9月1日，北京方面撤销了王儒林山西省委委员、常委、书记的职务，原山西省委书记、常委、委员袁纯清另有任用。
自习近平提出“廉政建设出问题先追责党委书记”的规定后，袁纯清成为第一位因触犯此规定而受到处分的省部级高官。
袁纯清并不像他名字一样“纯清”，而是当面说一套，背后做一套。就在他被处分之前，还在中共理论权威杂志《求是》上力棒习近平：“要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党风廉政建设的重要论述”，“切实落实主体责任”。他被调整职务，可谓是自己打了自己的脸，即使表面上再表忠心也不能掩盖其私下的违纪行为。
中纪委也在袁纯清撰文前后发表文章，要干部“增强忧患意识和紧迫感，担负起党要管党治党的历史使命，做到守土有责，守土尽责”、“廉政建设出问题先追责党委书记”。这可以看做是中纪委地位的提升，是中央在与地方势力角逐上的优势。可以看出，这是中纪委对习近平最新指示的最新回应，也是中纪委对习近平反腐工作重视的体现。
有人认为，袁纯清是团派的人，猜想这可能是中央对团派的边缘。但是，种种迹象表明，这与派系斗争无关，而是袁被牵扯进山西腐败窝案。自袁纯清任职以来，山西腐败程度相较以前更为严重，中共中央、特别是中纪委介入才使腐败得到遏制。
这样看来，地方官场的腐败如果没有外力介入，是很难自己给自己动手术的。而中纪委的介入也证明外来力量的干涉确实有效。十八大后不到一年的时间里，山西共有六位省部级官员落马，常委就超过四位。这在全国已领先纪录，山西腐败的严重程度可想而知。从中，也可看出习王反腐的力度空前。
习近平上任后，建立了“双重领导制度”，即各级党委对党风廉政建设负主要责任，对发现的案件向同级党委和上级纪委汇报，主要干部任命以上级纪委与组织部提名为准。这一系列作法，都在遏制腐败蔓延。也正是在这种改良后的制度保证下，山西腐败窝案才能被调查。山西的案件，对于全国其它地方腐败案件的查处有很强的示范作用。
对袁纯清的处理，按多维名博、海外知名评论家“牛泪”所说是采用“王乐泉模式”，即“另有任用”的模式。当年新疆“7.5事件”后，维族人与当地汉人对新疆自治区党委书记和新疆建设兵团第一书记王乐泉的工作都不甚满意。于是，中共中央决定给王乐泉一个中央政法委副书记的虚职，架空他的权力。
有政情分析家将袁纯清与王乐泉相比说明一个问题，就是中央今后不仅会对涉及腐败的官员进行处理，还要建立问责机制，以架空党委一把手的方式对责任人进行处罚。这样不但把最容易犯事的党内一把手团结到了中央的周围，也有效遏制了腐败，而这是目前看来最恰当的处理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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