长职务，公安部治安管理局副局长汪凡“空降”接任市委常委、市公安局党委书记，并被提名市公安局长。
8月29日，白云、任润厚“落马”当天，经太原市人大常委会第23次会议表决通过，汪凡接替柳遂记任市公安局长，从而成为27个省（区）中罕见的不由本省籍而由公安部“空降”的省城（首府）公安一把手。而柳遂记也成为太原市公安局3年内连续“落马”的第三任局长。
后续：山西将迎来多位“空降兵”？
事实上，公安部“空降”副厅级的汪凡至山西省城担任副厅级公安局长这一破常规的人事安排，被认为是中央对山西省本地人事安排不信任的信号，并进而引发了外界关于4位晋籍“落马”省委常委的空缺人选或将多由外调的猜想。
山西省委常委班子外调官员补缺这种后续人事安排的猜想，在十八届中央候补委员、天津副市长任学锋8月“空降”羊城主政时更是愈演愈烈。
8月27日，万庆良“落马”整两个月后，拥有副省级城市和广东省会双重身份的广州市委书记一职自20世纪80年底以来首次迎来了任学锋这位“空降兵”。广州一把手上一次“空降”可以追溯至1980年，当时轻工业部原部长梁灵光“空降”至广东接任广州市委第一书记。
从1983年许士杰接替梁灵光主政之后，包括谢非、黄华华、朱小丹、张广宁、万庆良等数任广州“1号”在任职前均有在广东省内长期工作经历。故而，籍贯为河北、成长于天津的任学锋“空降”羊城无疑打破了30多年来的人事惯例。
这也被认为十八大后中央在地方治理人事安排上的新思维，即打破常规，不拘一格降人才。十八大后两位“双非”省府班长的出现被认为是这种新思维的体现：2012年12月和2013年1月，既非十八届中央委员也非中央候补委员的杨雄、魏宏相继主政上海市政府和四川省政府。
就在山西“老虎”、“苍蝇”频现形之际，第10届山西省委书记9月1日调换，似乎佐证了中央彻底整顿山西官场吏治的决心，山西也开始步入“后袁纯清时间”。山西步入“后袁纯清时间”
新华社8月31日、9月1日下午先后宣布山西、吉林两省调整省委主要负责人：“日前，中共中央决定：王儒林同志任山西省委委员、常委、书记，不再担任吉林省委书记、常委、委员职；袁纯清同志不再担任山西省委书记、常委、委员职务，另有任用；巴音朝鲁同志任吉林省委书记”。
吉林、山西同步更换“1号”的决定应在山西两位部级官员白云、任润厚同时被“双杀”的8月29日落定。当天的中央政治局会议除审议通过了《深化党的建设制度改革实施方案》等之外，还“还研究了其他事项”，而正省部级职务的任免需通过政治局。
廉政风暴导致官场“矿难”，更进一步致使省委班长提前“下课”，这在山西省乃至整个内地都比较罕见，令狐安2001年因云南原省长李嘉廷贪腐案而辞任云南省委书记、上调审计署是屈指可数的案例之一。近年来，人们习惯的是山西省长因矿难而引咎辞职，6年前孟学农就因此而恨别山西。
2008年9月8日，山西省临汾市襄汾县新塔矿业公司尾矿库发生特别重大溃坝事故，造成重大人员伤亡。6天后的9月14日，国务院事故调查组初步调查的结论是，“这是一起特别重大责任事故，在社会上造成了特别恶劣的影响……鉴于山西省省长孟学农同志、副省长张建民同志对上述事故负有领导责任……经党中央、国务院批准，同意接受孟学农同志引咎辞去山西省省长职务的请求。”
2008年9月14日上午，中央宣布任命当时正在山西处理矿难事故的国家安监总局局长的晋籍干部王君接替孟学农，从而使山西又回到了煤炭干部主导煤省经济的局面。此前，有沿海经验的于幼军和老成稳重的孟学农先后出掌山西省长就被认为是中央改变山西经济“一煤独大”困局的尝试。
这是孟学农第二次引咎辞任省府班长，上一次是2003年4月他因“非典”辞任北京市长。不过，2014年3月，孟学农首次披露了这次辞职的幕后故事：“当时非典肆虐，他认为中央仅仅拿掉一个卫生部长还不够，要拿掉他这个新上任的北京市长才能引起各方足够的重视。之后中央表扬他，说他为中央担担子，为大局担担子，为组织担担子”。
虽然官方未宣布这次袁纯清去职的具体原因，但中央纪委监察部网站“学思践悟”专栏9月1日凌晨刊发的《落实党风廉政建设主体责任和监督责任之三----权力就是责任责任就要担当》一文或许提供了一个隐性注释：“有的党委书记不明白主体责任和第一责任人的内涵。其实就一句话，党风廉政建设就是党委书记的事，出了问题首先要追究你的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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